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成为丹麦”：乡村精英对发展的作用

丹麦学生日常对着奶牛演奏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今天的丹麦是一个生活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十大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2017年的人均名义国民收入排名居世界第10位。但丹麦曾经也有许多耕地，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历史，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1775年左右，丹麦的马尔萨斯时期结束，进入了后马尔萨斯时期，约100年后，又被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所取代。丹麦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主要依靠食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而丹麦的食品加工业对英国维持工业革命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截止19世纪末，丹麦已经成为黄油和培根等英国主食的主要外国供应商。Lampe和Sharp（2018）提出18世纪部分地主精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认为他们开启了19世纪末工业化奶牛场出现的进程。

在Boberg-Fazlic、Jensen、Lampe等近期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的文章中，作者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他们探讨了19世纪80年代丹麦工业化乳品业发展和扩张过程中精英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8世纪由德国北部的地主精英引入的早期原始现代牛奶场的位置，解释了1890年工业化乳品厂的位置。

在丹麦以外，精英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是源远流长的，农业精英通常仅仅是非常偶然地对发展有利，然而他们如何通过知识传播来促进增长目前尚不清楚。在丹麦，一种新技术——自动奶油分离器（蒸汽动力离心机）和一种新制度——合作化制度的奶油厂催生了现代乳品业的出现，并推动了丹麦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走向繁荣。

1882年丹麦第一家合作化奶油厂成立后，此后十年时间里，数百家合作化奶油厂遍布全国。丹麦的生产力随之大幅上升，产出激增，在黄油和其他的重要农产品市场中占据了大量份额，经济的高速发展甚至还追上了当时的领先经济体。与此同时，爱尔兰和荷兰的传统农产品供应商失去了相应的市场份额。

农村合作化制度的兴起通常被认为是丹麦成为现代丹麦的重要原因，该制度给农民提供了各种实际利益（例如筹集资金和品控能力），作者在文中表明是丹麦的乡村精英推动了合作化制度的兴起。尽管这些精英在传统意义上是大地主，常常还是贵族地主，但其中的一部分“知识精英”通过转让技术，特别是通过引进新的农业生产方法，为当地农业提供了灵感、教育和启蒙思想。以往文献中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在农村实行合作化来实现发展，然而一个拥有大量农民和奶牛的国家（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或二战后的印度）可以简单地通过合作化就能摆脱不发达水平，这种想法是有待商榷的，合作化制度的发展至少是站在精英百年累积的肩膀上才成功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丹麦18世纪的地主精英对19世纪80年代工业化乳品业发展和扩张的影响，作者搜集整理了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构建了全新的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

作者基于该数据集中教区层面的数据（1675个教区）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还证明了该结果在其他的回归模型中（将丹麦划分为38010个1*1km的地理单元格）依然是稳健的。控制了大量与合作化制度相关的决定性因素，作者发现，1890年每个教区的合作奶油厂数量（以教区质心到每个合作奶油厂距离的倒数为权重，该教区合作奶油厂的总数）与该教区精英影响力相关。该回归结果表明，某一教区的精英影响力越大，该教区的合作奶油厂数量越多。

其中，作者利用经税收评估和土地质量调整后，以1782年原始现代奶牛场所在庄园到教区质心的距离进行加权，以拥有原始现代奶牛场的庄园规模之和作为衡量精英影响力的代理变量。这是因为精英的影响力随着庄园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但随着距离的拉远而减少。换言之，距离庄园越近、庄园规模越大，精英在知识溢出方面的影响力就越大。图1展示了1890年合作化奶油厂的地理位置，图2展示了1782年有原始现代奶油厂庄园的位置。

图1 1890年合作化奶油厂的位置

图2 1782年有原始现代奶油厂庄园的位置

此外，为了解决上述实证方法中精英影响力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作者还利用教区中心与名为Sofendal庄园的距离作为衡量精英影响力的工具变量，进行了因果识别。选择该工具变量是因为这与历史事实一致，Sofendal是归Moltke所有的庄园，也是第一个建立原始现代奶油厂的庄园，更是在此地首次建立了引发丹麦现代化奶牛场变革的荷斯坦体系的庄园。

