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战爆发后，成吉思汗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修订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内舆论界出现了“构建民族英雄”的高潮。其中，原本“非我族类”的成吉思汗，也一跃成为了 “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那么问题来了，包括我党在内的社会各界，都是如何宣传和评价成吉思汗的？为什么当时的社会各界，都极为关注成吉思汗陵的西迁进程？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成吉思汗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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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眼中的“成吉思汗”

进入30年代后，基于“唤醒民众的民族自信”与“构建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双重需要，“名满全球，世界伟人”的成吉思汗，迅速成为了深受各界追捧的对象。

《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1）北平蒙藏学校的“官方纪念”

根据蒙古习惯法，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是成吉思汗春季查干苏鲁克大典主祭日。在每年的这一天，北平蒙藏学校都会照例举行纪念大会，“参加者除本校师生外，还有蒙古各界代表、各报记者，有时还有些外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的进步青年们都会借“纪念成吉思汗”之机，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图为1923年在蒙藏学校学习的内蒙古进步青年的合影，前排左五是乌兰夫、左二为多松年，第四排最右为荣耀先

比如在1934年的纪念大会上，悬挂于礼堂正中成吉思汗像两侧的对联，分别是“想当年成吉思汗地跨欧亚完成帝国事业”与“望嗣后蒙古青年主掌盟旗复振民族精神”，充分表现出了与侵略者奋战到底的气概。

教务长吴英荃在致辞中指出：“当兹中国危亡迫切的时候，来纪念这位轰轰烈烈的成吉思汗先烈，兄弟实在觉得是有无限的感慨！元太祖武功强烈，惟讨东瀛，未竞全功，而它正是我们目前的最大仇敌，我们纪念元太祖，更要以坚决的意志，将此前仇旧恨一律涤清。”

老照片中的蒙藏学校

1935年，该校举照例办了“成吉思汗纪念大会”。筹备会主席云文翰在致辞中指出，举办纪念大会的目的就是“表扬先烈的伟业而知所愧悔，由愧悔而省悟；认清我们当前的危机，而知所奋发，以恢复我们过去历史的光荣。”

据《北平蒙藏学校纪念元太祖大会志盛》中的记载，在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校长黄开文将成吉思汗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教务长吴英荃不仅将成吉思汗视为与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一样的“有统一世界理想之大英雄”，还一再强调他“不但不是破坏世界文明的侵略者，而且是一位促进世界文明者”。

老照片中的蒙藏学校

1936年，该校再度举办“成吉思汗纪念大会”。其中，时任训育主任鲍维翰公开表示：“现在的国家，现在的蒙古，已经到了非常危险时期，吾们尚能在这里平安念书，实在难得的机会，成吉思汗能在荒凉的漠北振奋起来，我们在这美好的环境里，难道不能奋勉吗？”

学生周中孚认为，纪念成吉思汗“一方面要景仰他的武功，再方面要效法他的能干，尤其更要效法用人不分畛域的精神。我们五大民族，打破一切畛域思想，来进行为国家为民族的事情才好”。

老照片中的蒙藏学校

学生云从龙在《纪念成吉思汗》在一文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东蒙古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生吞活剥地夺去，而现在西蒙古所处之地位，又是四面楚歌，在失地未有收复之先，痛定思痛之中，来纪念成吉思汗，我们希望蒙古青年，效法先烈的精神，打破恶劣的环境，为蒙古民族谋幸福而奋斗，为蒙古民族图生存而牺牲。”

2）杂志报刊中的成吉思汗

在日本学者坂口楧次郎编写的《成吉思汗少年史》一书中，成吉思汗不仅是“实行帝国主义之东亚第一人”，还是一个胸怀大志，倡导立宪共和体制与男女平权思想，“思想已开欧洲开明之先声的伟人”（拓展阅读：身为“蒙古圣祖”的成吉思汗，为什么会在近代日本备受尊崇？）。

那珂通世著《成吉思汗实录》内页

实际上，在近代的中文读物当中，成吉思汗也一度被誉为“具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和大同的思想”的世纪伟人。资料显示，光是在1936年一年，市面上就出现了大批“赞颂成吉思汗”的专题文章。

作者“冷香”在《星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成吉思汗子孙》的文章。他在文中如是写道：“现如今只有中华民族，所以，我们要承认成吉思汗是我们中华民族古代的伟人”。

