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走出非洲”假设与全球文化多样性

全球民族口头传统分布

（图片来源于原文Figure 1）

“走出非洲”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它决定了史前全球各地人类定居繁衍的原始条件，也被认为对如今全球基因多样性和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Oded Galor、Marc Klemp和Daniel C. Wainstock三位学者在今年发表于NBER的工作论文中，提出并验证了“走出非洲”塑造当今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假说。

随着人类从东非迁移定居的逐步扩散，每阶段都会有子群体离开先前的定居地去往更远的地方建立新族群，各子群体也就只携带其祖先特征的一部分。这就是连续始祖效应（serial founder effect）。已有研究发现各地族群距东非的迁徙距离对遗传、表型和音位多样性有负向影响。而本文作者指出，史前迁徙的过程同样也给全球范围差异性文化多样性的出现和扩散创造了条件——沿迁徙路线离东非越远的民族，其文化（民俗）多样性就越低。

文化多样性该如何衡量？本文作者研究的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民俗多样性（folkloric diversity），具体表现为各族群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s）中的母题(motifs)数。母题是口头传统的基本组成部分，记录着重要的事件、经历和意象；本文的族群是指语源线上的民族或民族群。利用Berezkin（2015）和Michalopoulos and Xue（2021）所研究的世界各地共958个口头传统中的2564个母题，作者通过一系列实证设计来验证民俗多样性是否受到“走出非洲”迁徙过程的负向影响。

作者将“自东非迁徙的距离”与“民俗多样性”综合其他因素分别进行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Mr是结果变量，即各民族口头传统中母题总数的对数，取对数是因为母题总数分布过于偏斜；Dr是原因变量，即各地到亚的斯亚贝巴的迁徙距离；Xr表示Berezkin口头传统研究中的出版物数和首次出版年份的对数，用以控制数据来源上的偏差；Zr表示绝对维度、潜在作物热量产出（caloric suitability index，csi）、csi和海拔的标准差、岛屿、至海岸距离等混杂地理特征，用以控制在生物多样性、生态多样性、人口密度和传播等方面影响口头传统形成和扩散的因素；

即各大洲固定效应；按照假说

应为负数。

图1 母题总数与自东非迁徙的距离（每10000公里）

注：横轴表示与东非的距离，纵轴表示口头传统中的母题总数

未处理数据表明，自东非迁徙路线上更远的民族，其口头传统叙事中的母题数更少（图1）。随后，作者通过对数线性回归（基准）、线性回归和负二项回归三种计量方法，将母题总数和“自东非迁徙的距离”进行了直接的回归分析，并逐步加入多项控制变量。所有模型呈现的结果都表明，距离东非越远，则民俗多样性就越低。每迁离东非10000km（比如从白令海峡的因纽皮雅特族到哥伦比亚的库纳族），则一个民族口头传统中的母题数就会下降56个（表1第8列B部分）。而作为参考，各民族母题数的中位数为62个。

表1 基准实证结果

在稳健性检验上，作者先排除了反向因果验证，因为民俗多样性不会反过来影响“走出非洲”；但有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假说，因此进行了以下检验：

表2 稳健性检验结果

1）考虑到迁徙距离对母题数量的影响在各大洲内没有特别变化，作者将各大洲固定效应替换为国家固定效应，发现迁徙距离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

2）考虑到民族志特征（比如当地社区的平均规模、政治集权度、以存在至高神为衡量标准的文化复杂度、民族群体从事贸易的强度）可能影响母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现和扩散，作者将这些潜在的混杂文化、制度特征加入回归分析，发现政治集权度和母题涉及贸易的强度确实会影响母题总数，但是不会改变迁徙距离的重要影响；

3）考虑到原结果可能由某单一大陆的模式所驱动，作者分别剔除每个大陆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没有质的改变且仍然相当可观和显著；

4）另外作者还利用空间误差模型（SEM），以及Conley(1999)和Oster(2019)的方法，分别验证空间依赖性、空间自相关性和不可观测变量的选择性等问题对原实证结果的影响，结果也没有质的变化。

继十年前Ashraf和Galor对“走出非洲”与基因多样性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后，在这篇文章里Galor等学者又探讨了“走出非洲”对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作者的假说和实证设计都格外的简明且精妙，他们利用各民族口头传统的母题数量作为民俗多样性的衡量方式，并对多种影响数据来源和口头传统形成、扩散的因素进行了综合考量。这也是关于自东非的迁徙距离影响文化多样性的首项实证证据，其成果为世界各地文化、制度的长期形成，以及国家和民族间的不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