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在首都彼得格勒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同年12月16日,新政权下令解散旧俄罗斯军队。
1918年1月28日,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工农红军》的法令,正式宣布建立苏维埃军队。同时,法令规定以“工农红军”命名新建立的军队。3月4日,托洛茨基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相关的组建和指挥工作。他也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苏联红军缔造者。
托洛茨基
红军的组建,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保卫尚处于危机之中的布尔什维克新生政权,而一支军队的组建,孵化它的社会是怎样的状况,也会直接影响这将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当时的俄国,既是少数人投机、冒险的乐园,也是多数人忍受奴役的牢笼。同样,建立之初的苏联红军,弥漫着教条、独断与恐惧的气氛。
随着一战的结束和国内战争的胜利,新政权稳固后,苏联的军事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思想和指导方针是否符合新时期的需要。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就此展开。
1925年,《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兵役法》规定:苏联的军事力量分为陆军、空军、苏联海军、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34年划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直辖部队5个部分。这当中,被统称为“苏联工农红军”的是陆军和空军(空军拥有单独的指挥机构,但不是独立军种,后于1946年2月成为独立军种。)。
20世纪20—30年代是一个各种军事思潮兴起,充满实验与探索的年代。大量理论、技术的创新也在红军中充斥。如果说有哪支军队特别着迷于探索坦克、飞机、空降兵等新兴技术的话,苏联红军肯定是其中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技术上和理论上,苏联红军的建设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是,这一状况在随后发生了改变。
1934年开始,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开始系统地清除党和政府内部的任何潜在竞争者。到1937年,整个政权中只有红军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1937年5月27日,随着苏联军队最年轻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被捕,拉开了军队大清洗的序幕。
图哈切夫斯基
与之前党和政府部门的肃反运动不同,军队的清洗完全没有像之前那样通过一系列公开的诉讼程序(即使是象征性的)进行,所有军事审判都是仓促而秘密开展的。
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和两位军区司令员、六位高级将领经过简单审理便以“叛国罪”处决。
接下来的4年时间,直到德军入侵苏联为止,苏联红军的军官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军队大约75000至80000名军官中,至少30000名被投进监狱或是处决,全部5位元帅中的3位、全部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的司令员、海军和空军的司令员与参谋长、16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4位、67位军长中的60位、199位师长中的136位、397位旅长中的221位、所有团长的50%。
另外,还有10000名军官被开除出现役。
除却指挥人员的损失外,这些受害者代表的先进军事思想也随之被废弃。而后快速提拔上来顶替空缺的那些军官,也因为素质低下或者出于政治恐惧而无法继承先前正确的治军思路。