荷斯坦体系在Moltke（及他的行政长官Völckers）的启发下，不断向丹麦其他地区传播，距离该庄园越近，精英的影响力越高，反之越低。回归结果显示，精英影响力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该教区工业化奶牛场数量平均增加56%，该结果不仅在统计学上显著，也在经济意义上高度显著。此外，该结果在其他的回归模型中仍然稳健。实证结果证明了18世纪的丹麦地主精英对19世纪80年代工业化乳品业发展和扩张的积极影响。

在影响机制方面，作者发现，18世纪丹麦地主精英对19世纪80年代工业化乳品业发展和扩张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农民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结合实现的。丹麦的乳品工业化时期兴办了一种成人教育学院——“民间高中”，该学校主要为了学习著名牧师、历史学家和诗人格伦特维的哲学思想。在学校，农民在学习格伦特维的哲学思想的同时，还学习到关于农业实践中最佳做法的课程，这满足了农民随着更加现代化乳品厂扩张中产生的教育需求。在地主精英的带动下，“民间高中”在专门从事奶制品生产的地区更为普遍，这些地区也见证了工业化奶油厂（合作奶油厂）的兴起和更高的当地收入。

地主精英鼓励对乳品业的投资，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再结合奶牛厂的物质资本，推动了合作化奶油厂（工业化农业）的形式和蒸汽动力离心机的发明被快速接纳采用。作者的实证结果也表明，拥有更多原始的现代奶牛场地区的合作化奶油厂密度更大，并与“民间高中”相关。

19世纪的丹麦实现了乳品业工业化标志着步入现代经济增长国家行列，其影响也是长远的。一是体现在经济方面，作者利用20世纪初的财产税和工资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直至20世纪初，地区的合作化企业数量与当地财富水平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是体现在文化方面，作者通过是否参加选举来衡量是否信仰民主主义，通过是否参加选举，尤其通过是否接受丹麦政府大规模新冠肺炎检测和疫苗接种来衡量是否信仰个人主义，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当初在“民间高中”学习的格伦特维主义思想渗入整个丹麦文化中，并表现为当今丹麦的信仰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特征。总体来说，精英不止影响了丹麦的经济领域，还影响了一系列特定的价值观，促使丹麦形成了当今以高生活水平、平等、民主、自由为特征的社会。

总而言之，作者的研究实证分析了丹麦是如何“成为丹麦”的。研究表明，1882年至1890年间，丹麦工业化乳品业极其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创新的普及——从大地主精英Schleswig和Holstein在上世纪引入荷斯坦体系开始。作者也根据当前文献描述了这些创新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并渗透到大庄园外的农民手中的。

然而，从不那么乐观的角度来看，丹麦实现乳品业工业化的整个进程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机构、技术、学校等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也不是在合作化制度出现的第一个十年内出现的。在19世纪80年代，农民们不会知道他们的相对优势在于乳品业，如果原始现代化奶牛场从未存在过，他们甚至不会有合作化奶油厂。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将丹麦式合作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的尝试相对失败，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爱尔兰、20世纪初的冰岛以及最近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当地精英持续地发起整套改革措施，最终推动了合作化制度的出现和繁荣。尽管人们倾向于将合作化制度视为解决农业贫困的良方，但作者的研究表明，这必须与其他改革相结合才行，至少在最初的时候，精英阶层可能比农民自己更适合实施这些改革措施。

最后，还值得注意的是，采用合作化制度的丹麦之所以很容易打入附近工业化大国的市场，是因为这个国家在一战前强烈信奉自由贸易主义。然而，当今贫困的农业国家，即使能够使用文章所述的一系列机制改造农业，也很难将其农产品出口到21世纪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界。

轮值主编：林 展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