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20世纪初美国的电气化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电气化显著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左图为1915年电话总机的女性操作员,右图是20世纪20年代在办公室使用早期计算机的女秘书
(图片来源:原文附录)
电气化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之一,电提供的动力大大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直接促进了社会发展;同时它也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利用模式和家庭组织结构,大幅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市场机会和劳动力参与度。
以往文献普遍认为这两种现象是通过采用节省时间的电器使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进而从家庭向市场过渡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在最新研究的一项研究中(Vidart , 2023),作者则通过理论和实证证据提出并检验了一种新的影响机制,该机制强调女性的工作机会增加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
历史背景
自从1892年爱迪生照明公司在纽约市建造起第一座商用发电站,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电气化的动力纷纷进入了美国的中型城镇和城市;然而,农村地区的电气化进程则落后许多。到了1960年,几乎所有的美国家庭都报告说用上了电。在此期间,女性劳动力参与度也显著增加,如图1所示。

图1 电气化率,女性劳动力参与度和高中毕业率1880-1960年
传统文献认为,这两种现象联系在一起是由于许多电器在这一时期获得专利并大量生产,如真空吸尘器(1908年)、洗衣机(1908年)、熨斗(1905年)和冰箱(1915年),这些都提高了家庭生产的生产率。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20世纪家庭生产时间减少的时间。图2表明,在1900年至1960年期间,冰箱、洗衣机和吸尘器等重要的节省时间的电器的采用急剧增加,而女性的家庭生产时间却缓慢下降,大部分下降其实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

图2 电器的采用与女性家庭生产时间
在Vidart (2023)的最新研究中,作者认为电力对市场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为技能型女性创造新工作机会这一人力资本渠道更符合家庭生产时间的趋势。其理念是,电气化为技能型女性创造了市场机会,从而使年轻一代积累更多人力资本,并进一步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
作者的假设得到了历史数据的支持。首先,电力的大规模扩张推动了工作场所的巨大变化,并增加了生产过程的规模和复杂性。这些变化为技能型劳动力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特别是提高了对文职职位的需求,在这些职位中,体力能力并不重要,因此女性劳动力受到青睐(封面图片便是很好的例子)。
其次, 电气化、女性劳动力参与度和人力资本之间的联系与这一时期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趋势相匹配,如图1所示,除了之前讨论的女性劳动力参与度和电气化率增加之外,在1880-1960年期间,25至65岁之间完成高中教育或更高学历的女性比例大幅上升。 另外,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女性职业机会和教育进步的转变,生育率和婚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都表明:20世纪初女性的传统社会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使得女性除了建立家庭之外,还能追求事业(尤其是在生命早期) 。
理论模型与量化分析
作者首先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OLG)模型来阐释这一理论。在模型中,电力行业是有技能倾向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决定是在生命的早期进行的。作者的模型表明,电力提高了技能型劳动的相对生产率,而技能型劳动的体力密集程度低于非技能型劳动,因此更有利于女性就业。然而,这些收益只能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利用,因为只有她们可以从事技术工作。鉴于教育投资的决定是在生命早期提出的,年轻女性相对于老年女性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她们可以协调一生中的人力资本决策,以最大限度地从电气化中获益。这种代沟反过来又导致电气化对女性劳动力参与度的影响通过代际变化而累积,因为新一代人的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并且逐渐取代旧一代。
接下来,作者将该模型的定量版本校准到1880-1940年的美国,并模拟电气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影响的估计。作者发现,人力资本渠道解释了这一时期女性劳动力参与度上升的大约四分之一。 此外,这一渠道将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与家庭生产时间的减少的渠道区分开来,并有助于解释20世纪上半叶女性家庭生产时间的缓慢下降。 实际上这两个渠道相互补充:家庭电气化允许母亲接管十几岁女儿的一些家务,反过来使后者能够更多地专注于学习,并利用电气化在人力资本渠道中获得突出的生产性回报。
微观证据
最后,为了实证验证理论和预测,作者收集了一系列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作者通过对分别包含5409台和5631台发电机信息的历史文件进行数字化,建立了一个包含1911年和1919年公用事业和中央发电站的新数据集。利用这些信息,作者度量了美国每个县发电量。然后,作者使用记录链接算法将这些数据与从1910-1940年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建立的个人层面面板数据集结合起来。
利用这些综合数据来源,作者使用了三重差分(DDD)方法研究了20世纪10年代电气化对不同群体女性一生经济绩效的影响,重点关注电气化影响在教育水平和队列中的异质性。此外,模型设定还包括一系列丰富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统计、收入和财富变量,以及个人、年度、各州和县的固定效应。
作者发现,在1920年(相对于1910年),电气化引发的15-20岁女性的就业增长,对于那些要求受8年或以上教育的女性来说,与那些要求受8年教育的女性相比,就业增长要高出8个百分点。这一估计结果说明电气化对女性在1920年(相对于1910年)的影响集中在受过教育的女性身上,她们拥有利用电气化引致的工作所需的技能。此外,教育对电力驱动就业的促进作用在老年女性中大多不存在。这也印证了理论模型所预测的电气化效应的代际差异,这种差异源于年轻女性协调关键生命周期决策的能力。
与此相关,电气化引起的女性在劳动力参与度的变化伴随着生育率和结婚率的变化:电气化降低了年轻女性(尤其是那些出生在要求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的女性)的生育率,推迟了她们的生育时间,但却提高了她们的终生结婚率。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表明电气化推动了女性工作、生育和婚姻模式的深刻变化。
总 结
本文回顾了电气化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理论和实证证据,表明电气化通过增加技能型女性的市场机会,引发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作者首先将理论用世代交叠模型进行了正式化描述,并通过量化分析后发现这一机制解释了美国电力普及期间(1880-1940年)女性在劳动力参与度上升的四分之一,并与此期间女性家庭生产时间的缓慢下降相匹配。然后,作者使用美国早期电气化的新数字化历史数据提供了支持这一理论的微观证据。
本文关注了电气化的一个以前被忽视的新特征:新的市场机会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所带来的女性在劳动力参与度的上升。本文着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了这一影响渠道在美国背景下的重要性。然而,女性机会增加的影响可能对经济发展的其他几个关键问题也很重要。例如,电气化带来的女性机会的增加可能会影响性别工资差距、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家庭儿童的结局以及男性工作时间的减少,这些话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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