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刺杀案系列之一——谁杀了宋教仁?

暗杀是一种恐怖主义。在民国时期, 发生过一系列著名的刺杀案, 其中除了政治恐怖主义, 还有民间恐怖主义及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系列的暗杀事件, 甚至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

1913年, 主张与袁世凯合作的国民党代理党魁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火车站, 成为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谋杀案。暗杀主谋究竟是谁, 至今还众说纷纭。

1911年辛亥革命后, 由于革命力量还不能应对北方袁世凯的北洋军队, 作为交易, 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及各省代表, 决定把民国总统的位置让与袁世凯, 换来袁世凯“拥护共和”的表态, 并要求袁世凯逼迫宣统清帝溥仪逊位, 实现和平更换政权。

1912年2月12日, 宣统退位, 中国历史走到了即将脱离自始皇帝以来的专制统治, 进入一个国民做主的民主政体的紧要关头。

还在南京做着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对袁世凯还有另一个隐蔽的条件, 就是以南方为革命的起源地为由, 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位且定都南京。同时, 通过新制订的《临时约法》, 孙中山为总统时的总统制变成了内阁制, 权力归于内阁总理, 而总理不对总统负责, 只对议院负责, 架空了接任的袁大总统的权限。

但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袁世凯, 根本没有离开自己的地盘到南京就职的意思。在南京的议员们不得不推翻孙中山的坚定要求, 同意政府迁往北京。此后, 孙中山及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面。同年8月25日, 同盟会在宋教仁的努力奔波下, 与其他几个团体改组成为国民党, 准备参加第一届中国国会两院议员大选。孙中山虽然被推举为理事长, 但他让宋教仁成为代理, 自己退到后方去了日本。

1913年, 袁世凯依照《临时约法》在全国实行选举。1月, 国会两院选举结束, 以同盟会为主干的国民党取得大胜。这样, 作为国民党代理的宋教仁, 就理所当然即将成为第一届国民政府的内阁总理。

刺宋案就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

1913年3月20日晚, 作为在大选中胜利的国民党代表, 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 从上海赴北京商议国家大事。晚上10点后, 宋教仁及前来送别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黄兴、于右任等到达车站。晚上10点40分左右, 当宋教仁在大家的簇拥下走向检票口时, 一声沉闷的枪响过后, 宋教仁捂住腹部, 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此时又有两声清脆的枪响。

整个站台顿时大乱。

前一声沉闷的枪声, 是击中宋教仁的一枪。后两声清脆的枪声, 则是凶手朝空当处开枪恐吓众人。这时, 只见一人拼命逃离站台奔向出口, 其间连着摔了两跤, 之后沿着车站铁栏向东逃脱。

混乱中, 黄兴等人护送宋教仁到车站外, 拦住一辆车, 由于右任送宋教仁到沪宁铁路医院, 其余的人留下来, 希望能抓获凶手。而此时, 整个站台上竟没有一名巡警。

送到医院的宋教仁疼痛不已, 当于右任想检视他的伤口时, 宋教仁推开于右任的头, 流泪对他说:“我痛极了, 恐将不起。为人总有一死, 死亦何惜。”接着又说:“我欲调和南北, 费尽苦心, 不意暴徒不谅, 误会我意, 置我死地。我受痛苦, 也是我自作自受呢。”

击中宋教仁的子弹从他的右肋穿到腹下部, 伤及小腹及大肠。医生割开伤口, 从他的身体内取出子弹。子弹尖小, 推测为新式勃朗宁手枪。

由于宋教仁不停叫痛, 医生再次给他注射止痛药, 依然没有效果。到黎明时分, 黄兴等到医院看望, 宋教仁依然流泪道:“我要死了。但我死后, 诸公要往前做去。”之后亲嘱一份发给袁世凯的电报:“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 敬谒钧座, 十时四十五分, 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 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 势必致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 即束身自爱, 虽寡过之未获, 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 起任改革, 亦重人道, 守公理, 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 民福不增, 遽而撒手, 死有遗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 布公道, 竭力保障民权, 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 则虽死之日, 犹生之年, 临死哀言, 尚请鉴纳!”

手术后的宋教仁依然不得不忍受剧烈的疼痛, 他对陆续来医院看望的党内人士说:“我不怕死, 但苦痛呢。不晓得什么人, 与我挟着这等深仇?”

