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争的背后暗藏着权力之争，曹髦与司马家的的冲突早已埋下伏笔

在三国志高贵乡公曹髦的传记中，陈寿花了大量篇幅去写曹髦跟儒生博士们讨论经史的内容。

或许有些读者在看三国志的时候对此没有过多关注，甚至认为意义不大就直接跳过不看了。

那么陈寿是单纯为了体现曹髦聪明好学吗？抑或是为了不让他的事迹显得太单薄呢？

其实都不是。陈寿写这一段意义当然不止于此，在一向以吝惜笔墨著称三国志中，但凡陈寿用大量篇幅描述某次论战，就一定是要表达某种意思。

比如在夏侯玄的本传中，有一段他和司马懿就时政进行交流的两千字以上的长篇大论，他就是借此阐述曹爽正始改制的理念。

而曹髦和儒生博士们讨论经史也是如此，在这里陈寿的目的是凸显权力斗争的激烈，因为表面上他是在讨论学术问题，其实背后暗含着深刻的政治目的，学术之争的背后正暗流涌动。

另外高贵乡公的传记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少年登基，到励精图治收买人心，再到最后万般无奈之下的飞蛾扑火，脉络非常清晰。他最后的抗争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早有征兆，学术论战一事就是为他后来的一系列行为埋下的伏笔。

其实此事在两个月前已经开始了预演，甘露元年（256年）二月丙辰，曹髦与群臣就夏少康和汉高祖刘邦孰优孰劣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当时司马氏的党羽荀顗认为少康虽然于夏有中兴之功，但难及刘邦开创汉朝基业之功， 故以汉高祖为优。而曹髦却表示反对，他认为汉高祖不过凭借秦朝土崩瓦解的局面脱颖而出，用人时“专任智力”却不重德行，导致驾崩之后社稷几乎葬送于吕氏，因此反不如少康。

曹髦对刘邦评价不高，似乎是个个例，因为刘邦在历史上的常规印象还是比较英明神武的，比如石勒就认为自己远不及刘邦，如果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只能俯首称臣。

之所以评价有这么大差异，是因为二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石勒大权在握，可以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他的真心话，也没什么政治目的，反而能体现自己的胸襟。而曹髦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傀儡皇帝，他希望借此表达志向，从而吸引对曹魏心存同情的人。

众所周知，刘邦是创业之主，而少康是中兴之主，曹髦也想做中兴之主。

既然要中兴，那么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式微。当时曹魏蒸蒸日上在实力上并没有式微，只不过曹魏皇室在大权上式微了。

虽然当初曹操也是唯才是举的，但到了曹髦这里，“专任智力”的意义就不大了，这个人再能干，不能为自己所用就毫无意义，因此不如重德行，或许这个人能力差些，但至少他能守住节操为我所用，成为中兴的基础。

不过有一点曹髦忽略了，在权臣当道的背景下，要是他真的做了中兴之主，司马昭将何以自处呢？

还是太年轻啊，如此公开表达志向，必然招致司马昭的猜忌。

少康和刘邦的优劣之争暂时告一段落，而整整两个月过后，新的波澜再度兴起。

甘露元年（256年）四月丙辰，一场关于《尚书》的激烈论战又开始了。

在讲《尚书》的过程中，曹髦首先抛出一个问题，他对郑玄 “稽古同天，言尧同於天也"与王肃“尧顺考古道而行之’’这两种不同说法产生了疑问。

郑玄和王肃对“稽古”有着不同的解释。郑玄认为“稽古“的意思是尧同于天，因此应该顺应天道，而王肃则认为“稽古"是指尧顺从了前世的治国之道，也就是所谓的“法先王”。二人的解释孰对孰错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王之争。

这个问题看似只是学术讨论，其实背后暗藏着很深的政治意义。

首先郑学和王学在一些领域本身就有着不同的理念。比如郑学强调“君臣尊卑之贵贱，如山泽之有高卑也”，把君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地位。

而王肃曾提出“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说明他主张顺应形势，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通。在他眼里，到了非常时刻是可以变通的，甚至君也包括在内。

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倒不是因为郑玄是忠臣，王肃有二心，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郑玄死于建安五年（200年），而他一生主要活跃的时期里，大汉朝廷都是权威，因此他形成这样的理念就再正常不过了。而只有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才出现权臣乱政的局面，但那时候他的学说早就完成了。

但是王肃就不一样了，当初他的父亲王朗就是曹丕篡汉的助力者，因此曾经的君被打落神坛这种事在他眼里早就见怪不怪了。如今司马昭就好比当年的曹丕，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也很正常，因此自然要顺应形势。

更何况王肃和司马家还有姻亲关系，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和司马懿就结了亲家，他的女儿王元姬嫁给司马昭为妻，因此他在立场上肯定更加倾向司马家。

学术在很多时候都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对和错并不重要，关键看哪种理论最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对于司马家来说，明显王肃的理论是更好的，因为他弱化了天命，因此也能弱化曹氏的合法性，为自己的家族进行禅代提供助力。而郑学却比较适合希望维持统治的曹氏皇族，因此曹髦自然倾向于郑玄。

