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最惨烈的导弹事故：隐瞒35年，元帅直接汽化，百名科学家无一生还

1960年10月24日，在哈萨克一个后来被称为拜科努尔的主要试验场上，正准备进行P-16弹道导弹（工程代号：8К64 ，北约代号：SS-7，绰号：Saddler，译文：鞍工）的首次发射，该型导弹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扬格利的设计局建造。

50年代末，苏联装备的SS-N-3“柚子”、SS-4“凉鞋”和SS-6“警棍”导弹均不可能为苏联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这些导弹打不到美国本土。但苏联的整个欧洲部分却处于部署在欧洲英国、意大利和土尔其境内的美国导弹的打击范围。

截至1960年底，美国担负战斗值班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达到40枚。为了抗衡美国人，苏联必须在最短时限内造出并部署能够从苏联领土上发射并摧毁美国战略目标的洲际导弹，P-16型导弹就这样被赋予了充当苏联可靠导弹核盾牌的任务。

“鞍工”洲际导弹

研制工作在1956年获苏联政府批准，1957年基本设计方案完成。为了试验飞行，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为P-16修建了地面发射设施。但是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地下井发射。在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乌斯季诺夫的协调下，列宁格勒的TsKB-34设计局开始为P-16开发地下发射设施，而南方设计局则发展适用于地下发射的导弹。地下发射的R-16被称为P-16U（SS-7U）（生产代号8K64U）。

苏联战略火箭军首任主帅米·伊·涅杰林被任命为国家试验委员会主席，试验的技术领导则由导弹系统总设计师米·库·扬格利担任。在综合安装试验设施中，导弹试验从1960年9月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20日。

扬格利的新导弹预定于10月23日发射。

10月20日午夜，导弹首次发射前的各项试验全部结束。

10月21日凌晨，已完成发动机对接的导弹被运出综合安装试验设施，尔后被运到离该设施几公里远的发射阵地——41号发射坪。

暮色中的综合发射系统蔚为壮观。在植被稀少、人烟罕至、满目疮痍的茫茫沙漠中，雪白色的火箭高高耸立，直指苍穹。由圆锥形对接舱连为二体的一、二级发动机舱宛若一位拥有修长身材的美女，为导弹平添了一种别致的美丽。微圆的弹头和尾舱上的整流罩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使导弹构造显得愈加完美。

从导弹被安装上发射台那一刻起，发射前的准备时间就进入了倒计时。10月21-23日完成了技术所规定的检测和发射前作业，10月23日为导弹加注了燃料组分和压缩气体。发射准备的关键性阶段已经开始，发射时间则定在了当地时间23日19时。

正在准备陆上发射的P-16

整个白天都平安无事。傍晚时分，导弹发射准备进入决定性时刻。18：30分传来了第一个危险信号：在进行与一级发动机氧化剂和燃料管路内的高温隔膜爆毁有关的例行检查时出现了意外情况。这个问题的致命后果是不能对高温隔膜起爆情况进行客观监控。为了节省时间，领导层命令技术人员进行简单的听觉监控，他们通过氧化剂通道，清晰听到了高温隔膜起爆声。

此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指挥所做出发射时间推迟一小时的决定，并紧急成立了由发动机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的小组，在手提灯的引导下，专家们开始对发动机装置上的所有高温组分展开一步步的检查。他们很快就断定：除了高温隔膜，在三个发动机组中，一个机组的气体发生器关断活门引爆管也已经报废。

扬格利的第一助理布德尼克建议排放掉液体燃料，从容进行修复。

排放掉燃料与取消发射无异，这需要拆卸发动机，对油箱和管道进行中和处理，更换全部密封装置。

领导试验国家委员会的是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炮兵元帅、苏联英雄涅杰林。

他清楚地知道，苏联最高领导层密切关注着试验的整个进程。政府通讯部门严阵以待，不敢有丝毫懈怠。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随时有可能要试验场的电话。莫斯科已经急不可待，为了维持导弹核均势，苏联太需要洲际弹道导弹了！

何况，庆祝十月革命的节日很快就要到了。那个年代，传统节日总要尽量与重要成就联系在一起。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无疑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

1960年十月革命节的莫斯科红场

涅杰林心急如焚，只同意将发射延迟一天，他下令在不排放燃料的情况下完成所有的工作。

虽然技术人员既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规范的技术资料，不过从理论上讲，这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扬格利也同意了军方的做法。

10月24日，涅杰林元帅坐在导弹旁边的椅子上，密切注视工作的进程，他的四周遍布随从人员 ，这是违反安全技术规范的——他们全都应该从现场撤离。

实验人员排除导弹故障后累得要命。他们取下了防护性的闭塞装置，那是用来阻止发动机开车的，却还没来得及，或者是忘了把它装回去。

而在控制站，人们正忙于修理程序配电器，这是启动时向发动机发送指令的仪表。程序配电器被旋转到了起始状态，并没有检查线路。仪表让二级发动机开车了，而闭塞装置已经取掉。二级发动机从上往下喷出火焰，烧穿了氧化剂箱和一级的燃料箱，160吨燃料猛然间喷发出熊熊火焰。

导弹里面及近旁所有的人立即被大火吞没，那些站在离导弹稍远处的人试图跑开，但燃烧着的燃料赶上了人们。幸运的是导弹准备进行的是试验飞行，头部没有爆炸物，弹头填装的是无害的压载物。

