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收入不平等和饥荒死亡率：来自1860年代芬兰饥荒的证据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

饥荒的特点

不平等的社会更容易发生饥荒吗？如果是，是如何发生的？

关于饥荒与不平等的联系，学界的讨论大多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著作。他提出的权利框架 (entitlement framework) 提醒人民注意获取食物的法律权利。森的权利框架提出之后，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的饥荒的特征确实是食品价格上涨、资产价格下跌与工资下降。在森的理论体系和现代实证研究的推动下，历史学家也试图将不平等的食物获取与历史饥荒联系起来。

但经济史的研究对于权利框架在历史饥荒中的适用性提出了怀疑，并认为已有对饥荒的分析中，低生活水平这一特征被忽略了。其中一项研究认为，分配与权利问题不是中世纪和现代早期饥荒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糟糕的交通基础设施、广泛的贫困等。

1860年代的芬兰饥荒与其他历史上的饥荒相比发生时间晚，因此具有更系统的统计数据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下，Miikka Voutilainen (2021) 发表于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的文章对上述争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低平均收入和高度不平等加剧了粮食歉收的负面影响，但对价格上涨等市场传导的冲击有着缓冲作用。他的发现也表明，个人参与到食品市场是决定价格和收入冲击是否导致死亡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在饥荒发生时，产量下降、价格上涨、贫困和工资下降同时发生，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区分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这正是本文的工作。

二

关于饥荒的两个假说

森提出的权利框架将食物权 (food entitlement) 分为自产食物与交易获得的食物。在饥荒期间，食物供应的限制及少数富人对有限食物供应施加的需求压力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使许多人被排除在食品市场之外。初始分配越不平等，这种影响就越明显。因此，“淹没的涟漪” (ripple that drowns) 假说提出，收入不平等和平均收入下降加剧了收入、价格和粮食产量波动的负面影响。然而，此假说要求潜在的饥荒受害者必须依赖当前的粮食市场，且生存函数需要有足够大的凹性。

另一方面，市场准入假说 (market access hypothesis) 提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低收入人群受到收入收缩的影响反而更小。这主要是因为，价格和收入冲击需要通过食品市场发挥作用，受影响的民众首先需要在饥荒之前进入市场，即通过市场来获得食物，然后在饥荒中被迫退出市场，从而导致死亡率上升。如果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或平均收入越低，那么依靠食品市场的人群会越少，因此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就越小。这里的推断与“淹没的涟漪”假设相反。因此，高度不平等和低平均收入可能会抑制收入收缩和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

最后，不平等是减轻还是加剧冲击的传递，取决于总食物权利的构成。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并不一定表示在食品消费方面也会存在同样高度的不平等。在平均收入低的环境中，初始不平等程度高意味着自给自足农民的比例更大，这将降低市场交易变化的重要性。上述假说哪一个能够成立，需要依靠实证分析。

三

芬兰饥荒及数据来源

芬兰有着很长的饥荒历史。1860年代的饥荒发生时间晚（在上一次芬兰大规模饥荒发生的120年后），且影响规模大，造成了芬兰约10%的人口损失。在饥荒发生的年代，芬兰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820年，其人均GDP仅为英国的40%。低平均收入水平是芬兰低农业生产率的结果。全国约有9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且饮食依赖于产量不稳定的黑麦和大麦。因此，芬兰的经济社会极易受到收成波动的影响。

进入十九世纪后，芬兰农村劳动力人口增加了150%，而地主阶级数量几乎没有变化，因此社会对作物歉收影响的抵制变得更加脆弱。在饥荒前的几十年里中，依靠不稳定的收成生活的人口比例大幅增加，然而农业生产力仅有微弱的提高。

此外，作物跨年度储存的缺失和1867年9月发生的严重霜冻使几乎每三年发生一次的作物歉收产生了更大的破坏力，使1866年到1868年期间谷物价格几乎翻倍。

本文选取芬兰1865-1869年共198个农村行政教区 (parish)，并从芬兰的人头税税务登记数据中提取了教区的人口及家庭数，利用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头税免税率以计算家庭贫困程度。基尼系数和森收入系数 (Sen income) 也由此获得。另外，每个省的政府报告中记载了教区的毛死亡率，及黑麦和大麦的产量。粮食价格则从教区长官对参议院财政部的报告中获取。

