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0. 扬子江上的炮声②——双方人员对长江炮战事件的回忆

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虽然“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用广播表明无意与我军为敌，但由于这两艘英舰邻近我军第23军的渡江航道，因此在向上级首长、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汇报并商讨后，23军军长陶勇决定先警告其离开，遂下令按照之前新华社的公告，发射了三发黄色信号弹表示最后警告。

上午10点26分，收到信号的英舰随即拔锚起航，“伦敦”号在“黑天鹅”号的伴航下，以25节的速度继续行驶。根据英国人的记述，“伦敦”号航行的长江江面很宽，有些江段宽度超过了1英里，不过有些江段水深很浅。两艘军舰都保持主炮指向前后方向，以避免被中国方面误认为是来挑衅的。

图12.游戏截图，可见“伦敦”号后部两座4英寸副炮之间后上方的圆筒形结构，此应该就是舰上的应急指挥所（见下文）

此时，在“伦敦”号上，卡札勒舰长在舰桥上指挥，副舰长约翰·霍奇斯（John Hodges）海军中校待在位于后部两座4英寸副炮之间后上方的应急指挥所（ECP）里，梅登中将和他手下的参谋人员则待在该舰的Y炮塔里（注：“伦敦”号的Y炮塔此时已正式停止使用，无法开火射击），这座炮塔在此后的炮战中充当了辅助指挥所的作用。舰上的医务兵也被重新部署，罗德·索尔被派往上层甲板，他事后回忆说：

“舰上的军医主官和他的副手、负责医疗的军士长和军士仍然留在病房舱室。一名病舱医务兵留在甲板下，以便开展必要的急救；而另一名病舱医务兵，也就是我则待在上层露天甲板上，以便执行急救任务。待在这样一处暴露的位置上，我很快就意识到，敌人的炮弹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哪怕医务兵也不例外。”

在此之前，“伦敦”号正和我军的炮兵阵地遥遥相望，江面上很平静，没有风浪，只能听到“伦敦”号低沉的轮机声。我军的炮手都紧紧地攥着击发绳。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伦敦”号上却突然传来了“轰”的一声巨响。

据事后分析，我军人员一致认定，这是“伦敦”号紧急起锚时，巨大的铁锚撞击舷板发出的声响，但当时一些解放军战士却当成是英舰开炮了，纷纷要求开火反击。不过，3连连长肖永福咬紧牙关，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不肯下达开火命令。3连的观测人员则高度紧张，他们采用活动交会法，每隔20秒钟测算一次射击诸元，随时向各班报出射击距离和提前量。

图13.渡江战役开始前，我军炮兵人员正通过炮队镜和望远镜观察对岸的敌情

固定阵地的榴弹炮射界是有限的，眼看“伦敦”号已经驶过了左侧第四炮和第三炮的射界，驶近第二炮的射界边缘，这时，炮6团第1营3连的二炮长梁学路下意识地顺嘴喊了一声“放！”三炮手则按照操作规程，猛地一拽拉火索，第一发炮弹就这样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出膛了。根据“伦敦”号的记录，我军是在上午10点36分开的火。

根据当事人回忆，二炮长梁学路下意识打出的这一炮只差一丁点儿就命中了目标，最终却呼啸着越过“伦敦”号的前主炮，落到左舷旁的江面上爆炸了。就在这一瞬间，两艘英舰同时降下桅杆上的白旗，开火了。

我军的大炮发出怒吼后，凭借其多年的炮术射击经验，卡札勒舰长立刻判断出了岸上火炮可能的口径，他说：

“本舰立刻遭到似乎是75毫米和105毫米口径炮弹的射击……尽管‘伦敦’号上所有的舰炮都进行了猛烈而精确的射击，但来自岸上的炮火射击仍持续了4分钟。”

与副舰长一起待在应急指挥所里的克里斯托弗·帕克-杰维斯（Christopher Parker-Jervis）少尉后来回忆说：

“我们的反应非常明确：降下白旗，并将所有的大炮对准目标开火。我们不得不等待他们先开火，并以炮口火光作为瞄准点，因为当时岸上什么也看不到。由于射程只有2000码左右，因此我们几乎是朝着水平方向射击——如果说不是以俯角射击的话。这意味着，在这样一片平坦的低洼地区，任何俯仰角度上的误差，特别是对8英寸主炮来说，都会造成射程上的巨大变化。”

由于3连的工事隐蔽得当，故英舰未能发现我军具体的炮位，因此他们只能凭估计轰击我军工事可能所在的江堤，同时也对岸上的和平村庄进行了破坏性的密集轰击。英舰的大口径主炮和副炮一起开火，且使用了不同的弹种。据参战的我军人员回忆：

