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军事投资与工业集群的兴起：来自洋务运动的证据

洋务运动时期金陵机器制造局自制的格林炮

军事威胁是影响国家资源分配的关键因素。15世纪到20世纪中叶，大规模和高烈度战争的不断增加，促使许多国家加强了对军事技术的投资。这种国家主导的资本积累和军事技术进步对其他部门存在溢出效应，若溢出效应足够大，则军事投资可能引发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正如日本明治维新与俄国1861年改革。在经历内忧外患后，晚清官员于1861年发起了“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利用西方技术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洋务运动以巩固国防为主要目的，同时对其他工业部门产生了溢出效应：期间，进口制造机器、聘请技术人员、建立翻译学校，将现代科学技术引入中国。

然而，与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1861年改革不同，洋务运动未能使近代中国实现工业化。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经济影响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基于案例研究，认为洋务运动在1895年之前几乎未对私营部门产生溢出效应，并归咎于政府政策不足，在促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方面的努力有限。薄诗雨、刘丛和周彦2023年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上的论文 “Military investment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Evidence from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以洋务运动为研究对象，考察大规模军事投资对民用工业增长的短期与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洋务运动对民营企业进入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仅在政府放松对私营企业进入的限制后才出现。

这篇文章首次对洋务运动带来的经济影响做定量评估，利用暂时的历史工业冲击检验政府计划的影响。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几乎不存在现代工业，投资大多集中于军事部门，为本文提供了相对干净的试验场，便于识别军事投资的影响。尽管洋务运动异于现代产业政策，但研究军事投资溢出到其他部门的机制，丰富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实证依据，夯实了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历史背景

洋务运动是晚清洋务派发起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自救运动。1861年至1894年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30家兵工厂和4家造船厂，生产军事装备、新式武器和船只。洋务运动后期扩展到纺织、采矿等民用工业，但规模有限且阻力较大。1895年，甲午战争的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结束，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同时，政府放松了对民营工业企业的准入限制。

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辅以小规模的手工业。洋务运动中创立的军工厂成为近代工业的起源。期间，军事投资的总额（如进口制造机器、聘请技术人员和翻译书籍的支出）达5500万两，约占清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3.5%。军工厂的产品虽不在市场上流通，但这些军事投资通过投入产出联系、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相关组织基础三个渠道形成对其他部门的溢出效应，影响当地经济。

档案资料显示，军工厂的选址与距海岸线、水道、煤矿、铁矿的距离、是否是州省首府以及到租界的可达性相关。洋务运动早期，多数工厂位于沿海地区，以便在海战中及时补给。但1883年中法战争摧毁福州造船厂后，工厂多在内陆建造。鉴于19世纪后期，清政府内部政治态度的冲突以及分权的财政体制，军工厂的选址主要取决于各地主政官员的态度，而非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

【实证研究】

（一）变量与数据

为考察19世纪后期的军事投资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作者收集了县级层面的数据。被解释变量是工业发展状况，作者用1858-1937年县级新工业企业设立的数据测度当地短期工业发展水平，用1933年县级工业产出衡量长期工业发展水平。县级新工业企业设立的数据源于杜恂诚（1991,2019）；县级工业产出的信息源于1933年经济统计研究所开展的普查活动，1937年刘大钧编制出版了《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关键解释变量是军事投资，作者用洋务运动期间（1861-1894年）该县设立的兵工厂与造船厂数量及其总投资测度，数据来自樊百川（2003）。图1显示，19世纪末建造军工厂的区域与1933年民用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域相吻合，这说明洋务运动可能对非军事工业产生了积极而持续的溢出效应。作者同时量化了军工厂选址的影响因素：国防因素（各县到海岸线的距离）、是否是州省首府、与水路的距离、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1860年前是否是租界或是否有外国公司入驻。此外，作者还控制了其他影响工业发展的变量：行政重要性（县级官方评级）、地理位置（经度和纬度）、工业基础（是否是历史悠久的纺织中心）、交通条件（与铁路的距离）。