由于不见好转, 医生们不得不给宋教仁做二次手术。除了缝补大肠的穿孔外, 发现他的肾脏也受到伤害, 大小便失禁, 流血不止。到3月23日凌晨, 宋教仁在痛苦中告别了这个刚有起色的国家, 不治身亡。

当时在场的国民党要员陈其美, 不停地说:“这事真不甘心, 这事真不甘心。”

孙中山在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 于25日回到上海, 主张立刻武力讨伐袁世凯。但是黄兴却认为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

在收到宋教仁的电报后, 袁世凯发来安慰电报, 说宋教仁才华出众, “凡稍有知识者, 无不加以爱护, 岂意众目昭彰之地, 竟有凶人, 敢行暗杀, 人心险恶, 法纪何存?唯祈天相吉人, 调治平复, 幸勿作衰败之语, 徒长悲观”。且要求各地“重悬赏格, 限期缉获凶犯”。

得知宋教仁身亡后, 袁世凯再发出电报:“宋君才识卓越, 服务民国, 功绩犹多, 知与不知者皆为悲痛。所以身后事宜, 望妥为料理。其治丧费用, 应即作正开销, 以彰崇报。”

俗话说,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悬赏告示登出后不久, 就有一名叫王阿法的倒卖古董的人前来报案。说他与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黑帮人物应桂馨认识。有一天到应宅做交易, 中途应桂馨拿出一张相片, 要他认仔细了, 说与此人有仇, 希望王阿法做掉他, 作为酬金, 可以给一千元。王阿法说自己从没有做过犯法勾当, 所以当时拒绝了应桂馨的要求。现在在报纸上看到宋教仁的相片, 认出就是应桂馨给他看过的人物。而当他与别人谈到此事时, 被旁边的国民党人士听到, 他们要王阿法赶紧报案, 说还能得到赏金。王阿法的言说虽然诸多漏洞, 但是, 巡警在逮捕应桂馨后, 在他的家里却有意外发现。

首先抓获了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 这名男子叫武士英, 被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人认出就是凶手。其次在应宅发现大量秘密电报, 竟是由当时担任袁世凯临时政府的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发来。还有就是黄兴也与应桂馨有大量电报往来。

洪述祖的电报内容, 主要是以如何对付宋教仁为主, 里面有“毁宋”的文字, 提到在日本找到了宋、孙、黄等人的劣迹, 可以搞臭他们。而与黄兴的电文, 则是帮黄兴打理钱财。

由于武士英、应桂馨在租界被捕, 所以两人被暂时关押在租界牢房。审判也是一波三折。武士英的口供忽东忽西, 应桂馨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最终在袁世凯政府及上海的国民党势力的要求下, 英法领事把此案文件及嫌疑人交给了中方。不料几天不到, 严密关押的武士英却暴亡在监狱里。

其后国民党公布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于是, 上海的报纸一致抨击袁世凯政府, 说刺杀宋教仁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这也是现在一般教科书的说法。

而袁世凯政府则以一切没有确切证据为理由, 拒绝承认。

其后, 回国的孙中山终于在1913年7月成功组织“二次革命”, 讨伐袁世凯。但这次革命在一个月内就迅速失败。孙中山、黄兴及陈其美同时逃往日本。

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 于十多年后的1925年, 在其著作《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里这么评价宋教仁:“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 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 以图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地批判起来, 革命党的第一罪人, 实在是桃源渔夫。”这是给宋教仁加上了反对革命、反对孙中山的罪名。此处的桃源渔夫, 就是宋教仁的出身地及别号。

这段话里的意思:宋教仁是倾向于与袁世凯合作, 而孙中山则是坚决反对的。

宋教仁与黄兴一样, 是湖南人, 1882年出生在桃源县乡冲村, 幼年在私塾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1904年, 22岁的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一起创立华兴会, 开展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1905年, 华兴会与孙中山发起的兴中会在东京合并成为同盟会, 开始大规模的“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革命活动。

1912年,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在是否与袁世凯合作的问题上, 宋教仁与激进的国民党成员发生冲突。在孙中山退位、袁世凯担任临时总统的问题上, 孙中山是有条件的, 其中两条紧要的就是定都南京及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位。在这两点上, 宋教仁及黄兴的态度都是两可。在一次争吵中, 同盟会元老马君武伸手打了宋教仁一巴掌, 令其眼角流血。马君武还大骂宋教仁是在出卖革命, 出卖同志。

但是, 宋教仁还是选择了与袁世凯的合作。在他看来, 国家需要革命来破坏旧秩序, 也需要合作来建设民主及法制。要共和, 少革命。共和有利于稳定秩序, 而稳定秩序才能带来民众的福利。