“装置瞬发信管的炮弹在地面发出脆响，装置延期信管的炮弹钻入地面再爆炸，声音像闷雷；空爆弹在头顶连连炸开，在蓝天上缀下一片片黑色或白色的爆烟。霎时间，七圩港和八圩港之间的江堤和七圩镇一带浓烟弥漫，紧接着，我军还击的炮弹也开始飞向英舰。”

炮战开始后，在“伦敦”号上，当时还未成年的水兵特里·波顿（Terry Potton）匆忙跑向他的战位，他回忆说：

“我是我所在部门中资历最浅的，所以我经常跑到舰上厨房去给其他人拿茶和三明治。就在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听到了战斗的声音，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我的战位。”

“伦敦”号的左右两舷各有两座双联装4英寸舰炮，舰上的陆战队员约翰·帕克（John Parker）当时就在右舷的一门双联装4英寸舰炮战位上，他回忆说：

“那天早上我们做好战斗准备时，只有8英寸主炮炮塔和右舷的4英寸副炮有人值班，因为他们知道麻烦会来自北岸——那里已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我是一名装填手，负责把炮弹滚到引信装定机构上，在那里，装定引信的人会和炮术军官联络，后者会告诉他需要将引信设定为多少码。他使用引信装定机构上的手柄来完成这项工作。我的任务是把装定完引信的炮弹从装定机构上取下来，然后推进炮膛。总的来说，当时我们是一发接一发开火的。”

图14.“伦敦”号的4英寸副炮正在向我军的岸炮阵地开火

梅登中将指挥部里的一名高级别水兵当时也来帮着搬运弹药，他回忆说：

“很难描述当时的情景，我只记得我们疯狂地从扬弹机上抓起炮弹（炮弹也真他妈重！……而且不小心把炮弹掉到地上可不是闹着玩的），把引信装在弹丸上，冲向炮位或即用弹药箱……再回来……我们一直在前前后后地来回跑动，鼻孔里弥漫着一股硝烟和无烟火药燃烧产物的怪味，耳边不间断地响起‘砰！砰! 砰！’的声音……小口径近防炮的咯吱声……炮弹的呜呜声和弹片的嗡嗡声……当我们的大炮开火或者我们被击中时，整条船都在颤抖，这很常见。然后，这段手忙脚乱的过程就结束了，我们匆忙清理了甲板，准备迎接下一轮战斗……”

根据英国方面事后的记述，我军除了用“4英寸大炮”开火外，还用“40毫米口径的火炮”射击，后者发射高初速反坦克穿甲弹，能够击穿除“伦敦”号主装甲带以外的所有部位。而且，由于我军较大口径的火炮布置在掘好的阵地中，故相对更容易被发现；但“40毫米口径的火炮”隐蔽得很好，故很难被击中，这些火炮给“伦敦”号造成的损伤也最大。

炮战期间，3连的二炮长梁学路在第一炮打空了之后，迅速修正射击诸元，很快就打出了第二发炮弹，据称，这发炮弹不偏不倚地落到了“伦敦”号前甲板正中位置，此时该舰正好驶入3连第二炮与第一炮的重叠射界内，第一炮也开始开火，有的炮弹击中船舷，有的击中舰桥，还有一发炮弹据我军战士回忆，在那排“深水炸弹投射器”之间爆炸，一个个黑色圆筒顺势滚落江中。

图15.“伦敦”号重巡洋舰的前甲板，所谓的“深水炸弹投射器”和“黑色圆筒”很有可能是锚链和卷扬机

对这一轮炮击，舰员伦纳德的回忆是这样的：

“每次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先是从岸上打来一阵炮火，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反击炮火。身处这样一次行动中并不令人感到愉快：交火距离从未超过1500码，在这样近的距离上，我们频频被击中，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作为侧舷主装甲带厚度高达111毫米的重巡洋舰，“伦敦”号经受住了我军的炮火打击，该舰利用速度快的优势，迅速脱离3连的射界后，继续溯流而上。在大约半个小时的炮战中，我军炮兵3连共发射了12发炮弹。但令人痛心的是，“伦敦”号的一发203毫米主炮炮弹落在了炮兵3连阵地后方的一座村庄里，炸毁了一幢民房，这幢民房恰好是第23军第68师第202团指挥机关的所在地，当时团部正在召开作战会议，结果这发主炮炮弹共杀伤我军40多人，团长邓若波和团参谋长王保哲当场牺牲，团政委陈坚负伤。

