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亦正亦邪：战斗英雄主义对法国人的专制价值观和与纳粹合作行为的影响

亨利·菲利浦·贝当

1940年7月，法国议会宣布第三共和国的终结，并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了菲利普·贝当，一位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中拯救了法国而受到赞誉的84岁军官。贝当建立了右翼专制的维希政权，并与纳粹德国合作。直至1944年法国被盟军解放，共有96,012名法国人被法国军事情报部门列为积极与纳粹通敌合作，并有数不胜数的人以默许的方式进行相关活动。然而，与其他沦陷的民主国家不同，1940年法国的民选代表并没有选择在流亡中建立一个合法政府。相反，许多人似乎相信历史战争英雄的独裁对于法国的“国家复兴”是必要的。

在什么情况下，民主价值观会受到侵蚀，曾经持久的民主制度会动摇？英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其他令人厌恶的极端政治偏好合法化？由共同的英雄主义形成的等级网络在宣传其领导人的价值观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Julia Cage等学者发表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中的文章利用法国20世纪的自然实验，揭示了英雄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高成本的类型信号，在塑造政治身份和使政治行动合法化方面的影响。

背景和数据

在1916年2月至4月贝当指挥凡尔登战役期间，前线法国军团在他的指挥下任意轮换。共有88%的法国军团登上过凡尔登战役的战场，其中53%直接听令于贝当。根据设计，法军力图保持其线团的互换性，因此军团的轮换时间与他们所在的城市的特点无关。

作者发现，实际上，在凡尔登为贝当效力的军团所在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战前特征非常相似，这包括每个政党在1914年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中的类似投票份额。利用法国34,945个处于城市中的个人和军团层面的数据，作者将这些军团所在地与随后当地与纳粹通敌合作的人数联系起来。关于与纳粹通敌合作的数据，作者利用了一份最新解密的法国情报文件中记录的85,389名活跃纳粹合作者的个人数据。

图1 1916年二月至十二月法国军团在凡尔登战役中的轮转

图2 1940-1945年法国的通敌者分布

基本结果

作者运用回归分析发现，与同省其他类似城市相比，凡尔登战役时贝当领导的城市，在1940年贝当独裁后，个人积极参加合作主义组织的可能性要高7-10%，包括加入法西斯政党、与纳粹的深度经济合作、加入对犹太人和抵抗组织进行镇压的准军事团体，或直接加入德国作战或辅助部队。

作者发现，在凡尔登，其军团恰好在贝当手下轮换的市镇，相对于在另一位将军手下轮换到凡尔登的市镇而言，增加了10,644名活跃的合作者。这个数字与数据中列出的15,401名抵抗运动民兵（Milice）成员相当，是加入臭名昭著的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5,271名法国人的两倍以上。

英雄网络的互补性

对于结果的解释，作者认为这是由于价值观的合法化通过一个互补的英雄等级网络扩散。在个人层面，英雄的产生往往代价高昂，并展示了他们为了国家而放弃个人利益的强烈意愿。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中，这些信号使人们对这些英雄更加的信任，因为他们提出的政策往往反映的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因此，他们在公开支持极端政策时比其他公众人物更加可信，因为其他公众人物的动机可能不太明确。那些在凡尔登战役中在贝当指挥下轮换的军团形成了一个专门与贝当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并被灌输了外来的共同英雄主义信念。这个网络补充了他们指挥官的英雄主义，随后使那些极端政治行为合法化、合理化并被扩散。

为了说明贝当的领导力和在凡尔登建立的英雄网络之间存在互补性，作者利用了所有和平时期和战时任务关于贝当的传记数据，包括凡尔登之前和之后的战地和参谋命令。作者发现，在凡尔登与贝当接触过的军团，其所在城市之间的合作程度较高，但这些联系在该军团军事生涯的其他阶段则不然。

为了进一步突出共同英雄主义的作用，作者利用了1915年1月至1917年6月期间各军团的作战日志和个人奖章颁发的数据。在贝当领导的凡尔登任职的军团，不仅与贝当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而且也被同时代的人视为更加英勇，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英雄奖章。此外，作者确认，英雄事迹与后来的合作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它主要是由贝当领导下凡尔登轮换的人员推动的。

作者进一步收集了法国地方议会选举的数据，来研究贝当对民众政治价值观的动态影响。尽管贝当在一战时期没有担任关键的政治职务，但他早在1918就表现出倾向独裁主义的价值观。在凡尔登，其军团在他手下服役的市镇，尽管在政治上与1914年选举中的其他市镇非常相似，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越来越多地投票给右派（以及后来的极右派）。此外，即使在 1944 年法国解放之后，通敌政权垮台、极右翼政党被取缔、贝当本人也将被判叛国罪，各市镇政治偏好仍存在明显差异。

结 论

本文是第一篇衡量英雄和英雄网络在使政策偏好合法化和传播方面影响的论文。作者运用自然实验构建了一个英雄网络，解决了关于领导力实证文献中的两个主要障碍。首先，本文通过分析英雄已经在其他地方出现的环境，解决了领导者是从内部产生的问题和领导人自主选择运作区域的内生性问题。同时，本文运用的背景也使作者能够研究在二战中更容易被忽视的通敌合作问题，因为合作往往比公开的抵抗和叛乱行为更加隐蔽，因此更难以衡量。

作者认为，这种互补性的存在也可以解释在法国的纳粹活动中一些难以理解的方面，比如为什么在凡尔登英雄的故乡有更多的人加入通敌组织，甚至在1943-44年德国明显快要战败时仍然活跃。将一个英雄视为叛徒，会降低其他所有英雄的可信度，对于贝当尤为如此。因此，凡尔登的英雄们有更多的动力去支持他们的领袖，以保证自己的声誉和整个网络的价值。因此，他们会强化对贝当的支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贝当指挥下，在凡尔登建立了英雄网络的市镇会在纳粹失败和战后仍然支持贝当。

文献来源：Cagé, J., Dagorret, A., Grosjean, P., & Jha, S. (2023). Heroes and villains: The effects of heroism on autocratic values and Nazi collaboration in Fr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3(7), 1888-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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