对于皇帝的意思，群臣自然是明白的，两个月前他们就知道皇帝的志向了，这时候曹髦又提出这个问题，简直是凶险无比，宫中耳目众多，一旦回答得有什么问毛病，轻则免官去职，重则人头落地。保皇的代价是很沉重的，李丰和夏侯玄的下场摆在那里，司马家的狠辣手段他们岂能不知？

在暗藏杀机的关键的时刻，博士庾峻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讨了个巧，他提出贾逵、马融和王肃都认同“顺考古道" 的，少数服从多数，因此王肃才是对的。这样既没表明自己要做司马家的鹰犬，又不会引起司马昭的嫉恨，可以说是非常滑头了。

而曹髦对此嗤之以鼻，他又对庾峻进行种种驳斥，庾峻无言以对，只好说自己只是老师怎么教就怎么记，其中的理念完全没搞懂，还是圣上自行判断吧。

之后曹髦又对王肃“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的说法提出质疑，并且引经据典加进行争论，庾峻再次投降。

讨论中曹髦又提到了周公、管、蔡之事，这件事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敏感的，曹髦和周成王都是幼君，而司马昭和周公都是权臣，至于管叔蔡叔则可以类比为毌丘俭和文钦等人。

以周公之明，尚有“恐惧流言日”，被怀疑有谋反的动机，何况是司马昭呢?庾峻根本不敢就此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于是只能推脱说“非其所能究论”。

而那段时间一向对司马家很有看法的嵇康则专门做了一篇《管蔡论》为管叔和蔡叔平反，似乎也有同情毌丘俭和文钦之意，而这也说明管蔡问题在当时政局下的敏感。

其实对于郑王之争，不光是皇帝曹髦重视，司马家也是一样，后来司马昭因为一件小事毒死郑玄的孙子郑小同，很难说没有压制郑学之意。

之后在泰始二年（266年）正月的一次祭祀仪式上，晋武帝司马炎下令各项礼仪都要遵从王肃的意见。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比战争更重要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重要的场合推崇王肃，恐怕不光因为王肃是司马炎是的外公，根本目的就是体现魏晋禅代的合理性。

总而言之，郑王之争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其背后暗藏着曹魏皇室和司马家的权力斗争。而陈寿这段记叙也绝不是为了让传主曹髦的事迹太单薄，他的目的就是借助隐晦的手法介绍当时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

虽然在论战中，曹髦充分显示了他博学多才，思维敏捷的有点，但同时也暴露出聪明外露，不擅韬晦的缺点，这对于他的中兴大业是很不利的。

其实曹髦早就藏不住了，他虽然既有成年人的老道又有少年人的冲劲，但和司马昭相比还是有些太嫩了。

当初曹髦在进京路上到达玄武馆行宫时，群臣上奏请求让他住在前殿，曹髦认为那是先帝的旧居，因此转住西厢；群臣又请求用皇帝的车驾迎接，曹髦再次谢绝。

等进入洛阳后，群臣在西掖门南边跪拜迎接，曹髦下车答拜，礼宾员对他说：“按照礼仪可以不必答拜。”但曹髦却说：“我现在还是臣不是君，怎能不拜？”之后又下车步行，非常低调地去拜见郭太后。

等到他正式登基后，立刻下令大赦，并削减车马服饰后宫用度以及其他奢靡之物。

之后他派人到地方巡视，慰劳官员百姓，又对参与废立天子之事的官员加以封赏。

从上述记录里我只看到了一个东西，那就是收买人心。曹髦一上位就立刻打造一个有道明君的人设，尽力争取臣子中摇摆派的支持，然而这却引起了司马师的警惕。

一次朝会结束后，他询问钟会：“你看今上如何？”钟会回答说：“陛下才学可比肩陈思王曹植，武略更是可比魏武帝曹操。”

司马师听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若真如你所言，那是社稷的福分啊。”

从曹髦后来的表现看，他可以当得起这个评价，而至于司马师所说的社稷之福，虽然从表面上看确实没错，因为皇帝英明神武自然江山稳固，但这仅仅是社稷的福气而不是司马师的福气。

因此司马师的真实意思应该是他听了钟会的话反而放心了，因为他已经看透了曹髦的底细。

曹植是大才不假，但他自控能力太差，否则也不会在争储的关键时刻连续犯下大错。而曹操虽然军事水平很高，但他性格里却也有冲动的一面，在讨伐董卓和张绣的时候都犯过这个毛病，要不是运气好他说不定已经提前退场了。

曹髦类似于这两个人，说明他是个虽然有胆识有才干，但却锋芒毕露不懂得收敛，因此司马家对其早有防备。

司马师怕的不是年轻版的曹操，而是年轻版的司马懿。如果曹髦能足够隐忍，故意示弱的话，那才是司马师最担心的，因为这就是个定时炸弹。不过当曹髦没能瞒过钟会的时候，他就没什么机会了。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对高贵乡公太过苛责，他在少年天子中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毕竟司马昭不是宇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