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冲突升温,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冷战初期主要战事,近年更成为热门的电影题材。在远东战场上,两支曾经是昔日敌人的部队更在此重遇,他们放下仇恨,进而互相了解及欣赏。
澳大利亚军赠与土耳其军的旗帜
加里波利战役彼此兵戎相见
1915年4月25日,16,000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远渡重洋,登陆奥斯曼帝国的加里波利半岛作战。此次作战旨在帮助协约国军舰打入达达尼尔海峡,攻入首都伊斯坦布尔迫使奥斯曼帝国退出一战,从而削弱同盟国的军事力量。但登陆的第一个晚上,凯末尔上校(日后的土耳其国父)领导奥斯曼军队对澳新军团猛烈还击,后者超过2000人伤亡并且未能向内陆突破。接下来的日子里,澳新军团与奥斯曼军队形成僵局,双方不时发起进攻。
一战中的土耳其军
随着协约国军队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同年11月英国陆军大臣基奇纳(Lord Horatio Kitchener;著名征兵海报的画中人)到实地视察后决定分批撤军,同时表示作战以失败而告终。12月下旬,最后一批的澳新军团成功撤离加里波利半岛。整场战役中,撤退是最成功的行动,撤退部队使用欺敌战术,几乎没有人员伤亡。加里波利战役对澳洲及土耳其影响深远,登陆日4月5日其后被列为澳新军团日(Anzac Day),以纪念牺牲的将士们。另一方面,凯末尔上校成功守卫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一战成名,晋升为将军,成为土耳其人的战争英雄。
朝鲜战争中的土耳其军队
第二次清川江战役双方差点交战下相遇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土耳其是联合国军继美国后的第一个参战国。与一战加里波利战役事隔35年,他们在远东战场与澳军再度相见,但这次不是敌人,而是一起对抗北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他们的相见,就在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的清川江战役期间。
自从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反攻,朝鲜战争局势开始迅速变化。联合国军前后夹攻下,在南朝鲜釜山环形防御圈的北韩人民军主力无力招架。一个月内,联合国军占领北韩首都平壤,并迅速向北推进。与此同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半岛援助北朝鲜人民军作战。志愿军人数更远超过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所预计,近30万志愿军在10月中旬已经秘密入朝部署。
10月下旬,联合国军逼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随即被志愿军阻截并退守至清川江以南一带。另一方面,志愿军因补给问题后撤,未再追击,至此第一次清川江战役结束。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动圣诞攻势(Home-by-Christmas offensive),在北朝鲜东部长津湖及西部清川江两方发起总攻击,务求达成麦克阿瑟「在圣诞节前统一韩国」的目标。但志愿军早已严阵以待,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在第二次清川江战役中,志愿军为了对付联合国军的圣诞攻势,投入了第13兵团6个军的兵力对付美军的第8军团(包含美军4个师、大韩民国国军4个师、英国第27步兵旅以及土耳其旅),进行穿插、分割、包围和歼灭的战术。志愿军在早前的战斗发现大韩民国国军(下称韩军)为美军第8军团最弱的一环,于是在第二次战役率先进攻部署在右翼的韩军第6、第7及第8师。仅仅一日时间,韩军崩溃,联合国军右翼被志愿军攻破。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中路和左翼面对志愿军排山倒海地夹击,正岌岌可危,预备部队土耳其旅立刻被派往德川地区堵塞右翼防线缺口。急行途中,土耳其旅途经小村庄军隅里,与该地的部队互相开枪示警。幸好,他们走近后发现对方是属同一阵营的皇家澳洲军团第3营(3rd Battalion, Royal Australian Regiment)。须知道,语言不通的战况十分混乱,土耳其旅在11月26日曾经误认撤退中的韩军为志愿军,误击并加以俘虏百多人。
1950年,澳土两军在军隅里自加里波利战役后重遇时的合照
