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英属印度的进一步自治

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Montagu–Chelmsford Reforms)，或更简单地称为蒙特-福特改革(Mont–Ford Reforms)，是由英国政府逐渐在英属印度引入自治机构。此改革以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和切姆斯福德勋爵(Lord Chelmsford)命名，前者在1917年至1922年间担任印度国务卿，后者在1916年至1921年间担任印度总督。1918年准备的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报告概述了这些改革，并形成了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的基础，这些都与宪法改革有关。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改革还不够深入，而英国保守派则对此持批评态度。这项法案的重要特点是:

1.帝国立法会议(Imperial Legislative Council)现在由两个议院组成:中央立法议会(Central Legislative Assembly)和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

2.各省遵循二元制政府制度(Dyarchy)。

埃德温·蒙塔古

切姆斯福德勋爵

1909年引入的莫雷-明托改革对印度人来说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印度人要求更多的代表权，并要求更大的自治。1916年的《勒克瑙条约》消除了实现自治的障碍，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搁置了彼此的分歧，并对彼此的要求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尽管印度人对英国人心怀不满，但他们还是有100多万士兵参加了战争，希望战后英国人有义务承认他们的忠诚服务，赋予他们的自治。然而，随着战争的拖延，印度人的幻想逐渐破灭，因为英国人没有做出任何关于自治的承诺。印度人迫切要求立即进行改革，英国人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安抚印度人。

埃德温·蒙塔古于1917年6月成为印度国务卿，之前奥斯丁·张伯伦因1916年土耳其占领库特以及印度军队在库特的被俘而辞职。蒙塔古向英国内阁提出了一项声明草案，表示他打算努力在印度逐步发展自由体制，以期最终实现自治。寇松勋爵建议他应该努力在行政部门增进印度人的联系，并逐步发展自治机构，以期逐步实现印度作为大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内阁批准了这个声明，并将寇松的修正案纳入蒙塔古的原始声明。

1917年底，蒙塔古前往印度会见印度总督切姆斯福德勋爵和印度社区领导人，讨论在印度实行有限自治，以及保护少数民族社区的权利。他与布彭德拉·纳特·博斯(Bhupendra Nath Bose)、多诺莫尔勋爵(Lord Donoghmore)、威廉·杜克(William Duke)和查尔斯·罗伯茨(Charles Roberts)等人一起起草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于1918年5月24日和6月7日提交内阁，并最终体现在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中。这些改革代表了当时英国准备做出的最大让步。选举权得到了延长，中央和省级立法委员会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但总督仍然只对伦敦负责。

省一级的变化非常重大，因为省级立法委员会拥有相当多的民选成员。在一个被称为“Dyarchy”的制度中，政府的国家建设部门被置于对立法机构单独负责的部长之下。

构成英国殖民统治“钢铁框架”的部门由总督提名的执行委员保留。他们通常(但不总是)是英国人，直接对总督负责。1919年的法令在各省引入了“Dyarchy”。因此，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权利有明确的划分。中央政府拥有包括国防、外交、电报、铁路、邮政、对外贸易等权利。

而省级政府涉及保健、卫生、教育、公共工程、灌溉、监狱、警察、司法等事务。没有列入国家清单的权力交给了中央政府。如果国家的"保留"和"无保留"权力(前者包括财政、警察、税收、图书出版等，后者包括保健、卫生、地方自治等)之间发生冲突，总督拥有最终裁定权。

1921年，在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联合省、中央省、旁遮普、比哈尔、奥里萨和阿萨姆建立“Dyarchy”制度，1932年延伸至西北边境省。

此外，报告建议的另一项改革是在农村地区设立民选地方议会；在20世纪20年代，城市市政部门变得更加民主和“印度化”。

归纳一下，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的主要方面如下:

1.印度国务卿将控制与印度政府有关的事务。

2.帝国立法委员会将包括两个议院——国务委员会和中央立法议会。

3.帝国立法委员会被授权就整个印度的任何事项制定法律。

4.总督被赋予召集、休会、解散议会和颁布法令的权力。

5.总督行政会议的印度人人数将是8名成员中的3名。

6.建立两院制的省立法委员会。

7.省级的二元制度

保留权力如金融、法律和秩序、军队、警察等。

转移权力如公共卫生、教育、农业、地方自治等。

8.此后将进行直接选举，扩大公民的权力。

9.还成立了一个由108名成员组成的王公理事会，允许众土邦王公就重要问题进行辩论。但这个机构没有实权，一些王公甚至不参加只不过是一个“茶话会”的活动。

许多印度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人并肩作战，他们希望得到更大的让步，印度国民大会党和穆斯林联盟联合起来要求自治，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并没有满足印度的政治要求。

一方面，英国殖民政府挥舞着宪法改革的胡萝卜，另一方面，它用权力的大棒武装自己，以压制任何反对改革的不和谐声音。1919年出台的《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s)再次确立了对媒体和人民运动的限制。这些措施在印度议员的一致反对下，仍然在立法会强行通过，包括真纳在内的几名委员会成员辞职以示抗议。该法案授权英属印度政府在未经法院审判和定罪的情况下监禁任何人，从而使政府能够暂停人身保护权。这些举措在整个印度被普遍认为是背叛了印度人民对英国战争的大力支持。

甘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反对罗拉特法案的抗议活动，其中旁遮普的抗议活动最为激烈。1919年4月，阿姆利则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戴尔将军命令他的部队向被围到一个狭小广场的示威者开火，导致至少379名平民死亡。蒙塔古下令亨特勋爵对阿姆利则事件进行调查，亨特建议解除指挥部队的戴尔将军的职务，导致戴尔被解职。许多英国公民支持戴尔，他们认为戴尔在调查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保守派的《晨报》为戴尔将军筹集了26000英镑的捐款，爱德华·卡森爵士对蒙塔古提出了一项几乎成功的谴责动议。蒙塔古之所以没有被弹劾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温斯顿·丘吉尔为他做的有力辩护。

阿姆利则屠杀进一步点燃了印度民族主义情绪，结束了最初勉强的合作。在印度基层，许多年轻的印度人希望印度独立取得更快的进展。在1920年9月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年度会议上，代表们支持甘地的自治提议——最好是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必要时也可以脱离大英帝国。这一提议将通过不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的政策来实施的，这意味着国大党在1921年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下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没有提名候选人。

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有一些不足，比如在中央，立法机构对总督及其行政委员会没有控制权；权力的划分并不令人满意；中央立法机构席位分配给各省是基于各省的“重要性”，例如旁遮普的军事重要性和孟买的商业重要性等。

蒙塔古-切姆斯福德的报告中指出，10年后需要进行审查。约翰·西蒙爵士领导了负责审查的委员会（西蒙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进一步修改宪法。1930年、1931年和1932年在伦敦举行了三次圆桌会议，代表了主要利益集团。圣雄甘地在与英国政府谈判后出席了1931年的圆桌会议。几年后，新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获得通过，延续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自治方向。

责任政府制、自治和联邦结构的关键原则源于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可以说，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是印度宪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是现代印度宪政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