1913年的3月, 通过全国的第一次选举, 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成为第一大政党, 他的目标一下那么近了。在被刺杀前的18天, 他到杭州, 在览西湖登高峰后, 望着远处海潮汹涌, 写下一首诗:“日出雪蹬滑, 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 竟上最高峰。”他没有想到, 当他终于找到一条通往顶峰的不同路径后, 一颗子弹会在最高峰等着他。

蔡元培曾说, 在同盟会里, 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很少, 而抱有建设的计划又勇于承担者更少, 宋教仁则是其中最著者。

由于“二次革命”的爆发, 宋教仁被刺案也不了了之, 成为百年来最大疑案。

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其动机是什么?

在当时的中国, 有能力及动机杀害宋教仁的, 只有三股势力:一是袁世凯的北洋势力, 二是国民党内不想与袁世凯合作的势力, 三是没落的清朝贵族。考虑在其后清朝遗老们表现出来的实力, 很容易推断他们虽然动机强烈, 但实在是没有这种实力。

袁世凯是具有杀害宋教仁的动机的, 因为他害怕宋教仁到北京组阁从而夺取他的权力。这是个简单明了的道理。但当时袁世凯手里掌握着强大兵权, 勿需采用暗杀这种方式来自我保护。

通观民国有数的十多件暗杀大案, 除去一件陈其美暗杀案之外, 手握兵权的军阀们, 像段祺瑞、冯国璋等, 都很少用到暗杀这种手段。力量远远超越他们之上的袁世凯, 也似乎不必以暗杀来立脚。袁世凯杀宋教仁, 有动机, 但缺乏行为模式的支撑。

据章士钊回忆,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身亡消息时, 正与他一起用餐。袁世凯叹息道:“可惜, 既有今日, 何必当初。”

看看国民党激进势力的动机及行为模式。同盟会的激进分子并不忌惮暗杀, 汪精卫就说过“不能暗杀, 何言革命”, 北方同盟会还成立了“天津暗杀团”。当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谈判之时, 北方激进分子拍了一份电报给孙中山, 要他“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 领导各省军民同志, 扫平伪满, 肃清官僚, 建立真正共和政体, 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

当时虽然在进行南北和谈, 但是北方的同盟会员还是对袁世凯进行了暗杀。当袁世凯退朝接近王府井大街的时候, 同盟会员向他丢出一颗炸弹, 当场炸死袁世凯7名亲随及两名路人。袁世凯从翻倒的车里狼狈逃出, 在亲兵的护送下才逃离现场。

民国年间的第一宗暗杀案, 也是由国民党实施的, 且对象是一起抗击清朝的光复会。1912年1月14日, 为了争夺上海及浙江的控制权, 同盟会元老、也是孙中山手下干将、当时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 指使蒋介石刺杀同是反清复国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孙中山闻讯后非常气愤, 致电陈其美, 要其“严肃究缉, 务令凶徒就获, 明正其罪, 以泄天下之愤”。且要陈其美保护光复会的另一领导人章太炎。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且称, “满洲暗杀党南下”陶成章恐怕是“其一也”。欲将暗杀陶成章之事嫁祸于满清遗老。

然而章太炎不吃这一套, 他在《大共和日报》上痛斥道:“暗杀本与盗贼同科, 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 则始终不脱鼠窃狗盗之域。”

刺杀陶成章后, 同盟会取代了光复会在上海及浙苏一带的势力;本身还兼任上海青帮头目的陈其美, 则成为了上海的地头蛇, 黑白两道都在其掌握之中。而元凶蒋介石就此开始其飞黄腾达之路。

在1913年3月刺宋案发生当时, 上海的里外其实都掌握在国民党手里。素有“暗杀之王”称呼的陈其美, 在自己的地盘上不但没能阻止刺客刺杀党的魁首, 还将主要犯人弄得不明不白地死了,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情何以堪”。

宋教仁临终前曾说:“我欲调和南北, 费尽苦心, 不意暴徒不谅, 误会我意, 置我死地, 我受痛苦, 也是我自作自受呢。”他认为自己是因为“调和南北”而导致“暴徒不谅”。袁世凯却是宋教仁调和南北的受益者。而“误会我意”, 这话无疑指党内同志误会我意, 对外是不需说误会二字的。而“自作自受”一语, 更可能是将被出卖后自暴自弃的心情表露无遗。

刺宋案发生后, 兵戎相见成为民国社会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