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唐伯虎科场舞弊案，原告、被告都被处理，谁得到了好处

《明朝果然很有料》-121

徐经只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哪见过这么大阵仗，他很快就扛不住了。审讯中他承认，当初他和唐寅去拜访程敏政时，询问过会试的一些疑点难点，并送给程敏政一些见面礼；唐寅也因替送别梁储文章求序，象征性赠送了程敏政一枚金币。

徐经同时强调，当初考官人选并未确定，谁也不知道程敏政会成为会试主考官。而赠与礼物也只是按照后辈拜见的习惯所行贽礼，绝非有意贿赂。

古代司法奉行的是“有罪推定”，办案逻辑是“疑罪从有”而不是“从无”，这点与现代司法截然相反。

嫌疑人只要被抓，就先入为主认为他是有罪的，官府所要做的，就是让他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只要有口供，就代表这件案子能结案了。因此，过去官吏们在破案过程中，会想方设法让嫌疑人认罪。

徐经的口供就是定罪基础，所有罪名都是依据这份口供作出的，牵涉进这桩案件的主要人选判决如下：

唐伯虎、徐经拉拢关系，攀附权贵，以求高升，被判“夤缘求进”。革去举人身份，谪充吏员，终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程敏政的罪名是“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勒令致仕退休。

华昶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他的罪名是“言事不察”，意思是没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就胡说八道，被贬官调任南京太仆寺主簿。

这个判决表现出三个思路：

一、程敏政与唐寅、徐经串通作弊的可能性不存在。否则程敏政绝不会是简单被勒令退休，唐寅、徐经更不可能不受牢狱之灾皮肉之苦。

二、唐寅、徐经想走擦边球，托关系找门路的可能性存在。程敏政以前辈身份，向晚辈传授科举考试经验，甚至为晚辈押题，理论上都是不被禁止的。但他身为翰林学士，成为会试考官的可能性不小，理应自己有避嫌的觉悟。而且他还接受了徐经、唐寅赠与的财物，这成了言官们讨伐他的道德污点，这是程敏政真正的罪名。

三、华昶有风闻奏事的权力，但他参奏唐寅、徐经通过程敏政获利，只是没有根据乱说一气，这属于诬告。程敏政既然被罢官，华昶不受惩罚也是说不过去的。

这桩轰动一时的科举案以这样的方式结案，背后折射出很多问题。

首先是风闻奏事的言官们。

朱元璋给了言官风闻奏事的权力，此项制度在洪武朝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批批言官敢于弹纠不法、部院大臣廉洁自省、百官小吏为之震恐，一度让吏治向清朗化方向发展。

浓眉大眼的言官们在历史上多半以正义的化身出现，物有两极，他们也有另一面。

我们知道古代制度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人，古代王朝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皇帝。朱元璋、朱棣父子俩都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主，有他们巨大的威慑力在，言官制度能够发挥道德监督的作用。

然而不可能指望每个皇帝都是这样的雄主，也不能指望一项制度只有正面效应没有负面效应。当皇帝没有足够的治国能力，制度的弊端就开始反弹，言官制度也是如此。

明代中期开始，弹劾开始变味，这些浓眉大眼的言官们，逐渐成了各位大佬权力斗争的急先锋。今天你弹了我，明天我要弹你两次找回场子。什么，你说对手没什么可弹的？那还不好办，言官“可风闻弹事”啊！

人们赞赏风闻奏事这个制度，并不意味着此项制度完美无缺。风闻奏事可以不加甄别，什么都可以上奏，但长此以往，难免出错。风闻奏事的要害在“风闻”二字，这就给那些不怀好意的小人提供了可趁之机。既然上书不用负什么责任，那就随便说呗，是听隔壁王老四说的还是对街张老三说的那都不重要，只要“听说”就行。

比如某言官为了搏出位，弹劾奏折上写，御膳太咸了，不好吃。又如有位言官弹劾大臣，理由是听说该大臣老婆太凶，长时间霸占老公，不让小妾雨露均沾。

这些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打着上折奏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满足自己利益的勾当，如同鲁迅先生在《孔乙己》中所说的“凭空污人清白”。

种种原因都能成为弹劾的理由，官当得越大受弹劾越多。明代几乎无一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过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被迫离开政坛。

言官卷入政治斗争，还导致明朝党争的激烈化。比如在明末辽东主将熊廷弼、孙承宗、袁可立、袁崇焕等均因党争遭言官弹劾或死或走，直接导致对清作战形势的持续恶化。

明朝是言官的黄金时代，也是言官最丑恶的时代。

再说回这桩案子，程、唐、徐、华，三方三败俱伤，得利的是哪方呢？

程敏政罢官最大的受益者是礼部左侍郎傅瀚，本来按照程敏政的发展势头，下一步就是按部就班升任礼部尚书，有望入阁办事。这样一搞，傅瀚没有了竞争对手，第二年就升任礼部尚书。

明人多有议论，华昶是傅瀚的急先锋，科场案的背后是政治斗争。

华昶虽被降职，仕途仍得以延续，此后他历任韶州知府、贵州参政、四川参政、官至福建左布政使。

最惨的是徐经、唐寅、程敏政。

当个地方胥吏，对徐经、唐寅无异于侮辱，徐经回家后闭门读书，并作《贲感集》以明志。明孝宗驾崩后，他一心盼望新天子的赦令，希望再返科举仕途。次年动身北上京师探听消息，但因科场失意后体质一天比一天差，不胜旅途劳顿，至京便卧病于永福禅寺，不久客死京师，归葬于江阴砂山，年止三十有五。

徐经有三个儿子：徐沾、徐洽、徐治。次子徐洽有子名为徐衍芳，徐衍芳生子徐有勉，徐有勉之子名弘祖，字振之。

徐有勉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可能是希望儿子振兴高祖时徐家的荣光。但这个儿子志不在科举，终身以“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为志向。

为此他特地给自己起了个号，名为“霞客”。

徐霞客，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今天的中国旅游日（6月19日），就是徐霞客的日记《徐霞客游记》开篇之日。

徐家传到徐霞客一代，家道虽已中落，养活个公子还是不成问题。徐霞客生来有奇癖，一生志在四方，足迹遍及今21个省、市、自治区，“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后来他经30年考察撰成了60万字地理名著，被称为“千古奇人”。

三人中最惨的是程敏政，六月一日，程敏政出狱致仕，恰值酷暑，忧愤交加之下，四天后就以痈毒不治而卒。

程敏政善谈论，性疏爽，于书无所不读。所作文章，为同辈所推崇。

《明孝宗实录》论此事为：“言官驳其主考任私之事，实未尝有。盖当时有谋代其位者，命给事中华昶言之，遂成大狱，以致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时人多惋惜，称“君子不知蝇有恶，小人安信玉无瑕”。

另一位主角唐寅心高气傲，当然更不会接受被贬为吏员的安排。

既然不屑为伍，何惧与众不同。

从此走科举之路的唐寅消失了，出现在人们眼中的是另一个徜徉于山水，醉心于诗画的风流才子唐伯虎。

他在苏州郊区的桃花坞盖了一座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写下了大名鼎鼎的《桃花庵歌》，其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几句：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唐伯虎真的看穿了吗？

这个问题暂时先放一放，要到正德九年（1514年）作出解答。

那一年，远在江西的一个王爷：宁王朱宸濠向唐伯虎发出了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