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3年,春正月。
在汉寿(葭萌关)的一场蜀汉国内欢庆宴会上,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费祎醉酒后不备,被在坐的一名宾客郭脩用藏在身上的短刃刺成重伤,数日后不治。
郭脩本人也随即被蜀人处死。
葭萌关。蜀汉时改称汉寿。
今日汉寿古城,宋代此地改称昭化,延续至今。
费祎(形象出自战略电子游戏《三国志12》)
费祎字文伟,生年不详,江夏人。早年父母皆亡故,在叔父费伯仁照顾下成长。而伯仁的姑母是时任益州牧的刘璋之母,因此费祎后来入蜀地游学。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正式建立蜀汉政权,册立太子,费祎与董允被任命为太子舍人(七品,掌管东宫宿卫和秘书、侍从)。在汉代,此职务虽然品级不高,但都会选德行高尚之人担任,以辅佐未来的储君。
因此,这一任命足见费祎在刘备心中的地位。
刘备以一介织席贩履的布衣,最终坐拥益州,成为一国之主实属不易。他识人之眼光是其能够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形象出自《三国志12》)
青年时代的费祎就颇具气度,也深受诸葛亮器重。征南中班师时,迎接官员中许多人年资、职位都在费祎之上,诸葛却唯独邀请他与自己同车。
后多次受命出使东吴,面对孙权君臣凭借出色口才维护了本国尊严不失。
他也因此颇受孙权器重。当他最后一次出使回国前,孙权深色黯然说道:“先生乃天下淑德,将来必成蜀之股肱重臣,恐怕不能常来东吴了。”随后,解下自己的佩刀赠予费祎留念。
诸葛亮数次北伐,费祎均以参军身份协理军机。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如此评价他:“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出师表》作为千古流传的名篇为人们所熟知,也是历代名士书法创作的范文。该文有前后两篇,但后篇因疑点重重被许多学者名家质疑为伪托之作。图为南宋岳飞所书行草局部。
三国疆域示意图—可见蜀汉的实际控制区域是最小的,从人口、耕地、可动员部队三项指标来看,也是三国中最贫弱的。
在诸葛亮去世后,他升任后军师一职,努力调解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的矛盾,尽力化解了内部的隐患。
再之后,成为诸葛亮继任者蒋琬的副手。
蒋琬去世后,接任大将军、录尚书事 ,成为蜀汉政权的掌舵人。
这期间他如果领兵在外,不在成都,朝廷有政令大事都要先派人咨询后才可施行。
此时的费祎,在军事上也展现了自己的能力。
蜀汉延熙五年(243年),北方魏国大将军曹爽、征西将军夏侯玄所率魏军十余万进攻汉中。
此时汉中蜀军不满三万,形势危急,蜀主刘禅命费祎率军救援。之后光禄大夫来敏去往费祎府上送行,并与其对弈,对弈时他事先安排好的使者将紧急公函送来,报告部队辎重装载完毕,来敏观察费祎神色,见他气定自若、毫无倦怠焦虑迹象,便说:“方才是我的试探安排,看来您是可以托付的人,出师必胜。”
费祎率军抵达汉中附近,令镇北将军王平截击魏军后勤粮道,迫使其军不得不撤退。
此战后,费祎因功封成乡侯。
刘禅 ,蜀汉后主。在各种文学、影视、游戏中被塑造成昏庸呆傻的君主,但实际上他或许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
蜀汉与曹魏边境地图
蜀汉延熙九年(246年),蜀汉宣布大赦天下,有人指出说大赦是国家衰微时候的做法,现如今皇帝仁厚、百官称职,没有必要对刚刚抓获的罪犯宽纵。费祎认为言之有理,虚心承认了自己的施政错误。
卫将军姜维屯兵在外,屡次想大举出兵伐魏。费祎认为诸葛亮在世时尚且北伐不成,此时更不合时宜,还应当以内政为先,故此每次只交给姜维不超过万人征伐。
难能可贵的是,此时位高权重的费祎依旧保持了本色初心,家不积财,子嗣均布衣素食(简单的饭菜,非特指吃素),自己出入没有盛大的车马仪仗。
他也因尽职、自律而获得肯定,被后世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
费祎颇具雅兴,喜好游玩,但他从未因此而耽误政事。他有一个超过常人的本领,每次阅读文章公牍,举目稍视,已能究知其意旨,其速度数倍于人,而且过目不忘。
他经常早上听人汇报工作,同时还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博弈,每次都能够与宾客尽兴,却从不会延误大事。
后来,董允代费祎任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也想效法他的这种工作方式,却在尝试后感叹:“人的才力竟可相去若此之远,这非我所能及啊!”
这或许也是天赋异禀吧。
三国时代的宴会(出自电视剧《三国演义》)
然而,费祎的问题在于他过于宽厚,与人交往毫不拘束、没有戒心,甚至对敌国来的降人也一视同仁。
将军张嶷曾就此致书提醒说:“…将军位尊权重,应宜鉴知前事,稍为警惕。”但费祎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作风。
费祎死后,被追谥为敬侯。他的墓在今天的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
郭脩,字孝先,凉州西平郡人。此前在与蜀汉的战争中被俘,被册封为左将军。
据说他曾图谋刺杀刘禅未果。
如今看,此人极有可能是一名魏国间谍,或者是个名义上投降的潜伏者。
刺杀费祎身死后,同年八月,魏帝曹芳下诏追封郭脩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赐谥号为“威”,其子承袭父爵,加拜奉车都尉,获赏银千鉼,绢千匹。
魏国在对郭的表彰中称其为“中郎”,说他“砥节厉行,秉心不回”,“勇过聂政(战国著名刺客),功逾(傅)介子(西汉名士,在西域斩杀与匈奴联合的楼兰王),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东晋、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他的儿子、曾孙皆为史学家,故而后人有“史家三裴”之称。裴松之对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结合一百四十余篇史料,做出了大量内容补充,极大弥补了原书过于精炼简略的遗憾。他的注释超出原书内容多达三倍,且都有据可查。尽管后世对此也有批评之言,但裴注三国志毫无争议成为了后世研究、了解三国时期历史的最经典史籍。配图中正文灰色字部分即为裴松之注释,黑色为陈寿原文。
不过,二百年后的史学家裴松之却认为:费祎只是一名一般资质的辅政之臣,他的死对于局势没有根本性影响,况且蜀魏两国虽然连年交兵,却并非仇深似海的宿敌;因而,郭脩的刺杀之举不过就是投机者的行径而已。
但无论如何,费祎死后,蜀汉却是再没有能够贯彻诸葛亮死后定下的“休养生息、积蓄国力”政策之人(董允先于费祎去世)。
继任大将军的姜维虽然忠心耿耿,通晓军略,但缺乏政治视野,也无法与朝中政敌较量,遂带兵远赴边境屯田,多次举大军北伐,均无功而返,极大损耗了本来就有限的国力,从而加速了蜀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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