虽然大清洗没有直接波及团级以下的军官和士兵,但仍然造成了恶劣影响。基层部队充满了猜疑和恐怖气氛,下级军官中弥漫着明显的不安全感。无人敢于承担责任,军官们时刻关注的是如何隐匿自己的存在,互相扯皮和推诿责任。
以上这些情况对于红军士气的打击十分严重,甚至已经到了危险的水平。
1937年第二季度,军官和士兵的自杀率、事故率急剧上升,与前一年相比,自杀率同比涨幅:
列宁格勒军区26.9%
白俄罗斯军区40%
基辅军区50%
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90.9%
黑海舰队133%
哈尔科夫军区150%
太平洋舰队200%
事故率的涨幅与前者类似。
战争爆发前,无酒不欢的红军
此外,到1938年,酗酒行为已经成为红军中一个严重问题,以至于当年12月,国防人民委员部为此专门发布《打击工农红军中的酗酒行为》的公告。当中要求各团召集全体指挥和政工人员开会“强有力地”控诉酗酒带来的危害,将此行为作为不可接受的可耻现象予以谴责。
随着欧洲大陆局势的日渐紧张,经过巨大内耗的苏联红军此时已经几乎无法承担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战事,苏联最高领导层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在当前阶段尽量避免卷入战争,为此甚至愿意做出各种让步。
同时,苏联红军也在加紧扩充。1939年9月颁布了《普遍义务兵役法》,延长了士兵服役期限。红军总兵力1939年1月有约200万人,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已经达到了500余万人,增加了1.5倍。陆军由1939年的98个师,增加到1941年春季的303个师。
不过,这些师绝大部分在战争爆发时都没能达到齐装满员。与德国控制区接壤的西部军区各师中,普遍只达到了编制人数的57%,一些师甚至只有600—5000人。由于武器装备的生产跟不上新组建部队的增长,更是缺乏。
西部军区的主要作战装备只有编制数的53—80%,其中:
步兵武器60%
野战火炮75%
高射炮80%
坦克56.5%
汽车55%
与武器装备的不足一样,红军的后勤供应也同时面临着巨大的缺口。这里面虽然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为苏联广袤的国土和不发达的交通运输,但主要原因还是生产力的相对低下,无法满足军队快速增长的需求。
三十年代中期的大饥荒使得苏联的农业生产遭受过沉重打击,红军之后的大规模扩充又使得本来就因缺乏劳动力而负担沉重的农业生产更加困难重重。从1939年开始,食物和饲料的实有储备就已经不足。全军仅有三到四个月供应标准的基本食物(谷物、面粉、燕麦、通心粉、糖、茶、盐),两个月供应标准的肉制品和烟草。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在与芬兰的边界谈判破裂后,发动了“冬季战争”。
这场战争历时三个半月,红军先后投入5个集团军,125万人,在60万芬兰军队的抵抗下,付出了战死4.9万人,伤15.9万人(官方公布数字)的代价(芬兰战死1.8万,伤4.2万),到1940年3月12日终于突破了芬兰军队防线,迫使芬兰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条件。这场战争中,红军的后勤供应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许多物资标准和数量都不符合前线需要,另外混乱的运输也导致供应无法及时到位。
战争期间,红军的食物供应也摸索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方法。如:为了防止饭菜在运输途中变冷,大量使用保温桶或炊事车运输到前沿;使用浓缩食品制作热食。
后勤部门还调运了大批伏特加酒和熏肉,以及烤肉需要的设备:33.7万副铁三脚架,84.4万盒固体酒精,还有6517个可以用来取暖也能够加热食物的火炉。
冬季战争中的红军野战暖炉
此时,苏联红军军事理论的主导思想是主张进攻,轻视防御和必要的战略撤退,认为未来战争中,红军将迅速转为战略进攻,将战线推进到敌方国土上,同时实施高速大纵深作战。
相应的,红军后勤也更加重视进攻战役的保障,而对防御和退却的后勤实施问题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尽管如此,鉴于苏芬战争的教训,红军还是加强了战略物资的储备,以便在国民经济还无法充分满足战争需要前保证未来的供应需求。
1941年的红军单兵装具
1941年1月,苏联政府制定计划,规划到1942年末,每月生产浓缩食品1.46万吨。到1941年5月22日时,红军的粮食、饲料储备达到3—4个月的使用量。
不过,虽然经过了认真讨论,但是前沿配置物资仓库的观点仍然占据了上风。后勤设置服从了攻击性的军事理论。
