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政治迫害与移民的自主选择：来自苏联解体的证据

1990年在美国使馆外排队的苏联人

在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瓦解后的十年中，超过700万人离开苏联及其卫星国前往西方。虽然移民的经济动机已被广泛研究，但是通过难民身份移民的自主选择问题仍缺乏充实的讨论。在近年来每年有两百万难民亟需安置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相对于其他移民，难民通常在不同时段来自不同派遣国。因此，在研究中很难将迫害或暴力的影响与原籍国及时间因素（如移民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特征等）区分开来。

Abramitzky et. al (2022) 最新的NBER working paper通过关注苏联移民限制放松后一段时间内的移民特征变化，将政府迫害和移民限制的影响区分开来。另外，由于苏联的突然解体，目的地国的移民政策反应迟缓，所以在苏联移民壁垒消除后，收容国政治庇护的移民通道继续存在了若干年。作者运用这个背景进一步比较了因不同原因迁移，但面临类似的移民限制的群体特征。

作者发现，在苏联解体前后那些更有可能因为政治迫害而迁移的移民，比解体一段时间后的移民教育程度更高，在目的地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也更好。本文的理论模型对此解释为，受到迫害的移民会更积极地进行自我选择。当教育程度高的人为了享受留在故乡带来的舒适效用而放弃移民带来的收入增长时，政治迫害等因素会驱使他们离开。

苏联及目的地国的移民政策变化

二战后至1980年代，集权主义下的苏联及其卫星国政府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其中移民是政府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苏联政府控制下的移民有两种形式：与西方国家签订双边协议的合法移民（主要为少数民族与宗教群体）和非法逃亡。在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切断了通往西德的直接路线之后，非法逃亡变得更加困难。另外，在苏联及其卫星国中发生的政治迫害也一直从二战前延伸至苏联解体，且各个阶段系统性政治迫害的对象各异。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对苏联政治进行了改革，推进市场化进程，移民政策也逐渐放开。然而，只有在申请者有近亲居住在国外时才会得到移民批准，因此少数族裔更加容易移民。至1989年底，苏联及其卫星国政府取消了全部的移民限制。

苏联移民的目的地主要为德国、美国及以色列等西方国家。1989年前，德国和美国对任何离开苏联的人们提供庇护。然而，由于1989年后大量移民抵达，这些政策在1989年后开始收紧。在整个研究时期，以色列通过其《回归法》为所有犹太人提供公民权。

图1 德国和美国在1989年后对苏联移民政策的变迁

理论模型

为了探寻苏联及其卫星国难民向外迁移的特征，作者构建了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并聚焦于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集团和西方国家移民政策的变化带来的移民决定的变动。

在此模型中，人们在迁移带来的额外收入和留在本国的舒适价值进行权衡。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使他们只有在机会的巨大差异下才会移民国外。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而留在本国的舒适价值不变，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迁移倾向相对较低。而本国的迫害则在模型中体现为留在本国的舒适价值的下降，因此政治迫害使得教育精英移民的阈值更低，从而提高了移民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运用这个模型，作者分析了苏联解体前后三个时段移民决定的变化。第一批早期难民在1986年前离开苏联，当时移民困难重重，主要是非法逃亡者和通过国际协议移民的少数民族。第二批为后期移民，主要在1987年至1992年间离开，当时移民相对不受限制，但仍以难民和少数民族为主。最后一批为1993年后的经济移民，当时大多数的种族移民和难民移民已经完成。前两组难民移民由于受到政治迫害，其平均留在本国的舒适度要比经济移民低，并且他们离开苏联的途径也更加困难。另外，移民目的地国的移民政策会根据移民的技能水平来变化。因此，除以色列外，其他地区的移民政策在经济移民时期均有缩紧。

回归分析及结论

作者进一步收集了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苏联移民信息和这三个国家难民入境的总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分离苏联解体对移民选择的影响，作者增加了来自西欧的移民作为对照组。

图2显示了每年由苏联及其卫星国到达目的地国家的难民数量。苏联解体后，三个目的地国家的入境人数均急剧增加，并在目的地国收紧移民政策后开始下降。

图2 每年抵达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难民人数（千人）

在教育方面，从难民移民到经济移民的转变导致三个目的地国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均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低的人群更难克服严苛的移民困难，而苏联解体使移民变得相对容易，使他们加入了移民的队伍。另外，此时的移民组成可能已经发生了向非自主选择人群的转变。为了区分这两种原因，作者对三个目的地国分别研究了政策制度与移民选择的关系。

作者发现，在三个目的地国，经济移民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均低于后期移民，且在教育水平高的人群中尤为明显，这与模型预测的结果一致。通过数据，作者发现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如苏联德国人、罗马尼亚犹太人等）是政府迫害的重点对象，因而他们的移民率也高于其他人口。

另外，移民平均教育水平的下降也反映在他们在目的地劳动力市场表现以及他们学习目的地语言的技能方面。通过DID模型，作者发现，在三个目的地国中，经济移民比后期移民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差，且不太可能从事高技能职业。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渠道：移民到达目的地国时人力资本的差异，以及到达目的地国后的轨迹差异。

作者通过增加受教育年限的固定效应和分解调查年份来跟踪移民群体的变化两种方式，来区分初始人力资本的差异和轨迹的差异。结果表明，两种渠道都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与西欧国家移民相比，苏联移民起始被雇佣的可能性更低，但是10年内这个差距逐渐缩小，且这种情况在后期移民中最为明显。

结论与研究意义

本文的发现可以为日渐严重的移民问题提供借鉴。尽管欧洲规范庇护政策的法律框架主要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但难民移民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是目的地国移民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2022年的乌克兰难民危机再次引发了关于收容国是否应优先考虑难民的经济融合，还是仅提供临时收容的辩论。本文对难民特征的分析，尤其是他们在目的地国的经济表现，可以为这场政策讨论提供支持。

文献来源: Abramitzky, R., Baseler, T., & Sin, I. (2022). Persecution and migrant self-selection: Evidence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bloc (No. w3020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轮值主编：何石军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