图16.邓若波团长，江苏丹阳人，抗战时期曾带领指战员与日寇展开白刃格斗，消灭日伪军80余人，遭英舰炮击牺牲时还不到30岁

202团团部遭英舰炮击的消息传到第23军指挥部的时候，陶勇立刻上报了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并要求立刻予以还击。此时，中央军委关于是否炮击英舰和如何掌握炮击分寸的指示尚未下达，叶飞出于义愤，断然下令“开炮”，陶勇随即通知炮6团“狠狠地打”。

上午11点04分，脱离我军炮6团3连射界的“伦敦”号等两舰在经过第23军战防炮连射界的时候，再次遭到我军战防炮的射击，一发炮弹直接命中了舰上损管军官卡特洛少校所在的损管指挥舱室隔壁的舱室。对此，卡特洛少校回忆说：

“我们没有受伤，但都被震得不轻……前部的弹药舱传来报告说发生了火灾。我知道，如果我不得不淹没那个弹药舱，就会使船的吃水增加很多，我们可能会在江里搁浅；但如果我不这样做，船就有可能会被殉爆的弹药撕成碎片。必须马上作出决定，拖延不得，但幸运的是，在接到那个报告之后，又传来一次重复的呼叫，说火势发生在弹药舱旁边，而且已经被扑灭了。”

一等水兵、炮手查理·布雷奇（Charlie Breach）当时就在那个被我军战防炮炮弹洞穿的舱室里，他回忆说：

“我当时在下层弹药室，负责把炮弹放到扬弹机上，然后送往B炮塔。中国人打来的这发炮弹射入我们的舱室后，周围的一切瞬间变得一片漆黑。我们有八个人在那里，最终只有三个人活着出来。一支损管小队打开了舱门，我和另外两个人爬了出去。但后来我和另外一个家伙被告知下面起火了，我们必须回去灭火！于是我们又下去了，但幸运的是火已经自己烧灭了。我在二战中毫发无伤，所以如果我当时因为这件事丢掉小命的话，那可真是够讽刺的。”

图17.“伦敦”号舰员手绘的该舰内部舱室（非长江炮战时）

遭到战防炮射击后，虽然“伦敦”号高速冲过我军的战防炮火力封锁区，继续向西往上游驶去，但在舰桥上的卡札勒舰长却越来越关心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他回忆说：

“很明显，军舰破损和人员伤亡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我开始考虑撤退的可取性。我所想的是，即使‘伦敦’号有可能驶抵‘紫石英’号搁浅的地方，其以缓慢的航速与‘紫石英’号一起成功返航的概率也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炮战过程中，皇家海军陆战队员、舰上的军乐队指挥弗雷德里克·哈伍德（Frederick Harwood）正协助舰上的医务兵救治伤员。他被命令下到下层的操舵舱室，那里有一支损管小队正在灭火，有人员伤亡需要人手支援。下到舱室后，哈伍德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处地狱般的地方，他回忆说：

“满眼是一片混乱的景象！人们开着二次照明装置灭火，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一个年轻的水兵一边听着从传声筒传来的命令，一边用舵轮控制着船的航向，周围都是救火的人。那个操舵的年轻水兵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舰上的主控机构已经失去对船舵的控制，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中。

我们航行在一条江里，河道正变得越来越窄，我们所有人都得依靠他——那位年轻的水兵。在昏暗的照明下，我看到地板上有人，他摸了摸我的腿。我和他说话，他告诉我说他的腿被炸没了，他觉得要撑不住了，于是我走到舱口，他们把担架递给我。我摸到那个人的腿还在他身上，但看不清；我找来两块手帕，把它们绑在一起，绕那个人的腿一圈；又找来一根木棍，把手帕在木棍上绕了几圈，然后把木棍的一头垫在手帕的下面系紧止血。

我把那个人带到舱口，然后送他去了士官餐厅，把他放在桌子上。我和他说了几句话，他当时还有意识。我让他动动脚趾，他动了，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动了，然后就昏了过去。士官餐厅里到处都是伤员，所以我只能和那些想说话的人简单地说上几句，并给他们点上烟，然后我就回到了病舱。”

“紫石英”号的舰员也听到了炮声，并准备在“伦敦”号巡洋舰突破炮火封锁前来接应时跟随后者回到江面上。“紫石英”号上的舰员回忆说：

“……炮声越来越大，我们一开始觉得我们随时都可以起航上路……但是，慢慢地，炮声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最终意识到，他们在试图靠近我们时承受了严重的战损，他们决定不可能再过来救我们了。”

