【量化历史研究】企业生存与工厂崛起

工厂是工业革命最具变革性的创新之一。以阿尔弗雷德·钱德勒为代表的商业史学家普遍认为，大规模机械化工厂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作坊。然而，一部分文献仍然强调在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效率提升的可能性。既有文献关于工业组织形式如何影响企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表现，缺乏系统性实证证据。

基于此，Thor Berger等学者使用瑞典工业化时期的纵向企业层级数据（1864-1890年），描绘了从小规模的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工厂的转变，并发现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企业生存能力的差异。尽管在早期工业化阶段，非机械化的组织可以与工厂竞争，但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工厂的生存优势逐渐显现，主要可以归因于其规模、劳动生产率和技术。

一

数据与概念界定

作者使用了瑞典历史制造业普查(Fabriksberättelserna)中数字化的企业数据，该数据详细记载了瑞典制造业企业有关就业情况、产出、技术使用和所有权的年度信息。

研究范围确定为1864-1890年，对应瑞典工业发展的形成期，目的在于比较三种典型工业组织形式，即小作坊（artisan shop）、大作坊（manufactory）和工厂（factory）的表现。三者之间的区分主要根据两个方面：一是是否使用蒸气或水力，二是雇佣工人数量。小作坊与大作坊分别对应小型和大型非机械化企业，工厂则以使用机械为特征；小作坊的工人数量一般小于7人。

二

从小作坊到大工厂：工业化的历史描绘

瑞典工业化进程经历了从小作坊到大工厂的结构性转变。如下图1所示，首先，在1864年行会制度的最后残余被废除时，约60%的工业企业是小手工作坊，然而到了1880年代，工厂已经成为工业企业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其次，虽然1864年至1890年小作坊数量减少了约500家，但工业企业总人数却从10500人增加到22000人。这说明，工厂的崛起是由于工厂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手工艺人和作坊的绝对消亡。

图1 1864-1890年瑞典不同形式工业企业数量与工人数量

此外，作者强调，即使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小作坊仍然是瑞典工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64-1890年间位于中位数水平的企业的雇佣工人数仅为5人。

三

生存优势：工厂崛起的关键原因

作者提出了三个可能解释工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原因——企业的进入、转换与退出。原因一：企业家认识到工厂在机械设备与规模上的优势，因此在进入市场时会更多直接选择工厂的形式。原因二：企业家可能在后来的主动或被动学习过程中发现工厂是更好的组织形式，从而将小作坊、大作坊转变成工厂。原因三：与非机械化的作坊相比，机械化的工厂可能表现出更低的退出率，即具有生存优势。

对于原因一，作者进行OLS回归发现新成立的企业在选择生产组织形式时，事实上较少选择机械化生产的工厂形式。对于原因二，作者研究指出，每年只约有3%的非机械化的作坊转变为工厂，因此这还不足以解释工厂的崛起。以上说明，瑞典工业化进程中工厂崛起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以新工厂企业形式的进入，以及原有组织形式转换为工厂，而是这三种不同组织形式生存能力的差异。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作者估计了Cox比例风险模型以研究企业的不同组织形式对其生存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与非机械化企业相比，工厂的退出可能性低约40%。此外，与小作坊相比，大作坊和工厂的退出可能性分别低39%和48%，这表明即使在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劳动分工或规模经济的收益。

研究还表明存在行业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尽管在所有行业中，工厂的生存时间更长，但工厂的生存优势在现代化行业如化学或机械和仪器等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皮革或木材等传统行业中优势不太明显；尽管工厂和大作坊在城市和农村都表现出更高的生存率，但它们在城市地区的相对生存优势更大。

为说明工厂何以存在生存优势，作者进一步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以检验企业特征与生存优势之间的关联，如生产力、生产规模、技术和创新、所有权制度、雇佣妇女和儿童的多少、地理位置……研究结果表明，工厂的生存优势主要归因于其更大的规模、劳动生产率以及工厂系统的技术活力。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些因素成为了影响企业生存的重要决定因素。作者还指出，在工业化早期，大作坊由于分工与规模，也具有一定竞争力；而工厂由于最初缺乏标准化的知识，新技术的应用效率低下，因此发挥作用不明显。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瑞典工业化期间企业级纵向数据，描绘了瑞典工业化的历史动态，首次提供了关于工业化期间企业生存的系统性证据，强调了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在企业生存中的重要性，为理解工业化时期企业生存和组织形式变迁提供了新的见解，并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工业发展障碍提供了历史视角。此外，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扩张来提升生存机会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