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漆器工艺中,用螺壳或贝作为装饰材料,通常是以镶嵌或粘贴的方法,固定于漆器表面,我们通常将这样的工艺称为“螺钿”。与漆最初作为一种防腐材料进行髹涂不同,螺钿的应用仅作为纯粹的装饰,如同将天上的彩虹投映到器物之上,同时依据年代的不同,所用螺壳又有厚薄之分。这样的工艺出现很早,在我国大抵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有所应用。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西周 彩绘兽面凤鸟纹嵌螺钿漆罍”就是一例,从它制作的规范和细致程度来看,在此之前已经有相当长的发展阶段。
西周 彩绘兽面凤鸟纹嵌螺钿漆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此后汉唐时期,螺钿工艺的发展伴随彩绘漆器的亦出现,如在《资治通鉴》有南北朝末期的永定三年(559年),隋武帝的宴席上使用螺钿器(蚌盘)的记载,以及河南省陕县后川出土有“唐代 云龙纹嵌螺钿漆背铜镜”。此镜镜背与当时龙纹镜样式如出一辙,且螺钿纹饰镌刻,是唐代螺钿的代表性作品。但在此时,还是所有的螺钿嵌片还是厚度超过1毫米的厚片。
唐代 云龙纹嵌螺钿漆背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五代到北宋时期,螺钿漆器的制作不仅在中国出现,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宋代方勺在其所写的《泊宅编》里面有提到“螺填器本出倭国,物像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而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面写到“骑兵所乘鞍鞯极精巧,螺钿为鞍”。可知日本、朝鲜半岛均有制作。宋代宫廷画家苏汉臣所画的《秋庭戏婴图》里面黑漆螺钿卷草纹圆凳。其纹饰的细密程度在此之前并非出现,而与元代以后出现的点螺钿更为相似。以此推断,这时以薄螺钿为主的黑漆点螺钿已然出现,惜未有实物得以印证。
宋代 苏汉臣《秋庭婴戏》图轴(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以后,螺钿漆器有了较为长足的进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元代 龙涛螺钿棱花盆”,其所用螺钿均为现代标准意义上的薄螺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工匠在螺壳颜色的运用上也有所甄别。从照片上来看,整条龙,头部为淡蓝色,龙身鳞片为绿色,龙脊鬣毛以及火焰为粉红色。周遭海浪则以白色为主,这样的色彩呈现,是工匠有意而为之。让我们认识到,薄螺钿工艺,在元代“出道即巅峰”。
元代 龙涛螺钿棱花盆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而在明代中晚期的漆书《髹饰录》中写到“又分截壳色,随彩而施缀者,光华可赏。”由此可见这种做法,在此时在工匠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使用。如北京观复博物馆所藏“清康熙黑漆螺钿山水楼阁攒盘圆盖盒”上,近景处山石上有三株虬松,树上不仅叶片形状不尽相同,每棵树叶的颜色也都通体一致,且不与它同。
清康熙 黑漆螺钿山水楼阁攒盘圆盖盒
观复博物馆藏
一般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类具有反光质的螺壳,都会随着转动,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且在高低不平处,色彩变化也并不一致。因此在制作螺钿材料时会以磨与剥两种方法制作。两者相较,剥贝出来的螺钿片更薄,色彩也更为明显与匀净。
剥贝
明晚期 黑漆嵌螺钿缠枝莲寿字纹捧盒
观复博物馆藏
明代尤其是中晚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每个工艺领域里都有了顶级人物,名匠辈出。比如时大彬的紫砂、黄应光的版刻、方于鲁的制墨、陆子冈的治玉、张鸣岐的手炉等等。而嵌螺钿工艺的顶级人物,就是江千里(亦写作姜千里)。他常在自己制作的漆器下面嵌上“千里”两字,作为名号。到了清代以后,江千里,尤其“千里”这两个字,就变成一个品牌,当时曾有“家家杯盘江千里”之说。许多名贵的螺钿器皿上都嵌有“千里”两个字,借着江千里的名号,实际上并非江千里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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