截止到6月1日,红军约900个储存装备、弹药、油料、粮食等物资的基地和仓库多数配置于西部边境军区。红军总给养供应部只有4座给养仓库,而西部特别军区则设置有18座,基辅特别军区有15座,列宁格勒军区有12座;莫斯科和伏尔加河沿岸军区这样的内陆军区则分别只有6座和4座,西部3个边境军区的给养库占了总数的76%。
这样的后勤设置,让红军在后来的战争之初遭受了巨大损失,付出了沉重代价。
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德军占领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这使得苏联丧失了大量重要的工农业原料和生产基地。
1941年底的苏德战争形势图
截止到11月底,德国占领的地区战前出产全国63%的煤炭、68%的生铁、38%的谷物、84%的食用糖等。另外还有38%的牛、60%的猪落入德军之手。
不到半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减少了52%,军工生产、物资供应受到了严重影响。
与上一年相比,1941年的谷物产量由9560万吨下降到5640万吨,同比下降41%。到1942年更是减产至2960万吨,同比下降69%。马铃薯由7610万吨减产至2660万吨,同比下降65%。另一种重要的农业作物甜菜的产量在同期则由1800万吨减产至200万吨,同比下降高达89%。
战争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破坏
这样巨大的损失,使得国家和军队的粮食保障受到严重的影响。
7月18日,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实行基本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凭证定量销售。
9月20日,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了新的战时军队供应标准,对各军种不同人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14套给养定量标准。
炊事兵在给一处机枪阵地的官兵分发汤食
新标准中,空军飞行员的每日标准最高,食物热量可达到4712卡;其次是一般作战部队,3450卡;作战部队的后勤人员为2954卡;最低的是后方警卫部队的后勤人员,仅有2650卡。
同时,各部队的供应也由之前按照编制人数,变为按照实际人数逐月计划供给。
9月底,又规定各部队须自行储备一定日数的给养,其中:
卡累利阿方面军30日份
列宁格勒方面军20日份
其余各方面军、独立集团军15日份
由于在恶化的战场局势下难以保障各部队的足额供给,10月间又出台新标准,原先只储备15日份的方面军,在秋冬季可以增加到20日份。
这里,还需要专门提及一个比较特别的战场:列宁格勒。
这座苏联西北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港口城市,是德军在北方战线攻击的首要目标。德军对这里采取了围困战术,企图用饥饿、贫乏来让保卫者屈服。
列宁格勒的儿童在涅瓦河畔整理临时开辟的种植园
从1941年9月开始,到1944年春完全解除封锁,这期间保卫者最困难的是1941年冬到第二年春天这段时间。这段日子里,大批城市军民因饥饿而死亡,军队的口粮标准更是先后降低了3次。
最低时一线作战部队每人每天仅有500克食物,比应有标准降低了44.5%;部队后勤和机关人员是每人每日300克,比标准降低了62.5%。部队中有约15%的人员严重营养不良。
这一状况直到拉多加湖的冰上道路通车后才有所缓解。经过各种努力,1942年2月8日开始,部队就能经常性保持一日三餐的热食供应了。
拉多加湖的冰上公路
在经济最困难的1942年,苏联各个未沦陷城市的居民食物平均每人每天只能摄取到约2555卡热量,比战前降低了24%。
1942年1月,斯大林就军队的给养供应问题专门指出:各方面军的供应应当立足于大后方的生产和驻防地域的就地筹措。只有在当地生产挖尽,食品工业无力解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宝贵的国家储备来满足各部队的需求。
这就是当年局势下的红军给养保障指导方针。
7月,最高统帅部下令各方面军和独立集团军成立专门的采购部门,负责筹措粮秣和加工食品。
8月,各方面军、集团军的后勤给养部门均派驻了苏联采购人民委员部特派员,负责协助采购工作。
同时,各部队在不影响作战的情况下,从预备队、康复营、甚至一线作战部队抽调人员参加从地方征购谷物、蔬菜、干草等给养。
除了广泛利用地方粮食资源,红军各部队后勤部门还大力开展农副业生产。为此,红军总给养供应部专门设立农副业生产处,先后建立了350个军属农副业生产单位。各部队后勤在前线附近种植土豆、蔬菜,饲养猪、牛。