作者“若谷”在《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七百年前的英名还在成吉思汗的伟绩纪念铁木真的诞辰》的文章。他在文中如是写道：“成吉思汗不仅是中古世纪东方唯一的世界伟人，还是沟通东西文化的第一个开路先锋，一个具有雄才的大军事家兼大政治家，亚历山大大帝与拿破仑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老照片中的《申报》

作者“吕知止”在《成吉思汗逝世七百十年祭》一文中如是写道：“成吉思汗的残酷横暴，固然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比起各时代的侵略者，尤其是启迪黑人文化掩护其用飞机肆行轰炸无辜的国家，假藉共存共荣暗施其侵略魔手的无赖，似乎还是那中世纪的魔王更具备一些人性”。

用发展的眼光看，以上种种“尊崇成吉思汗”的现象，无一例外都生动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觉察到民族自信和国家认同遭遇严重危机时，“期望民族复兴所做出的努力”（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汉族西来说”？）。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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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陵西迁的历史进程

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逐渐站稳脚跟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谋划“内蒙古与内地各省建制”的一体化。1928年，国民政府增设绥远、察哈尔与热河3个行省，并将宁夏道旧属八县与宁夏护军使所属的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合并建为宁夏省。

这就意味着，内蒙古境内的六个盟、两个特别部、四个特别旗与一个达里冈崖牧场，分别被划入到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热河、绥远与宁夏等省。

1933年的民国地图

1）德王与“内蒙古自治运动”

众所周知，当时的内蒙古地方一直推行着更具自主性的盟旗制度。在各地的蒙古王公们看来，国民政府推行的这一“改土归流”举措，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1928年7月，察哈尔部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蒙旗联合自治”。11月，“蒙古代表团”专程赴京“反对改省”。为了缓和矛盾，国民政府特意于1930年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不过，“蒙古自治方案”一直未被提上官方日程。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蒙古会议”现场

见南京方面态度消极，内蒙古王公们决定“自己行动起来”。1933年7月，时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赶赴百灵庙与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云端旺楚克等人取得了联系并召开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

9月28日，参会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以及伊克昭的各旗王公们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实行高度自治”的通电。电文中宣称，“（内蒙古）要成立自治政府，由其统揽内蒙原有各盟、部、旗领域内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外之一切治权，实现高度自治”。

面对波涛汹涌的民意，本就内外交困的国民政府只能选择妥协，即“同意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与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不过，“已废盟旗而改省县之地方，仍实行省县制度。”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内蒙古自治大会”现场

1934年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其中，云王当选为委员长，锡盟盟长索王索诺木拉布坦与伊盟盟长沙王沙克都尔札布当选为副委员长。但需要指出的是，“蒙政会”的实权一直掌握在年富力强的秘书长德王的手中。

不可否认的是，“内蒙古地方自治”根本不符合国民政府的根本利益。因此，南京方面不仅多次欠拨经费，而且驻防绥远省的傅作义等人也频繁掣肘，一度欲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兵戎相见。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傅作义与德王等人

在关东军特务的蛊惑和拉拢下，一直将“复兴蒙古”视为己任的德王，选择走上了“联日”与“独立”的道路。1935年11月，他亲访“满洲国”，并先后收到了关东军赠予的5千支步枪、200万发子弹与50万元的“赞助费”。

备受鼓舞的德王决定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蒙古政权组织”。1936年2月，他在自己的王府建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不仅亲自到会祝贺，并宣称“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蒙古旗”

4月24日，德王在乌珠穆沁右旗主持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并提出了“实现内外蒙古和青海蒙古为一体，建立蒙古国”的“奋斗目标”。参会的关东军特务田中隆吉表示，“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

5月12日，“蒙古军政府”在嘉卜寺正式成立，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便扩充至一万三千人。资料显示，从4月份开始，“军政府”每个月都可以从日本人手里领到30万元的“补助”。不过，由于田中隆吉好大喜功，在1936年11月贸然发动“绥远事变”，致使“蒙古军”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虽远抗战”中的晋绥军

2）“成陵西迁”与“成吉思汗纪念”

1937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发动“察哈尔作战”。10月，由关东军组成的察哈尔兵团先后攻克归绥（呼和浩特）与包头。27日，在日本的扶持下，德王在归绥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担任主席一职。

11月22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联合“察南自治政府”与“晋北自治政府”，共同在张家口签订《关于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协定》，决定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拓展阅读：虚无缥缈“建国梦”：德王与“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