图1 从左至右，分别1865年芬兰农村教区的平均家庭收入、人均收入、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和死亡率

四

研究结果

作者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加入平均收入、收入不平等与粮食收成、粮价的交互项，研究了在饥荒中收入不平等对于教区毛死亡率的影响。

基准结果表明，平均收入下降1%导致教区毛死亡率上升0.35%，黑麦产量下降或价格上升1%，则导致毛死亡率上升0.51%。交互项结果表明，在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毛死亡率对收入水平变化的反应更强烈，这与市场准入假设一致。同时，“淹没的涟漪”也在结果中有所体现。随着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和不平等的加剧，黑麦产量的变化不再重要。然而，收入水平越高时，黑麦价格对毛死亡率的影响越大，这与“淹没的涟漪”假设相矛盾，反而支持了强调市场准入在市场介导冲击中重要性的假说。

另外，作者还使用了黑麦和大麦的总体产出和价格作为稳健性检验。与黑麦相比，大麦产量及价格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交互作用明显更强且更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如果存在更便宜的替代品，收入影响较小的商品价格变化不会对死亡率产生作用；其次，食品的初始价格越高，低收入人群对它的消费越少，因此受到其价格波动的影响越小。

五

异质性研究

作者进一步研究了交互项如何影响毛死亡率在粮食产出方面的弹性，探究饥荒相关变量对毛死亡率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

大麦产量的变化（图 2b）对饥荒死亡率的影响发生在平均收入小于大约 500 马克时，而黑麦产量的波动（图 2a）影响了较高平均收入水平的死亡率。这也反映了不同收入群体饮食结构的不同。该图显示，食物供应量的下降对较贫困的教区影响最大，并且随着饥荒期间收入的收缩而加剧。图2c和2d则说明，由于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关的大麦和黑麦产量下降，饥荒期间教区毛死亡率增加。在高度不平等的环境中，大麦产量下降1%会导致毛死亡率增加1.3%。黑麦产量和收入不平等的交互作用相似（图 2c），但影响稍弱。

图2 “淹没的涟漪”假设下的交互图

粮食产量与不平等的关系使产量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加严重。1867年平均收入最低的大多数教区都在大麦消费量最高、作物歉收最为严重的北部地区。其中许多最贫困的教区，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也达到了创纪录的值：在30个最贫困的教区中，有18个教区高于0.6，有7个教区高于0.7。因此，不平等和收入减少加剧了粮食供应大幅下降的影响。这些为“淹没的涟漪”假设提供了证明：教区越贫穷、越不平等，其民众就越容易受到收成波动的影响。

关于市场准入假设的证据可以从图3中得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粮食价格与死亡率呈正相关。在收入大约200 马克以上时，两种谷物的价格开始产生影响，此后缓慢增加。同样，在基尼系数小于0.6左右时，大麦价格的上升导致毛死亡率上涨（图3d），而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大麦价格的影响渐渐消失。虽然没有发现不平等与黑麦价格之间明显的交互作用，但这些图强调了在1867-1868年收入收缩期间，价格冲击对死亡率的影响有所减弱。与总体效应相反，在饥荒的顶峰时期，价格对毛死亡率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

图3c-d还显示了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家庭平均收入和毛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收入分配越平均，该效应越强，且当基尼系数大约为0.3时会迅速上升。而当基尼系数达到0.7左右时，收入水平的变化不再影响死亡率。这些结果反映出教区总食物权的构成。收入分配越倾斜或平均收入越低，进入食品市场的人就越少，因此受价格水平变化影响的人就越少。

图3 市场准入假设下的交互图

六

结 论

本文探讨经济不平等是否加剧了饥荒期间粮食收成、粮价和收入冲击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的收缩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使粮食产量波动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然而，在高度不平等和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粮价上涨的影响会被减轻。可支配收入的收缩可以减弱市场传导的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高度不平等和低平均收入减轻了价格冲击的影响。然而，收入分配的不利变化，加剧了粮食供应的下降。本文的结果为说明粮食市场在广泛的粮食安全危机期间如何运作，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权利失败如何导致死亡率变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文献来源: Voutilainen, M., ‘Income inequality and famine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the Finnish famine of the 18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5 (2022), pp. 5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