1942年军队种植收获的土豆和蔬菜约29.2万吨,能够满足全军需求的8%。
为解决蔬菜冬季储藏问题,各方面军还在入冬前突击建立了专门的贮藏基地116个,总储量达40万吨。保证供应的同时,此项举措更大大减少了相关的铁路运输量,每月可节省1.5万节车皮。红军总给养供应部还专门成立运输处,加强给养列车的调运掌握。
年底,红军还实行了统一的给养保障日报表制度,各方面军按照标准填报当日截止到18时的情况。由此可以根据不同需要采取调剂措施,以满足某些紧急需要。
1942年是红军物资给养供应最缺乏、困难的一年。全年的政府粮食征购量仅有1940年的34%。虽然美国已经参战,并开始向苏联提供各种物资支援,但由于数量和运输距离的限制,还不能缓解物资的极端缺乏,红军暂时还只能更多依靠自身的努力度过这段艰苦的岁月。
草丛中分享食物的红军士兵,注意图下方的黑面包。
1943年1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歼灭了成建制的一个德国集团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极大改善了东线战局,并且在随后开始了局部反攻。
前线战壕中用餐的红军士兵们
据一位红军排长回忆,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一些最艰苦作战区域的红军士兵每天只能得到750克面包,有时候干脆只能用热水和一点面粉提供能量。
红军的物资、给养供应虽然较之前一年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面临很多困难。由于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依然无法满足需要。全年新增播种面积扩大640万公顷,总面积达到了9410万公顷,也只是恢复到了战前水平的63%。
经过努力,这一年农产品生产大体上与1942年持平。广大农民竭尽所能为前线和城市提供粮食,共上交1230万吨谷物,100余万吨糖用甜菜,122.9万吨肉类,240万吨奶制品。当然这依然无法满足需要,此时依靠国家供应粮食的人口达到6770余万。由于采取了严格的配给制度,才得以基本没有中断供应。
红军将领罗科索夫斯基为此专门致信给西伯利亚集体农庄:“你们用劳动在田间栽种出来的粮食,也是一种武器……”
野战掩体中用饭盒吃饭的红军士兵,他们使用的勺子都是参军时自备的。
这一年,由于红军战线向西推进,导致后方补给线逐渐延长,苏联春天道路特有的泥泞与缓慢的铁路运输都使得红军的给养供应经常跟不上军事行动的步伐。鉴于此,国防委员会下令各方面军的给养储备在1941年10月的标准上增加至30日份,卡累利阿方面军40日份。
此次修改后的方面军给养储备标准一直执行到战争结束。
6月,各方面军(独立集团军)给养供应部(处)的编制中,增设了伙食与面包制作管理处(科),专门加强部队伙食和面包制作的督导。
红军炊事员扛着新出炉的面包
1943年夏秋,红军在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后收复大片国土,各方面军也随即建立起新的农副业基地。仅中央方面军就在新解放的国土上建立了26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当年收获3.5万吨土豆、蔬菜和9.4万吨饲料用草。
在乌克兰,第聂伯河以东,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撤退中的德军来不及毁掉地里的农作物,虽然大量当地劳动力被德军驱赶,但红军却利用战役间隙,动员后勤部队抢收,以此筹措了大量给养储备。乌克兰第2方面军在此期间自行筹措的给养可以满足当季部队需要的75%。
注意用餐士兵手中的面包
战争进行到1944年,红军在各条战线上开始了大反攻。
虽然本年乌克兰的丰收让国家的粮食收购比上一年有了大幅度增加,但是这却更多改善的是各个城市居民的供应,使得1942—43年间的紧张定量配给获得了巨大缓解。
这里的原因在于红军的快速推进使得后勤运输线进一步延长,缺乏长途储存包装的农副产品无法跟上平均每日15公里的推进速度,更不要说这一速度有时能达到25—40公里甚至更多了。
而此时,大量运抵的美国、加拿大食物由于已经包装成方便运输储存的形式,倒成为了红军最为依赖的给养物资。红军士兵把美国援助的肉罐头称作“第二战线”,把脱水鸡蛋粉称作“罗斯福鸡蛋”。
影视作品中的美军肉罐头,不过这里拿着它的并不是红军士兵。
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9月,美国共向苏联提供了448万吨食物。其中主要包括:
1154180吨小麦和面粉
672000吨糖
782973吨肉罐头
730900吨香肠和动物脂肪
517522吨植物油
362421吨奶粉、鸡蛋粉、奶酪和脱水食物
9000吨食用碱