图18.“康沃尔”号重巡洋舰内部结构示意图，可作为与其同属“郡”级的“伦敦”号的参考

好不容易脱离炮6团射界的“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在驶入扬中县附近江面时，又进入了三野特种兵纵队下属的炮1团1营2连的射界。该连此时已接到命令，允许对英舰开火。

当时，炮1团1营共装备有12门美制105毫米口径榴弹炮，但只有2连部署在江堤上，可以执行直瞄抵近射击任务；另外两个连都设在江堤后面，只能进行间接瞄准射击。1营指挥所设在离江堤约400米远的一幢独立房子里，营长李伦可以用望远镜清晰地看到江面上的情况。据事后回忆：

“2连先向两艘英舰发射炮弹32发，命中炮塔7发，命中舰体中段5发。英舰发射炮弹100余发，战况极为激烈。”

在再次挨了我军的痛击之后，英国方面已经意识到，差不多整个江段都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封锁之下，继续西行肯定会遭到我军连续不断的阻拦射击。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梅登中将下令两舰改变航向，调头向东折返江阴。

上午11时06分，当“伦敦”号距离“紫石英”号还有约19海里的距离时，一发炮弹落在“伦敦”号的舰桥上爆炸，此时也正是卡札勒舰长决定掉头返航的时候，他事后回忆说：

“舰桥上的设备和通讯装备的破坏显然很严重，我对自己是否还能控制这艘船产生了怀疑……我认为，在猛烈的炮火下，这种高速航行是无法从烟囱后方的应急指挥所加以妥善掌控的。我毫不怀疑，撤退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命令舵手用力向右打舵轮，右舷主机也全力向后倒车。”

图19.“伦敦”号的舰艏被我军的一枚炮弹命中，但未能击穿

炮战期间，尼尔·斯图尔特（Neil Stewart）上尉是前部轮机舱的值班轮机军官，他接到了卡札勒舰长的这一命令，他回忆说：

“我们可以听到对方的炮弹打在军舰4英寸的装甲上铿锵作响，也能感觉到和听到我们副炮和主炮的反击。由于无线电装置失灵，因此我是通过电话接到命令的。当他们说全速倒车时，我们的速度肯定至少有20节。当主机全速倒车时，他们就会把舵打过去。假如我们此时继续前进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冲上岸。我们可能会遇到真正的麻烦，但螺旋桨的巨大推力和我们调头时全速倒车的操作拯救了我们。”

作为军舰接替指挥次序中排名第三的人物，损管军官卡特洛少校被叫到舰桥。在那里，他面对的是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象”，他回忆说：

“一位中国引水员已经被炮火打死，舰长和我们舰上的航海长罗恩·格里-哈钦森（Rowan Grie-Hutchinson）也倒下了，后来格里-哈钦森也死了。那位英国的平民引水员萨德伯里先生已经失去了知觉；值班军官哈吉（Haggie）中尉仍然站着并且意识清醒，但已经无法继续与我们一起待在战位上。这艘船的舵轮已经被打满，我们正以大约20节到25节的速度向江北岸冲去……”

就在卡特洛少校来到舰桥的同时，梅登中将手下的一名参谋黑尔中校（Hare，他是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航海军官）和从应急指挥所赶来的副舰长约翰·霍奇斯中校也来到了舰桥。卡特洛少校回忆说：

“大约就在那一刻，我们撞上了江北岸，并被‘反弹’回了长江主航道上。”

由于现在舰桥上有了比他军衔更高的军官，因此卡特洛少校回到了损管指挥舱室。之前在右舷双联装4英寸舰炮战位上的海军陆战队员约翰·帕克和其他4英寸炮组成员此时不得不疯狂地冲向左舷的炮位，帕克回忆说：

“当船航行的方向调转过来之后，其他舰员还没有就位，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离开右舷的4英寸副炮，去操作左舷的副炮。脚下的路很难走，因为随着船的转向，所有的弹药箱都在甲板上来回滑动。”

图20.“伦敦”号舰身和舰桥上的弹痕

在甲板下方，身在下层操舵舱室里的军乐队指挥弗雷德里克·哈伍德感觉到军舰正在做一个“不那么优雅的转弯”。他回忆说：

“我们感到船头在上抬，然后我们一头撞上了沙岸，接着又全速后退，我们就顺着河道航行了……”

卡札勒舰长把控制权交给了副舰长霍奇斯中校，而他则去处理自己的伤口。平民引水员萨德伯里先生也恢复了知觉，接替了另一位中国引水员的工作，那位幸存的中国引水员则下到了舰艉的Y炮塔里。两艘英舰返航时再度进入炮1团1营2连的射界，2连随即又开炮射击，据称共发射炮弹40发，命中20发。

868. 霍纳将军的海湾战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