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遇刺，蒋介石恼火，幕后的主谋到底是谁？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戒备森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

上午8时，委员们前往中山陵谒陵。8时20分谒陵完毕，身着黑斗篷的蒋介石乘车径返中央党部。途中，蒋介石突然发现一辆白色出租车从后面追上来，并且车内有人探头向自己的汽车观看。他遂令司机放慢速度，让出租车先走。但过了一会儿，蒋介石发现那辆出租车停在了前面的路边，觉得不对劲儿，即令停车叫侍卫上前盘问。对方说是新闻记者，并拿出证件。可等回到中央党部，蒋介石还是觉得可疑。看看外面纷乱的人群，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处处设防。

9时在党部礼堂举行全会开幕典礼。汪精卫致简短祝词后，委员们出礼堂至第一会议厅门口合影。可大家都站定了，中心人物蒋介石却迟迟不出来。再三催请仍然未果，汪精卫只好亲自进楼相请。

蒋介石指着外面的摄影场：“你看看外面，我总觉得不对劲儿。”

汪精卫顺着蒋介石的手指往外看，只见那些军政首脑正在轻松地交谈，便道：“没什么吧？”

“太乱了。”蒋介石皱着眉头。

汪精卫这才注意到，各军政首脑均有数名侍卫扈从，且配带着手枪。可是，这样的情形不是经常可以见到吗？“大家都在等着，我们照完相马上回来。”汪精卫继续催请。

蒋介石坚持：“今天说不定要出事，我就不出去了。希望你也不要出场。”

“各委员已等候很久，如果我也不出去，恐怕不好收场。”说完，汪精卫返回摄影场，声称蒋介石突然牙痛发作，不能到场，“我们自己照吧。”

9时35分，摄影完毕，委员们相继转身，打算返回会场。就在这时，摄影机旁闪出一人，大喊：“日本人杀中央委员来了。”随即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转身欲逃的汪精卫连击三枪。

一片慌乱中，汪精卫身旁的国民党元老张继一个箭步冲到刺客背后，将其拦腰抱住。张学良也跑上来，照着刺客裆部猛踢一脚，并奋力托起他的手臂。刺客手腕一松，手枪落地。这时汪精卫的侍卫朝刺客胸部连开两枪，刺客中弹倒地。

现场秩序渐渐稳定下来，蒋介石这时从楼上跑下来，奔到汪精卫身边，屈起一腿紧握汪的手，连呼：“汪院长，汪院长！”

汪精卫慢慢睁开眼睛，吃力地说：“蒋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正在哭泣的陈璧君，想到汪精卫与蒋介石以前的过节，她似乎完全明白了，用力抓住蒋介石的手，不管不顾地说：“你不要演戏了，分明是你派来的杀手。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你不在场？”

听到这句话，嘈杂的人群突然间变得静寂起来。

没有人敢像陈璧君这样当面向蒋介石质疑，但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质疑。

蒋介石恼羞成怒，但这种场合又不便多说，只是将汪精卫扶起，命人抬上救护车，急驰中央医院。

汪精卫连中三枪，左臂伤较轻，经消毒缝合，不久痊愈；左颊一枪损及骨头，碎片落入左眼中，弹头则在左颊部，经过三次手术，才将大部分弹片取出；背部一枪弹头夹于第六、七胸骨，伤及脊柱，虽屡经检查，医生始终不敢取出子弹。11月20日，汪精卫离开中央医院，当夜由陈璧君等人护送到上海。经中德两国医生会诊治疗，左颊残留弹片被取出，但胸骨弹头仍无法取出。

1943年12月19日，即被刺8年后，汪精卫在日本动手术，终于将弹头取出。然而第二年，他就因这颗子弹引起的骨髓肿症不治而死。此时，汪精卫已沦为真正的头号大汉奸。

再说刺客。

在驶往医院的路上，刺客一直昏迷不醒，但脸上却似乎露着笑容。这个名叫孙凤鸣的刺客，二十多岁，刚刚结婚不久。一·二八事变时，他任十九路军61师中尉排长。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部队被迫撤出上海，他因此痛恨蒋介石，愤而离开军队，并加入了一个秘密组织。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暗杀蒋介石以及亲日的汪精卫。

在中央医院的抢救下，孙凤鸣苏醒过来，特务们马上围过来，想尽招数套他的话。当特务问他为什么刺杀汪精卫时，他只是说：“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特务们累得筋疲力尽，一无所获，孙凤鸣的生命也到了终点。此前，他还有过几次类似刺杀行动：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他携带手枪准备行刺，但蒋介石因牙痛没有出现；1935年8月，蒋介石自武汉回南京，因蒋的汽车速度太快，无法行动。及至此次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他再次行动，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会场。见无法行刺蒋介石，便将目标对准了汪精卫。

南京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汪精卫遇刺与蒋介石有关。大家都知道，派人刺杀持不同政见者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尤其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间，除了蒋介石还会有谁？

陈璧君首先公开声称：“凶杀是独裁者指示干的，我们绝不能容忍，只有与其拼命到底。”

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也表态：“破釜沉舟，义无反顾。”

国民党的元老们也多认为别人没这么大的胆子，他们抱着隔山观虎斗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

虽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报纸极力为蒋介石清嫌，但“蒋介石为主谋”的说法仍迅速传开。国际舆论也对蒋介石不利。美联社电云：“行刺在全体照相之时，而当时蒋并不在座，反逗留房内，此事殊可玩味。”

蒋介石异常烦躁，他也有点儿犹疑，刺杀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手下人的贸然举动？连夜追查，手下的特务确实没有参与此案，这才稍稍镇定一些，下令全力侦破———他蒋某人绝不能背这个黑锅！

蒋介石明白，眼下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抢救汪精卫，确保其性命；二是彻底查清此案，找出幕后。

此时，南京全城戒严，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拘捕了大批嫌疑犯。蒋介石限戴笠等人一个星期理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

专案侦察处很快成立，由复兴社骨干组成，下设4个侦破组。为表清白，蒋介石特地请陈璧君派人参与侦破。

从孙凤鸣参加六中全会的第六十三号新闻记者出入证着手，特务们找到了“晨光通讯社”，但简陋的平房内早已没有人影。只在厨房垃圾堆里找到一个旧信封，是从江都寄来的，收信人为社长华克之。

根据孙凤鸣在昏迷中无意说出“中央军校姓张的”，特务们又抓到数名嫌疑人，其中包括晨光通讯社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

1936年3月30日下午1时，刺汪案开庭。审讯张玉华时，他供词闪烁，只是说：“晨光社经费由华克之筹集。据华克之告诉我，经费是从陈铭枢、李济深处领来的……”

陈铭枢、李济深与此案有关的消息一出，案情立刻显得扑朔迷离。“福建事变”失败后，陈、李二人逃往香港，继续策划抗日反蒋活动。他们也有过刺杀蒋介石的想法，曾给过王亚樵一笔钱，让他伺机而动，此次行动好象确实与他们有关。但陈、李与汪精卫没有太大的仇恨，如果是他们策划，理应刺蒋，而非刺汪。因此，刺汪主谋并未转移，许多人仍然认为是蒋介石。

最终，还是特务们查出晨光通讯社中有一汪派人物，这才堵上了陈公博、陈璧君的嘴。

刺汪案一年后，华克之为纪念死难战友，特书《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并特别指出刺汪案与共产党无关，跟王亚樵也没有关系。几个爱国青年的刺杀目标就是蒋介石。而汪精卫被刺，纯属孙凤鸣的临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