61483吨其他食品
这当中,粮食作物只占当时苏联产量的3%,但是由于战争中的苏联严重缺乏劳动力、加工设备、运输工具,所以能够转化成军用并快速运抵前线的苏联粮食作物其实并不多,反倒是美国支援的成品食物易于运输且不需要二次加工即可食用。
这点,就连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战后也曾承认:“没有午餐肉罐头,我们的军人将无粮可吃。”
战斗间隙,用餐的红军炮兵。从照片拍摄角度看,这很像是一张宣传照。
红军依靠自力更生加上西方援助的食物撑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这些外援食物更大的意义在于解放了苏联大量战时人力,使得很多农场、食品工厂的工人能够加入到更加紧迫的生产劳动中,甚至直接成为士兵。
按照劳动时间、效率等换算,大约每接受1吨美国肉罐头,就相当于从生产岗位上每年抽调2—3人成为士兵,计算下来,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有了充足的物资支撑,红军才可以在1944年夏天开始的大反攻中势如破竹。整个白俄罗斯战役过程中,仅给养的消耗量就达25万吨,动用了10485节列车车皮。1945年的维斯瓦河战役期间,200多万红军按每人2公斤给养毛计算,单日就需要约4400吨给养。
此时的红军后勤依然很大程度依靠铁路运输,但由于战争的破坏和铁路标准不同,导致战役中的物资输送造成了不利影响。
这种情况下,汽车运输的作用便大大增加了,仅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就配备有运输汽车11175辆,总载重量可达2万多吨。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中,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运输汽车共前送约140万吨物资和20万兵员。
反攻中的红军。这张照片的内容十分丰富:美制卡车、吉普,还有大量的畜力运输队。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期间美国援助了苏联375883辆卡车,这些卡车大幅度提升了战争后期红军的机动、运输能力。
关于苏联红军二战中的伙食,有两个长久以来流传的说法:一是说红军很多部队食用的是一种掺着锯末的面包。这虽然是事实,但不完全准确。这种面包只是出现在列宁格勒,原因自然是因为德军的封锁,导致谷物缺乏所采取的极端解决办法。
红军普遍食用的黑面包虽然坚硬、粗糙、难以下咽,却在四年的战争期间为1000多万红军维持战斗力提供了基础的能量。这种用荞麦皮、麦仁、麦麸、米糠,甚至草籽和细矿粉混合,烤制两三天才能食用的面包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有时候,在条件艰苦的地域,一条黑面包的价值甚至抵得上几块手表。
影视作品中的红军高级将领在用餐,注意桌上的面包形状,其有别于常见的黑面包。
俄罗斯黑面包
二是一直有红军每餐都配有伏特加酒的说法,这支军队简直就是“酒鬼大军”。
一些数据似乎也提供了佐证:据说战争期间,仅有30%的红军部队有野战厨房,但拥有野战酿酒厂的红军部队高达70%。
现代重演的红军野战厨房场景
据说在1941年的7月,红军部队开始获得大量伏特加酒,酒精度数是40度。
据说1942年12月这一个月里,西方面军就喝掉了100万升伏特加,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喝掉了40.7万升伏特加,而高加索方面军则喝掉了120万升葡萄酒……
红军士兵彩绘,绘画师特别描绘了喝酒的士兵。
以上数据笔者不知道是否可信,权且在此列出。
事实情况则是,1942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下令向红军各部队提供酒精饮品,但规定伏特加酒只有军官才有资格饮用。当部队即将投入进攻的时候,政委会向每一位参战士兵分发约150克酒来壮胆。仅此而已。
当然,有些地方的作战部队缺乏饮用水的情况下,会用酒精饮料来替代。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期间,有参战部队就用克里米亚产的香槟酒解渴。
不过,在一场战斗胜利后,战士们也有机会得到饮酒的奖励。
苏联电影《热血》片尾,当成功阻击进攻德军的坦克,保障了战役胜利后,活下来的战士们得到了红旗勋章的嘉奖,战士们随后将勋章泡在了炊事班长送来的酒里痛饮庆祝……
为了胜利,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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