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土地改革中的赢家与输家：基于丹麦1682-1895年土地不平等的证据

18世纪之前丹麦的封建庄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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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一向以公平和富裕著称，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也认为丹麦“中等化”的农场发展模式是一种学习的典范。然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丹麦进行了一场效率优先的农地改革。这篇刚发表在JDE上的文章，便首次定量分析了这场农地改革对土地不平等的长期影响，以及这种土地不平等对农民内部利益分配的影响。

研究发现，这场农地改革加剧了土壤禀赋更好地区的土地分配不平等，这是由于农地改革促进了土壤禀赋更好地区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和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改革带来的土地不平等最终又导致了农民阶层内部的分化。在土地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地区，当地最高收入增加了，而农村无地或少地的贫困人口则通过移民海外实现了“用脚投票”。因此，这场农地改革的“成功”是以失败者移民为代价的。

一

1784-1810年丹麦农地改革简介

在18世纪末土地改革之前，丹麦约98%-99%的土地为公有土地、贵族以及大商人等所有，农民所有的土地规模仅占1%-2%。土地生产组织形式仍是传统的庄园制，庄园主通过契约实现对依附农民的控制；依附农民通过租用庄园土地从事生产经营，向庄园主支付金钱和实物地租并提供劳役，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从18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末，丹麦土地贵族受天赋人权等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进行一系列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开明专制改革。1784-1810年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解除农民劳役，废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制度；废除集体共耕制度，鼓励庄园主向农民出售土地。此外，政府还通过法令规定了家庭农场的最低规模和农场出售的最低规模。因此，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型家庭农场的佃农，贫困小农因资金约束而难以获得土地。到1834年，丹麦50%的土地已被自由持有农和可继承的公簿持有佃农所有。

这场农地改革有利于克服集体耕作和不稳定租佃权的弊端，促进了作物轮作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与此同时，丹麦人口从18世纪80年代也开始快速增长，到1911年丹麦人口攀升至275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土改期间丹麦土地-劳动力比例不断恶化，但丹麦政府通过政策约束使得“中等化”的农场面积分布状况保持相当稳定。

二

数据和变量

首先，作者用Theil指数来衡量土地不平等。根据丹麦土地登记数据中详细的农场数量和规模、不同规模农场对应的HK量（tønde hartkorn，是丹麦衡量土地潜在生产能力的指标），作者计算了1605个教区在1682-1895年的Theil指数。图1展示了丹麦1682-1895年土地Theil指数和基尼系数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1682-1850年丹麦土地不平等程度明显增加，基尼系数也从1682年的0.3攀升至1850年的0.67。

图1 丹麦1682-1895年Theil指数和基尼系数的动态变化

其次，作者用农场HK量衡量土壤质量。考虑到土壤质量可能内生于土地管理，作者进一步根据丹麦的地表地质地图计算了各教区适宜耕种的泥砾土(boulder clay)土地面积占比，作为HK量的工具变量。图2左右两图分别展示了1682年各教区总HK量和泥砾土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教区层面的土壤质量分布变异较大。

图2 1682年丹麦各教区总HK量和泥砾土面积占比分布情况

注：图中颜色越深表示土地生产潜力越高。在大约18000年前的威赫塞尔冰期（Weichselian glaciation，北欧最后一个冰期），冰川消融导致丹麦无冰地区土壤侵蚀严重，留下了干燥沙质的土壤；而冰川覆盖地区留下的泥砾土含有更多的粘土，更适合大麦等作物种植。

图3进一步对比分析了1682年（改革前）和1834年（改革后）丹麦土地Theil指数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1682-1834年间丹麦土地不平等程度明显加深。有趣的是，图3中1834年各教区土地不平等分布与图2中1862年各教区HK量分布情况惊人相似，这为作者进一步检验土壤质量对土地不平等的影响提供了初步证据。

图3 1682年和1834年丹麦土地Theil指数分布情况

注：图中颜色越深表示土地不平等程度越高。

三

土壤质量对土地不平等的影响

作者汇报了土壤质量对1682-1834年土地不平等的影响。作者首先将各教区土壤质量与1682-1834年Theil指数的变化做OLS回归，发现二者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其次，作者将各教区泥砾土面积占比作为土壤质量的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土壤质量每上升一个标准差，会导致Theil指数增加0.3个标准差。考虑到指标构建对回归结果的可能影响，作者替换Theil指数后发现第二阶段土壤质量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因此，丹麦的农地改革确实导致了土壤质量更高的地区土地不平等加剧。

为什么农地改革会加剧土地不平等？作者通过详细的机制分析发现，农地改革后，土壤质量更高地区农业生产率增长更快，这刺激了高土壤质量地区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与此同时，农地改革客观上保护了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免于分割或解体，却导致无地或少地的人口比例增加，最终加剧了土地不平等和改革的“输家”移民海外。

图4 机制流程图

四

土地不平等对“赢家”与“输家”的影响

图5绘制了农地改革带来的土地不平等对1860-1908年丹麦海外移民的影响。我们发现，土地不平等程度更严重的教区，海外移民人数更多，这说明农地改革导致了海外移民的负向选择。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移民更具经济可行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改革的“输家”）移民门槛进一步降低。

图5 土地不平等对海外移民的影响

注：该图自变量为1860年各教区的Theil指数，因变量为1860-1908年从各教区迁出的移民总数的自然对数，OLS估计系数和标准误位于该图左下角。

图6的a、b、c图分别展示了平均每农场的纳税人数量、应税总额和纳税人平均纳税额与Theil指数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农地改革带来的人口增长也会刺激创新，强化改革对农业生产率的积极作用，纳税人的数量和高收入者的收入因此显著增加。

图6 土地不平等对纳税人数量、应税总额和纳税人平均纳税额的影响

注：图中因变量均利用各教区的农场数量#farms进行了scale处理。

五

结论与讨论

评价一场土地改革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场效率优先的丹麦农地改革促进了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稳定的农村中产阶层的崛起，他们在之后几十年中主宰了丹麦的政治并形成了国家认同的基础。然而，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改革的失败者移民海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改革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

本文虽然研究的是两个世纪之前丹麦的农地改革，但对当下土地改革仍有重要警示作用。丹麦发展经济学家Boserup认为，18-19世纪丹麦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发展，也与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农产品价格上升密不可分。考虑到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口的限制以及移民控制，贫穷国家可能无法复制当时丹麦农地改革的模式以实现农业增长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