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奥斯曼帝国发生过“消费革命”吗？

理解消费主义根源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消费“民主化”是否为早期欧洲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消费被认为是19世纪前欧洲优势的领域之一。有历史学家将消费主义视为西方现代性的先驱。部分经济史学家进一步称，消费需求方面的变化为生产和分配商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从而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种种说法似乎表明，消费主义是西方的产物，并且只在那些经历现代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出口的地区成长。事实如此么？Pınar Ceylan（2023）基于18和19世纪奥斯曼帝国遗嘱清单数据，深入研究了非精英群体动产所有权的演变轨迹。

许多学者将郁金香时代（1718-1730）视作为普通奥斯曼人的转折点。18世纪随着耐用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的所有权变得普遍，新的消费模式逐渐扩大和深化。特别是17和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经历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后，社会阶层间较大的流动性导致了新的社会和经济抱负。一些学者认为，在这种“流动的社会结构”中，消费逐渐成为奥斯曼人追求声望和政治地位的一种方式，人们开始通过展示自己的物质财富来维护自己的地位（Karababa 2012）。

作者将关注焦点放在奥斯曼帝国的于斯屈达尔地区（Üsküdar）。该地区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侧，18和19世纪是奥斯曼帝国首都的四个官方分区之一，人口规模约6万，其中穆斯林占2/3，剩余是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说土耳其语的非穆斯林人群。从经济和战略地位上讲，Üsküdar是一个商业和军事中心，位于首都郊区和东部主要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在向首都输送物资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Üsküdar保持着半乡村性质，镇上有许多商店、清真寺、慈善厨房、宗教学校和苦行僧小屋等，为居民通过消费塑造身份提供了较多机会（Overton et al. 2004）。

据此，作者使用1700年至1850年间Üsküdar法庭记录的380份遗嘱清单展开研究，清单里详细列出了逝者的财产。他选择6个时间点（1700年、1730年、1760年、1790年、1820年和1850年）通过计算便利指数观察消费随时间的变化。该指数涉及12类商品，有床上用品、坐具、存储设备、地板覆盖物、家用亚麻布、毛巾、照明和加热器具、镜子、时钟、现代家具和服务器具，前7种构成普通奥斯曼家庭的一般商品，后5种最初只出现在富裕的家庭里。

具体来说，作者对每份遗嘱清单计算A和B两个得分，A表示所选商品在库存中是否存在，主要反映商品种类的变化；B表示如果所选商品在库存中出现多次，则会加一分，即反映的是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变化。此外，作者还构建了一个以公斤为单位拥有铜器数量的指标。

要强调的是，作者提到了样本本身的局限性。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较不富裕的人可能越来越不倾向将遗产问题提交法院（认证费用）。其次，样本中妇女和非穆斯林的代表性略显不足，如图1（左）显示，妇女约占样本的40%，非穆斯林占30%，在1700年穆斯林妇女比例约为47%，但到了1790年仅占11%。第三，拥有社会地位的财产所有者越来越多，如图1（右）显示，18世纪上半叶较少人拥有宗教或官方头衔，然而到了1850年，70%的财产所有者拥有官方头衔，1/4拥有宗教头衔。上述情形意味着基于样本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偏误。

图 1 按性别、宗教和社会地位分类的样本比例

针对上述局限性，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奥斯曼遗嘱清单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这可能反映了社会的真实变化，也可能没有。但就本研究的目的来讲，其影响较小。换言之，富人数量可能过多，但穷人也确实出现了，且后一个条件更为重要，因为这是相对以往遗嘱认证记录中关于财产所有权研究的优势之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有效性。

为尽可能规避样本可能对研究造成的扭曲，作者借鉴Overton et al.（2004）的“位置效应”，跨期分析家庭商品种类和数量变化的“时间效应”，试图区分是由于财富增长或者其它社会和经济因素所引起的消费行为变化。表1截取了相关回归结果。

表 1 OLS回归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到，财富与家庭拥有的耐用品的数量和种类密切相关，财富增加一倍，导致A（种类）、B（种类和数量）指数与拥有铜器分别增长20%、24%和44%。其次，与拥有同等财富水平的穆斯林男性相比，穆斯林女性拥有除了铜器以外的更多的家庭用品。此外，拥有社会地位头衔的男性比普通男性的A、B两项得分高出19%和24%。

作者重点关注时间虚拟变量系数的变化。他发现，18世纪下半叶的奥斯曼人并不比1700年时更富有；指数B反映出19世纪中叶奥斯曼人所享有的家庭生活便利，只有在他们的祖先富裕大约4倍的情况下，才可能在19世纪初获得同等水平。

进一步，作者以1700年没有头衔、平均财富水平的奥斯曼人为研究对象观察动产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从1700年到1730年商品所有权有所下降，但1730年到1790年呈上升趋势至19世纪基本保持不变。从量化的角度来说，一个在1700年拥有2989英镑财富的奥斯曼穆斯林男子大约有7种不同的家用耐用品（不包括铜器）；一个世纪后，拥有同等财富的穆斯林男子大约有11种不同类型的家用耐用品。同一时期，代表所拥有商品种类和数量的指数得分B从10上升到15（图2左）。拥有的铜器在1700年是15公斤，在1820年是35公斤，19世纪中期降至23公斤(图2右)。

图 2 1700年没有头衔、中等富裕的奥斯曼人估计结果

至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上述发现是否可以推广到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文中提到，已有文献证明17、18、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出现了非精英群体消费品增加的情况。尽管增加幅度可能不大，但对于1850年以前的农村，他认为在现有研究条件下，尚难以断言农村人口在19世纪之前明显体现出消费主义的行为。

全文结论表明，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奥斯曼人要比他们的祖先生活得更好，消费日益“民主化”。然而，这似乎与西欧“消费触发工业革命”这一流行解释相矛盾。传统观点认为，18世纪西北欧普通人对消费品日益增长的渴望导致了高水平的市场参与和劳动力供应增加，引发了农业革命和原始工业化，并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那么，为什么在非西方世界的奥斯曼帝国地区没有出现早期工业发展？

作者解释道，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工业一直在行会控制之下，行会作为利益集团，通过限制生产、监督质量和价格来保护其成员。在政府支持下，行会有效地抵制了商人建立替代生产的企图，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制造业难以经历资本主义转型，未能像西欧在18世纪那样经历爆炸性的增长。也许，关于大众消费推动农业革命和原始工业化，从而为现代经济增长和工业革命奠定基础的论点应该重新考虑。

轮值主编：蒋 勤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