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均地权能否促教育？——土地改革与人力资本：来自秘鲁的证据

农村教育改革

近代早期的土地分配不均被认为是引致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的关键原因。一方面，无地农民、雇农和贫穷的佃农致力于把孩子送入学校；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对学校等公共品的投资不足或阻碍行为限制了教育资源的供给，影响了农民及其后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增长。基于此逻辑，土地改革既打破了大地主对教育资源充分供给的限制，又消除了劳动胁迫、使农民可以自主进行教育决策，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发展。但均地权一定可以促教育吗？

受限于数据可得性，鲜有研究实证检验土地改革对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既有研究主要通过考察土地不平等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关性间接评估影响，但结论不一致。Michael，Mauricio和Ricardo 2020年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论文Land reform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Peru，聚焦20世纪秘鲁的土地改革，将地方层面的土地改革信息与个体层面的教育状况数据相结合，直接检验了土地改革对人力资本发展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土地改革降低了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不同于既往研究关注土地改革对教育供给侧的影响，作者注意到教育需求侧的问题。土地改革的受益者继续从事农业经营的收益增加，对农业的依赖性增强，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收入结构极易受到农业收成的影响，不确定性强，以至于很多家庭无法负担孩子的教育成本。此外，他们更多地依赖儿童辍学为农业提供劳动力，以补充家庭收入。作者将土地改革对教育需求侧的影响机制归纳为“经济机会机制”和“收入-童工机制”，发现土地改革受益者人力资本积累的意愿反而降低。

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许多专家将秘鲁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归咎于土地分配不均与农业结构陈旧。当时秘鲁土地分配高度不均，前1%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全国80%的私人土地。土地经营方式的区域差异显著，沿海地区土地利用的现代化程度较高，而内陆地区尤其是高地庄园内则相对保守。高地庄园内的许多工人工资低、负债重；且大地主限制工人接受教育，以确保其持续稳定的在庄园内劳动。由于秘鲁国家授权由大地主提供农村地区的教育，工人的教育供给明显不足。

1968年10月，军方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对秘鲁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展开改革。1969年，贝拉斯科将军[1]颁布第17716号法令开始土地改革。该法令规定土地持有上限不超过150公顷（因地区而异）。政府没收超过上限的土地、资产和牲畜以及强迫劳动垦种的土地，以合作社的形式将没收土地重新分配给此前经营土地的前企业或庄园工人。1969-1976年的土地改革最为激烈；1980年秘鲁向民主过渡时，土地改革基本停止。20世纪80年代，合作社开始解体，土地被分配给合作社成员，但并未获得完整的土地产权，在土地交易和继承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改革消灭大地主，破除了农村地区的教育供给限制。但鲜有量化研究探讨秘鲁的土地改革是否改善了农民的人力资本状况。

研究设计

为了实证检验秘鲁土地改革对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作者将全国性家庭调查数据与土地改革信息相结合，运用队列DID（Cohort DID）的方法进行识别。关键解释变量是受土地改革影响的程度，作者根据政府官方日报《秘鲁报（EI Peruano）》，收集了1969-1985年秘鲁土地改革时期土地交易与土地使用的相关信息。该数据集包括征收财产数量、征收时间、地区位置等。被解释变量是个体受教育程度，作者从2004-2017年秘鲁全国家户调查（ENAHO）的汇总样本中抽取了受访时至少年满18岁的个体样本。该数据集涵盖出生时间和地点、现居住地点、受教育年限等信息，以及与性别、母语、就业活动、收入支出状况、土地所有情况相关的个体特征。

队列DID又被称为“截面DID”，常用于评估特殊历史事件对个体和家庭的长期影响（通常使用的都是横截面数据）。使用队列DID方法识别土地改革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两个维度的变异：第一，出生（年龄）队列，不同个体经历土地改革的年龄不同，对其教育决策的影响不同；第二，地区差异，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强度不同。通过个体的出生年份和地区可以计算出土地改革开始时每个人的年龄，从而得出受土地改革的差异性影响程度：土地改革时小于6岁视为“完全受影响”；土地改革时大于18岁视为“完全不受影响”；土地改革时介于6-18岁期间视为“部分受影响”。此外，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强度不同，作者以一个地区被重新分配的私人农业土地面积占整个地区农业土地面积之比作为土地改革强度的指标。

基于出生队列和地理差异，作者构建如下回归方程估计土地改革对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实证结果

回归分析部分，作者首先展示了在儿童或青年时期经历土地改革对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总体影响。图1展示了不同出生年份的群体经历土地改革对其后续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上学前经历土地改革对其人力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例如，5岁时经历当地土地改革的个体最终获得的受教育年限会减少0.37年。而土地改革对经历土改时已完成学业个体的教育决策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与改革前相比，经历过土地改革的个体受教育年限缩短；经历过土地改革的个体受教育程度落后于未经历土地改革的个体。

此外，作者根据个体经历土地改革时是否开始上学、正在上小学、正在上中学和已经毕业定义了四个年龄组：“完全受影响”，“部分受影响”，“弱受影响”，“不受影响”，分析不同年龄组受到土地改革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显示，土地改革使得“完全受影响”群体的受教育年限减少0.15年，“部分受影响”群体的受教育年限减少0.13年，“弱受影响”群体的受教育年限减少0.07年。

图1 土地改革对教育获得的长期影响

作者进一步基于“经济机会机制”和“收入-童工机制”探究土地改革对教育水平的影响渠道。“经济机会机制”意为，土地改革通过合作社给予土改受益人土地使用权，但并不能随意交易土地和变现，这使其寻找非农职业的动机下降，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增强。此外，由于将孩子送到临近城市学校的机会有限，这些土改受益者的孩子更可能提前辍学务农。表1的回归结果证实了这种机制。第（1）-（4）列表明，土地改革对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农经济机会可得性较低的地区（用到最近市场的距离或道路网络密度衡量）。

“收入-童工机制”指的是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更多的农业劳动报酬，但收入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送孩子上学倒不如让其辍学务农以贴补家用。这两种机制高度关联又有所差异，但都是从土地改革对教育需求侧的影响切入。

表1 基于“经济机会机制”的土地改革对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土地改革不仅影响教育的供给侧，也影响需求侧，且两侧的效应可能截然相反。作者聚焦秘鲁土地改革的历史事件，构建土地改革与人力资本数据库，通过队列DID识别土地改革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与传统预期相反，经历土地改革对个体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由“经济机会机制”与“收入-童工”机制共同推动的。

作者提出的土地改革同时影响教育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这一观点，有助于解释不同背景下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影响。由于土地改革对人力资本需求侧存在抑制作用，作者建议将土地改革与其他政策措施相结合，例如引入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或发展农村教育，这对于巴西、哥伦比亚、南非等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秘鲁陆军总司令，在1968年秘鲁革命的军事政变建立军政府，出任秘鲁总统（1968—1975年在任）。

轮值主编：熊金武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