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哥伦比亚农村冲突的根源：土地、意识形态与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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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未能满足农民的权利和需求时，农民常常寻找替代途径实现目标，如获取军事资源和政治机会，组织起来反抗大地主和/或政府。这些持续的不满情绪成为内战爆发的关键动因。López-Uribe, M. D. P., & Sánchez Torres的研究深入剖析了哥伦比亚农村冲突的根源，着重分析了20世纪初至中期的土地剥夺现象及其与1960年代农民起义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这些土地剥夺情况主要发生在国家未能有效地提供、保护及执行土地财产权的背景下。

作者通过探讨土地剥夺与冲突之间的联系，为深入理解哥伦比亚以及其他类似地区的农村社会动态提供了重要视角。不仅揭示了土地剥夺如何导致农民反叛，还展示了政治意识形态和获得军事资源的过程中对农民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成果为之后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农村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作者基于历史视角分析哥伦比亚农村冲突的根源，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土地剥夺现象，及其与1960年代农民反叛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

（1）土地剥夺的历史背景。哥伦比亚长期的土地冲突根源于国家在确立和执行土地财产权方面的低效率。冲突常见于定居者在边境地区开发土地后寻求土地授权的情境中，随之而来的是大地主对同一土地提出的法律主张。1920年代，随着咖啡出口的增长和适合咖啡种植土地的价值上升，特别是在昆迪纳马卡和托利马地区，土地冲突越发激烈。

（2）农民的政治认同。农业工人通过左翼自由党和共产党在哥伦比亚政治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土地冲突频发的昆迪纳马卡地区，尽管共产党在政治上较为边缘，却有重要的影响力。自由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形成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右翼与倾向社会主义的左翼。

（3）“暴力”时期的动荡。盖坦被暗杀后引发的起义加剧了“暴力”时期的动荡，威胁到了保守党政府的稳定。保守党对自由党成员的镇压，左翼成员的基金行为导致农村地区的混乱。地主参与的镇压行动加剧了地区冲突。

该研究以哥伦比亚市镇为基本分析单位，涉及1964年至1985年间的1120个市镇。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研究重点量化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此期间的暴力行为，包括对平民的威胁、攻击、抢劫和敲诈等。通过累加这些事件数量，形成了反映市镇层面上反叛活动总体情况的累积指标。

研究中的土地剥夺变量基于1914年至1946年间地方政府的正式记录。这些剥夺事件主要发生在拉提夫地区，而非开放的农田边界。涉及的参与方包括大地主、私人公司、农民和占地者，以及中央政府、市长和法官等各级政府机构人员。经过深入分析，研究表明77%的市镇报告涉及直接的土地剥夺问题，而在93%的市镇土地争端申请和报告中提及了威胁或使用暴力。

洪水因素作为一项关键变量，根据1914年至1946年间每个市镇报告的事件数量进行量化，并转换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约28%的市镇在此期间经历了洪水暴发。革命性政治支持的衡量依据为1946年总统选举中左翼自由党领袖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获得的选票比例，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革命思想在政治辩论中的影响。

军事可行性则通过相关虚拟变量来衡量，该变量反映了“暴力”时期（1948—1958年）存在的党派游击队，以及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农民获得武器和军事训练的情况。此外，控制变量的选择包括1946年至1964年间分配给农民的公共土地数量，1925年市镇咖啡树数量作为对出口繁荣的代理指标，以及海拔、降雨量、市镇面积、距离省会的距离以及土壤侵蚀和肥力等地理因素。

表1 描述性统计

作者深入探讨了洪水与土地剥夺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后续叛乱活动。研究中的土地剥夺数据源于转化为土地归还申请的事件，因而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为了评估1914年至1946年间土地剥夺对FARC叛乱活动的影响，作者选用了同期发生的洪水作为土地剥夺的工具变量。洪水造成了对土地的破坏和生产的影响，包括土地记录的丢失、庄稼和动物的物理损害，以及边界的消失，同时可能引起人口流离失所，增加农民的脆弱性。作者提出了一个将气候冲击与国内冲突联系起来的新机制：天气冲击增加农民的脆弱性，进而促使大地主剥夺土地。

作者使用工具变量法，探讨了土地剥夺与“暴力”内战以及古巴革命后游击队群体的兴起和政权巩固之间的关系。FARC，作为哥伦比亚主要的游击队运动，于1964年成立，到1970年代末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支持不断增长的“人民军”，拥有超过18个战线。该研究的关键发现在于历史上的土地剥夺与后续叛乱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洪水暴发导致的土地价值下降和大地主剥夺农民土地的现象中体现出这种关系，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关系如何影响1964年至1985年间的叛乱活动。

研究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评估了意识形态和武器获取及军事训练两个连续中介机制的统计显著性。研究还发现，除了土地剥夺，意识形态传播在冲突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左翼政治运动的增强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加剧，促进了对于不平等和剥夺的集体反抗行动。土地剥夺被证实是农民反叛活动的重要触发因素，表明了历史上土地剥夺与1964年至1985年间叛乱活动之间的紧密关联（具体计量结果参见原文）。

研究揭示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形成过程，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咖啡出口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财产权的不稳定和土地需求的增长，大地主对农民土地的侵占事件频繁发生。农民们的土地被剥夺后，他们在左翼自由党（盖坦主义）和共产党中找到了政治认同和表达不满的途径。

随着“暴力时代”的到来，哥伦比亚保守党政府开始针对那些深受“盖坦主义”影响的地区进行军事行动。这些行动促使受影响地区的农民采取军事抵抗，逐渐培养其成为游击队的军事技能和经验。研究发现，FARC游击队的崛起是农民因土地剥夺产生的不满情绪、革命性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军事能力提升的综合结果。

该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不满情绪能够跨越时间的界限，并在有机会组织起来时成为挑战现状的动力，并最终转化为一场挑战现有社会结构的革命活动。这一发现对于深入理解哥伦比亚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农村社会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预防未来的冲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农村不平等问题，这一研究结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

轮值主编：熊金武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