图1 军事投资(1861-1894)与工业产值(1933)的空间分布

注：颜色越深表示民用工业产值越高，红色圆形越大表示军事投资越多。

（二）军事投资对工业发展的短期影响

为探究军事投资对工业发展的短期影响，作者构建了1858-1937年工业企业设立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DID）识别军工厂建立是否促进了后续民营工业企业的进入。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

表示新成立工业企业数量加1再取自然对数；

是示性函数，若p市i县在第t年建设有军工厂则为1，否则为0。

是县级固定效应，

为捕捉市级的冲击。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兵工厂建立显著促进了当地民营工业企业的进入。在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相比于未建立军工厂的县，建立军工厂的县的民营工业企业准入数量增加了33.4%。通过替换变量、调整样本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

表1 军工厂建立对企业进入的影响

（三）军事投资对工业发展的长期影响

为探究军事投资对工业发展的长期影响，作者以1933年的民营工业产值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军工厂总投资额为关键解释变量进行横截面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指1933年市县的工业产值，

是洋务运动期间（1861-1894年）p市i县的军工厂总投资。作者对这两个变量做加1再取自然对数的处理。

是市级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2第（1）列所示，洋务运动期间军事投资每增加1%，1933年工业产值提升0.597%。

表2 军事投资对1933年工业发展的影响

鉴于OLS估计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作者利用“军工厂的建立主要依赖地方主政官员的态度”这一史实构造工具变量。为测度政治态度，作者构建了洋务派早期代表人物曾国藩与其他官员的政治网络，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曾国藩与同僚的信件中提取信息。

工具变量

的构造方法如上所示，

表示主政官员与曾国藩的亲近程度，以通信的信件数量测度；

表示i县与主政官员治所之间的最短距离，距离越近则主政官员的影响力越强。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2）列报告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主政官员与曾国藩之间的联系紧密度增加了军事投资，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第（3）列报告了2SLS估计结果，洋务运动期间军事投资每增加1%，1933年工业产值增加0.578%。

机制分析

前述分析证实了洋务运动期间的军事投资显著影响后续工业企业的进入，那么应用专门技术且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军事工业缘何能促进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作者提出军事投资可能通过投入产出联系与固定资本积累、知识溢出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相关组织的发展影响工业发展。

首先，大规模的军事投资可能引致前向与后向关联部门的增长，尤其是洋务运动后期为降低成本普遍就近获取钢铁、煤炭等原材料。作者基于1929年美国普查数据来衡量军工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产业联系[1]。内陆地区与外国市场贸易的成本较高，可能更需要挖掘本地资源，依赖国内上游产品，后向联系更强；内陆与沿海地区以该地是否有条约港口做区分。三重差分（DDD）回归结果显示，军事投资通过产业联系对内陆非港口县的工业发展有积极影响，而进入港口的机会抵消了这种影响。此外，大规模军事投资可能促进当地机器设备的积累，产生集聚效应，并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促进后续工业生产。考虑到建立军工厂可能为民营企业生产机器或生产民用工业产品，作者将总军事投资细分为机械投资与非机械投资，估计结果显示机器投资对促进后续工业发展的作用更大。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与知识外溢有助于工业化早期经济的持续增长。1872年至1875年间，清政府在军事、科学与翻译方面设立了31所学校，派遣了120名学生出国留学。作者认为军事投资通过培育知识精英和促进科学教育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从学科精英名录中遴选出科学家名单并结合不同学校的数据展开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军事投资增加1%，科学家增加0.044%，现代大学增加0.064%，而对中学数量的影响不显著。

最后，长途贸易有助于建立适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洋务运动的军工厂作为早期进行跨国交易的大型制造工厂，可能促进了国际贸易、中介机构的产生以及自建港口的设立。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军工厂以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建立，银行数量越来越多，但对贸易公司和自建港口的影响不显著。

结 论

这篇文章聚焦洋务运动考察军事投资的短期与长期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军事投资对其他工业部门发展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并在数十年后形成工业集群。为夯实因果关系，作者基于“军事投资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政治关系而非经济利益”这一事实构造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着眼于近代中国，但研究结论仍适用于今天的一些国家能力薄弱、现代工业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仍能从进口机械和发展制造业中获益，但对私营企业的准入限制可能削弱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