根据事故现场电路设计师哈恰图良的回忆，10月24日一大早，专家们便开始排除前一天发现的故障。更换一级发动机装置上耗损的引爆管是最复杂、同时也是相对最危险的作业。借助干一种专用仪器，我们开始检查电路，发现一个引信的电路完好无损，但另一个却已经断路。

“我们不再恢复电路。只要一级发动机工作正常，首次发射任务照样能够完成。”

说完，总设计师扬格利转过身来，用一种有些出乎其习惯的口吻对我说：

“这儿没你什么事了，去掩蔽室帮一下马特雷宁。”我刚到掩蔽室不久，突然，某种类似爆炸的不连贯的剧烈轰鸣声传进我们的耳朵。我们飞也似地跑进控制室，看到军官塔兰和工程师巴比丘克目光呆滞，面如土色。我扑向宽角度透镜，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发射台上，导弹已经完全被火焰吞噬。

赫鲁晓夫事后板着脸问扬格利：你为什么没有烧死呢？

是奇迹救了扬格利一命，他本来呆在涅杰林身旁，但在爆炸发生前刚好跑去抽烟。吸烟室位于起飞点150米开外的一个防护严密的地下掩体里。

灾祸发生后，扬格利通过政府专用的高频线路装置以口授电话方式向莫斯科报告：

当地时间18时45分，距离8K64型导弹发射30分钟之前，正在进行发射的最后操作之际，发生了招致贮存复合燃料邮箱毁损的火灾。事故结果，多大100多名抑或更多的人伤亡。其中数十人丧生，炮兵元帅涅杰林当时正在试验现场，目前还在搜寻他，我请求对于被火灾和硝酸烧伤的人进行紧急医疗救助。

莫斯科迅速作出反应。国家事故原因调查委员会成员当天夜里便飞往拜科努尔。有关成立该委员会的决定则是在第二天做出的，而此时此刻，委员会早已展开工作。

后来查明，二级航程发动机提前点火是引发事故的原因。发动机喷出的火苗烧穿发动机底部，损坏了氧化剂箱，接着又损坏了一级发动机燃料箱，进而破坏了导弹的整个结构，结果在二级发动机旁连接并引起总计160多吨燃料组分强烈的爆炸状燃烧。与此同时，级分离固体燃料发动机一台接一台起动，油箱增压系统空气瓶发生爆炸。

伴随着爆炸，大火将发射阵地变成了喷火的地狱。火柱同心波迅速从发射中心向四周蔓延，吞噬着所掠过之处的一切生命。爆炸性燃烧如同雪崩一般，不到一分钟时间就已经散扩到几十米之外。

油箱里的燃料不断进泻到近旁的试验人员身上。人们瞬间便被火焰吞没。空气中弥漫着致命的有毒气体。惊恐的人们四处奔逃，竭力想远离燃烧中的导弹。但身上的衣服很快就在灼热的高温下冒出火花，没来得及跑几步，整个人便燃烧起来。得以逃进安全地带的人，有的试图爬过有刺铁丝网却又怕被刺伤，有的则跳入流淌着泄漏燃料的壕沟，被聚积在里面的酸烧伤。

燃料组分烧尽之后，大火仍持续了几个小时。所有能烧着的全都化为灰烬：部件和设施，设备和电缆管线……所有的导弹燃料箱都被熔化和烧毁，保存下来的只有用特种热强钢制造的一、二级发动机。

涅杰林元帅仅只残留下金星英雄勋章，没有什么可供收敛。扬格利的两位副手也都葬身火海，事故最后总计遇难人数为126人，其中包括了试验场第二局局长、作业领导人、中校工程师格里戈里扬茨，试验场副主任、上校阿·伊·诺索夫，试验场第一局局长、中校工程师叶·伊·奥斯塔舍夫，指挥控制系统总设计师鲍·米·科诺普列夫，指挥控制系统副总设计师伊·阿·鲁巴诺夫，导弹副总设计师列·阿·柏林和瓦·阿·孔采沃伊，航程发动机副总设计师格·费·菲尔索夫。

勃列日涅夫为主席的委员会查明事故原因后，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政府得出结论，你们已经对自己做了足够的惩罚，便不再处罚你们了。望安葬自己的同事，继续工作，国家需要洲际作战导弹。

1960年10月26日的报纸报道，由于“航空事故的结果”，炮兵主帅兼导弹部队总司令涅杰林牺牲。他的骨灰盒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内，对事故和其他牺牲者则未置一词，遇难官兵葬入阵亡将士公墓。

1995年10月，俄罗斯电视一台新闻节目对米·伊·涅杰林元帅逝世35周年纪念进行了简短报道。通过该节目的评述，人们终于恍然大悟，1960年10月24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惨剧被精心隐瞒了35年。当时苏联的通讯社、报纸纷纷保持缄默，称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英雄、国防部副部长、炮兵主帅和战略火箭军总司令、著名的军事活动家、伟大卫国战争的光荣英雄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涅杰林在履行职责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尽管飞机失事的说法和事故的真实报告差之千里，但它们却与苏联共存了数十载：一个用来蒙蔽人民，另一个则局限于那些达官显贵的狭小圈子内。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苏联人及整个世界对苏联的导弹核实力产生怀疑。

事故发生半年后，扬格利推出了自己的P-16导弹进行试验，它迅即用以装备部队。战友们证实，扬格利为这一悲剧不肯原谅自己。他知道他的过错所在：他松懈了，放松了手里的缰绳，纵容试验场上所有的人也都松懈起来。这种对牺牲者所怀有的负罪感一直伴随着他，直至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