就任“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的德王

伴随着日本各方势力的强力渗透，内蒙古多地都传出了诸如“日寇要来盗取大汗之陵寝”的传闻。面对如此威胁，时任绥境蒙政会会长沙王以“伊克昭盟盟长与保安长官”的名义，呈文蒙藏委员会转请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提出了迁移成吉思汗陵的书面报告。

蒙藏委员会不仅对沙王的提议给予了高度赞赏，并将之视为“深明大义的体现”。1939年3月18日，蒙藏委员会拟定《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办法》，对迁灵地点与路线、护送方式、护灵经费等进行了规定。

沙王，汉名魁占，成吉思汗第30代孙，达延汗第16代孙

6月9日，沙王与时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等蒙汉官员，分别在伊金霍洛旗和苏定霍洛旗两地“致祭成吉思汗陵及其遗剑”。6月11日，成吉思汗灵柩启程，国民党22军与新一军负责护卫工作。

6月15日，车队经过陕西榆林。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车队路过时，“榆城全市悬旗，出城列队欢迎之公务员、军队、学生、商民绵亘数里，奉移陵寝大队到达时全城鸣放爆竹。”

成陵内迁途中

6月1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十里铺设立了迎灵办事处。据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报道：

“延安市各机关、学校、部队人员均于当日清晨齐赴十里铺，共百十余单位近万余人。十里铺前用布幔布置灵堂，中央悬‘世界巨人’的横额，两旁悬‘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的团结起来!’‘承认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联语，灵堂前用翠草鲜花扎成高大牌楼一座，‘恭迎成吉思汗灵榇’的匾额横悬在牌楼。”

迎灵办事处的延安各界人士

6月21日11时，车队抵达延安。据《新中华报》报道，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与延安100多个单位各界人士合计2万余人迎灵，“保卫伊金霍洛，保卫内蒙，保卫中国”与“蒙汉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此起彼伏。

12时，祭祀典礼正式开始，谢觉哉带领全体人员向成吉思汗灵柩敬礼并颂读祭文。

《新中华报》中的报道

6月25日，车队抵达西安。据《大公报》报道，“车队于当日凌晨6时抵达西安郊外，灵车上悬挂党国旗及红黄彩绸。车停之后，各界即举行迎祭，由蒋鼎文主祭，行礼后灵车启行。”

当日晚上，蒋鼎文设宴招待了护灵人员。与此同时，各界代表及民众数万人举行公祭，会场悬有各方致祭挽联。

其中，陕西省国民党党部的挽联上书“勿忘大汗遗训，广土众民，欲御敌，要合众心为一；实行总理主义，抗战建国，进大同，必须意志集中”一句，陕西教育厅厅长王捷三的挽联上书“伟烈迈中西，屈指民族英雄，公自大名垂宇宙；馨香崇报享，伤心河山破碎，我于此处拜威灵”一句。

成陵西迁车队

7月1日，车队抵达甘肃兴隆山。至此，“成陵奉移大典”圆满落幕。据《大公报》报道，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亲自主持安灵大祭，“佛殿四周，幔以黄绫，成陵居中，右为太祖御剑，左为太祖福晋灵榇，祭仪严肃。”

对此，署名“秋生”的作者在《从成吉思汗灵寝内移说起》一文中指出，“此度奉移内迁，自属贤明举措，足见中央在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中，并未忽略对于边民的爱护”。

成吉思汗陵，最终安置与甘肃兴隆山大佛殿

统筹成陵西迁的沙王在公开场合表示：“布（沙王本人）为继承世祖剿倭未遂之志，敬告在天之灵，祈祷默佑，事毕遄返，率领蒙古健儿与倭奋斗，任何牺牲，决不顾惜”。

担任护送专员的贡帙札布认为：“此次移陵，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身上来说，是一件大事；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曾有抗日的遗志，现在我们抗战，如果大汗在天有知，当含笑预祝胜利。此次移陵意义重大，一切可表现蒙旗同胞抗战的决心。我们当誓死拥护中央，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复兴中华民族。”

延安各界人士公祭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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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的“成吉思汗”纪念活动

鉴于南京国民政府在“内蒙古自治”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我党在涉及内蒙古地方的文件中不仅没有使用绥远、热河等省域名称，还一再对外呼吁“务必按照民族自决与联邦制的办法，解决内蒙古问题。”

