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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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殖民美洲期间让非洲大陆上的数百万人成为奴隶，跨大西洋航行的幸存者被迫在加勒比、北美和南美地区的糖、烟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园从事劳动。在此过程中，欧洲人积累了财富，要么从奴隶贸易本身，要么来自殖民地种植园生产，要么来自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更广泛的三角贸易。

目前已有诸多文献研究了奴隶制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然而奴隶制对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尚不清楚，海外殖民是否加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也未有定论。Eric Williams（1944）认为英国从三角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将这些财富再投资于工业革命中的主导部门。量化经济史学家却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奴隶贸易的利润并不高于其他行业，与英国经济规模相比，奴隶贸易的绝对利润水平很低。

Stephan Heblich、Stephen J. Redding和Hans-Joachim Voth近期发表在NBER的文章为1835年前奴隶财富是否推动英国经济增长和工业革命进程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证证据。

事实上，英国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最大参与者，也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图1分别展示了每年英国（实线）和所有国家（虚线）港口的船只所运送的跨大西洋奴隶数。据估计，1701年至1807年英国船只运送了250多万奴隶，超过了这一时期运送奴隶总数的三分之一，奴隶贸易集中在三个港口：利物浦（49%）、伦敦（29%）、布里斯托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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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奴隶贸易——每年运输奴隶总数（英国VS全部国家）

除了奴隶贸易外，作者强调了拥有奴隶的重要性。奴隶买卖只是奴隶经济的一部分，从奴隶制中积累的财富大部分来自殖民时期糖、烟草、棉花和咖啡的种植园。事实上，Solow（1993）认为，拥有奴隶所产生的利润比奴隶贸易本身带来的直接利润高一个数量级。基于1833年英国通过的《废除奴隶制法案》要求向当时的奴隶主提供赔偿金这一历史背景，作者从Hall 等（2014）构建的英国奴隶制遗产数据库中支付给25000多名奴隶主赔偿金的个人层面数据，根据奴隶数量及其估值来直接衡量1833年废除奴隶制时每个奴隶主的奴隶财富以及英国奴隶财富的地理分布情况。

图2a展示了183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奴隶主补偿的空间分布情况。蓝色圆圈的大小与1833年的奴隶赔偿金额成正比。研究发现，奴隶贸易和奴隶经济产品（尤其是糖、烟草、咖啡和棉花）主要集中在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伦敦。

此外，作者还将从赔偿金记录中获取的奴隶主财富信息与英国不同地区的人口、棉纺厂数量、就业结构和不动产价值的详细信息相结合，比较了英国参与殖民程度较高和较低地区的情况。图2b展示了1831年英国每个县制造业的就业比例。对比分析两张图可以看出，制造业就业比例和奴隶主赔偿金额正相关。作者进一步利用1831年的农业就业份额、1839年的棉纺厂数量、1831年工业就业份额、不动产估值等指标验证了产业结构转型与拥有奴隶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在英国17世纪40年代大规模参与奴隶制之前，这两类地区的经济活动水平相似。然而，截止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财富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即拥有奴隶更多的地区的农业更少，距离棉纺厂更近，不动产的价值更高。

作者利用动态空间模型为这些发现找到了合理解释，奴隶投资提高了资本累积的回报率，刺激了国内资金积累，进而扩大了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生产。该模型强调了奴隶财富影响经济发展的三种机制。

首先，在资本存量一定的情况下，更多地参与殖民地奴隶投资，会通过标准的替代效应降低国内投资的吸引力，从而降低国内资本存量。第二，更多地参与殖民地奴隶投资提高了投资技术的生产率，这刺激了资本积累，并提高了国内资本的稳态存量。第三，奴隶投资比其他投资更具抵押性，这减轻了抵押限制，再次刺激了国内资本积累。

作者表明，这三种力量的净效应是，更多参与殖民地奴隶投资的地区，在向稳态过渡的过程中，资本积累速度更快，国内资本稳态存量也更高。在存在金融摩擦的情况下，这些新增的资本不成比例地投资于当地，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当地经济增长和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结构转型。

由于衡量奴隶主1833年奴隶财富的变量存在内生性，为了更好地识别因果关系，作者将奴隶从非洲到美洲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构建衡量奴隶主1833年奴隶财富的工具变量。将非洲奴隶运送到美洲需要耗费时间，船上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航行时间是奴隶死亡率的主要决定因素（Eltis，1984），不利的风向和天气导致行程更久，淡水资源逐渐耗尽，传染病蔓延，船上奴隶死亡率急剧上升。高死亡率降低了奴隶贩子的利润，降低了他们继续参与奴隶贸易的可能性。

研究结果表明，天气的外生冲击影响了奴隶贩子继续参与奴隶贸易，进而影响了1833年奴隶贩子后代拥有奴隶的情况，因此各地区因天气导致的奴隶死亡率能很强地预测奴隶主1833年奴隶财富情况。

作者利用奴隶死亡率构建的工具变量来识别奴隶财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航行结果工具变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运输奴隶途中死亡率降低），意味着1833年奴隶主的财富增加0.16个标准差。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现实，奴隶主财富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不动产价值增加0.52个标准差，农业就业增加0.61个标准差，制造业就业增加0.87个标准差，1839年棉纺厂的平均数量增加0.79个标准差，蒸汽机数量增加1.78个标准差。研究结果表明，巨大的奴隶财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并导致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型、新制造技术（棉纺厂）的传播、以及蒸汽动力的应用——工业革命的核心新技术。

结合动态空间模型和丰富的地理数据，作者量化了参与奴隶投资对全国以及不同地区的影响。对全国而言，国民收入增长了3.5%，这与传统的国际贸易收益的估计结果相去甚远。资本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总收入增加了11%，这既来自投资于殖民地种植园的奴隶资本的直接收入，也来自国内制造业资本的稳态存量的增加。由于劳动力从农业中重新分配，土地所有者的总收入损失略低于1%。由于殖民地种植园中对黑人的奴役和剥削，国内工人福利增加了约3%。

在地区层面上，研究发现，参与奴隶投资在形成工业革命的地理格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使用奴隶死亡率构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一致。参与奴隶投资最多的地区的总收入增长超过了40%，人口增长超过了6.5%，资本家增长超过了100%，地主的收入下降了7%。

文章的研究结果强烈表明，奴隶财富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帮助英国摆脱了马尔萨斯约束，如果没有海外的奴隶财富，英国将变得更加贫穷、更加农业化。总体来说，作者的发现与奴隶财富加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观点一致。

轮值主编：何石军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