土耳其旅指挥官塔辛·雅齐奇(Tahsin Yazıcı)准将(中)曾参与一战的加里波利战役,摄于1951年7月6日
尽管战况紧迫令土耳其旅不能久留,两军士兵亦寒暄问暖,更在交谈中得知双方不少士兵的父亲曾在加里波利作战。由于彼此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双方很快就混熟了。当年26岁的澳大利亚军随行战地记者哈里·戈登(Harry Gordon)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我走过一条铁路隧道后,发现一群土耳其士兵在路的另一端,当中有人用澳洲英文口音嚷着「过来这里啊,兄弟(Come and join us, mate.)。」然后,我看到Norm O'Neil(一位土耳其战地记者),他在一位认识少量英文的土耳其中尉翻译下,向大家分享他父亲的军旅故事,他的父亲是一名曾参与加里波利战役的机枪手。我们送他们一些口香糖,他们也礼尚往来送我们一大块看起来像热香饼的食物,但味道像橡胶。几分钟后,十多个土耳其人走过来加入讨论。缺乏翻译员无阻双方的交流,他们在炉火边指手划脚愉快地寒暄。
对澳洲人而言,这是一个粉碎了很多幻想的晚上。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刻板印象来自年轻时听过的澳新军团日演讲,总想像后者是留着浓密胡须的战士,腰带挂上匕首,保持沉闷和冷漠。但当晚所见,这些土耳其人事实上害羞而温柔。他们看起来年轻得离谱,当然也有留八字须的,但须子是柔软的。」
这次会面是两军彼此认识和情谊的开端,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他们一起扎营后的第二天,就要分头行动。澳洲军与英军前往顺天。在离开军隅里15英里后,土耳其旅就收到报告指志愿军经已占领德川,随即受到攻击。土耳其旅用迫击炮向志愿军开火,但无奈敌军人数太多,唯有后撤。志愿军从四方八面进行包围,土耳其旅先后发起三次刺刀冲锋,成功突围撤退,但有百多人阵亡及几百人被俘。
往后,土耳其旅继续以刺刀冲锋及顽强抵抗著称。1951年1月25至26日,他们凌晨在汉城南方满布冰雪的山坡进行刺刀冲锋,突袭了志愿军阵地。7月11日,土耳其旅因此荣获美国的总统部队嘉许(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及南韩的大统领部队表彰。
一名战争中受伤的土耳其士兵获得指挥官的亲吻。
朝鲜战争的后来阶段,澳军邀请士耳其军一同参与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1951年的那一次,土耳其旅已经准备好歌曲、美酒和烧烤,但这时澳军和加拿大军正在加平与志愿军激烈战斗,活动最终未能进行。加平战役是澳加两军在朝鲜战争中最著名的的战迹之一,将来再作介绍。
朝鲜战争期间,玛丽莲·梦露到前线演出,并与土耳其旅留影
而澳大利亚邀请土耳其参与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的做法,如今继续可见于世界各地。澳洲直至1973年一直实行所谓「白澳」的白人移民政策,而土耳其在1967年与澳洲签订移民协议,是第一个获准申请移民澳洲的非欧裔国家,成为异例。不少土耳其军人在退役后,亦选择举家移民澳洲。
其实,亲身与澳新军团激战的凯末尔在1938年逝世前,就多次回应澳洲报章,赞扬昔日对手英勇,表示敬意。而土耳其的官方代表很多时会在仪式读出据传是凯末尔在1934年所写的篇章,以慰澳新将士在天之灵:
“这些流血牺牲的英雄们,你们现在躺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安息吧,在我们这个国家与我们的将士并肩躺下,对我们来说没有区别。你们那些从遥远的国家送儿子来的母亲,请擦干眼泪。你们的儿子现在躺在我们的怀里,安然无恙,他们也成为了我们国家的孩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洲及士耳其两个远在天边的国家被卷入战争漩涡,激战连场。比起把仇恨延续至下一代,幸好他们在35年后的另一场战争意外地得到互相了解,彼此欣赏,加深情谊的机会。最后以澳军随行战地记者Harry Gordon的作结:
“If the seeds of this joint respect were planted at Gallipoli, it ripened in the dust and snow of Korea.”
「如果互相尊重的种子是在加里波利种下了,那么种子就在韩国的尘土和飞雪中开花结果了。」
1953年4月25日,澳土两军在麻田里一同参与澳新军团日活动
澳军随行战地记者Harry Gordon(1925-2015) 在使用手提打字机,摄于北朝鲜,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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