与此同时，党的统战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拓展阅读：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内蒙古革命史上的转折与征程（修订版））。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全体教职员在延安合影

1）党的“成吉思汗纪念活动”

1940年3月31日，我党在延安隆重召开了“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这就意味着，党的民族统战工作被提升到了组织制度层面。据《新中华报》报道：

大会除了党的主要领导参加之外，以沙王为首的蒙古族代表，孙科、宋庆龄等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吴玉章、林伯渠等大会主席团成员均悉数参加。

另外，包括蒙、汉、藏等多个民族的同胞与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内的合计千余人也加入了进来。客观地说，这是我党推行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的一次实践。

抗战时期的成陵八白宫

除了成立专门机构之外，我党每年都会组织召开常规化的“成吉思汗几年大会”。1940年7月24日，成吉思汗纪念堂落成，并举行了夏季公祭成吉思汗活动。

据《新中华报》报道，主会场红色横联题有“成吉思汗纪念堂”几个大字，下面悬着黄色的题为“世界巨人”的横匾；主席台悬有成吉思汗画像，两旁分别悬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主席画像，“古今世界巨人可谓荟萃一堂”。

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遗址

1944年，延安召开了成吉思汗春祭大会。据《解放日报》报道，“成吉思汗纪念堂内立有成吉思汗石膏像，像前堆着供品、全羊和五杯清澈的酒水，四周贴满蒙文美术标语。”

同时，“延安全体蒙胞、各少数民族暨各机关学校代表百余人前往奠祭，全体蒙古同胞以极虔诚的心情，为其英雄先祖敬香、敬酒、敬表和哈达等。最后继以蒙汉两种语言诵读成吉思汗祭文。”

一言概之，纪念仪式程序无不尊重蒙古文化与习俗，处处体现着“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的理念。

老照片中的延安

2）党是如何评价成吉思汗的？

在我党组织的纪念大会中，都会设置常规的报告、演讲等环节，在赞颂成吉思汗“伟大功绩”的同时，还会号召抗战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在1940年的成吉思汗纪念大会上，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拓展阅读：正本清源 ：什么是“三区革命”？）在在致辞中指出：“纪念成吉思汗，要实行民族平等，研究优良的蒙古文化，将它继承和发扬起来，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蒙古文化促进会会长的吴玉章强调：“（成吉思汗）由很小的被压迫的部落振作起来，为民族雪耻，为父兄报仇，抵抗外族侵略，打败了强大的金国。纪念成吉思汗，就是要发扬我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团结国内各民族争取抗战胜利。”

董必武（左）与吴玉章

在1941年成吉思汗纪念大会上，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系统阐述了“纪念成吉思汗的四点意义”，其中包括了“学习成吉思汗团结内部和击退外敌的民族精神”与“帮助蒙古同胞，复活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

在1942年的成吉思汗纪念大会上，吴玉章强调：“（成吉思汗）为蒙古人所崇拜，为世界人士所称道，他建立过地跨欧亚的一个大国家，他能团结民族来抵御外侮，始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敌人搏斗”。

边区政府军委员的那素滴勒盖认为，“我们蒙古人要以成吉思汗的精神来团结各民族。只要全中国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可以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强盗。”

老照片中的延安

1944年成吉思汗春祭，负责统战工作的乌兰夫发表了主题纪念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成吉思汗）具备反抗侵略，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实是使弱小的蒙古民族，一变而为威震寰宇的强大民族的重要因素，继续这种光辉的传统，是我们每一个成吉思汗的子孙在今天对日抗战中应有的精神”。

与此同时，他不仅在文中思路清晰地阐述了我党一直倡导的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并对国民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拓展阅读：近代革命风暴中的内蒙古：“伊盟事变”的前世今生）：

“但自一九二七年以后，种政策却为大汉族主义所代替，复陷千万蒙胞于同化高压之下。直至抗战后，还影响到蒙古民族的团结抗日，这是非常不幸的。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将依靠在蒙胞和共产党的团结和互相信赖上面。”

《论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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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用发展的眼光看，“民族英雄”是一个含义极广、包容极强的概念。至于成吉思汗被构建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史实，里面固然有功利性的内涵，但也是时代的必然。

毕竟，当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时，我们需要团结各民族同胞共同抗日。因此，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被纳入“中华民族”的“英雄谱”一事，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其结果就是，成吉思汗不仅“升级”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更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抗击外侮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