诓骗、造假、赝品层出不穷,为什么明朝人最爱伪造名人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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诓骗、造假、赝品层出不穷,为什么明朝人最爱伪造名人字画?

俗语有云“有价就有假”,而古董更是“自来多赝”。虽然艺术市场与赝品如影随行,但其实赝品的存在并非一日之鲜,而是古已有之。

早在西元前一世纪,罗马商人为谋巨利,便开始到处大量兜售伪造的希腊雕像。而中国的书画作伪史亦同样悠长,从魏晋南北朝至今从未歇止。到了明中后期,造伪之风因商品经济、竞奢之风越演越烈,而诓骗、造假等社会乱象也相继而生。然而,明朝社会这样光怪陆离的收藏文化到底是怎样出现的呢?

明朝中后期,奢风渐至。一别百业凋敝的社会面貌,明后期不只是士大夫间互相攀比,连同百姓们都要争风相仿。比如当初生员专属的“瓦楞鬃帽”,在万历年间就变成了富贫皆戴之物。本来奢侈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也只不过是奢侈品庶民化的进程,但是对于士大夫来说,这些本可象征他们身份地位的东西,如今却变成人人可竞逐购置之物,自然不是味儿。加上,因为“贾竪”那宏厚财力,士大夫在这场奢靡之争中占不上一点优势。因此士大夫很多时都跋前踬后,既落了面子,又得要面对竞奢后的道德谴责。为了巩固自己地位与身份霸权,他们只得另辟新径,把消费触角投向了既是奢侈商品、又是文化商品的古玩书画上,企图把奢俭之辩转化为雅俗对立。只有从消费品味下手,才能把士大夫与一般人作出身份区隔,这就解释了书画市场在明朝如此发达的原因。

可是,伪画市场又怎样跟着蓬勃起来呢?

毕竟晚明的奢侈消费已脱离了维生层次的层面,所以这种能彰显其清雅的文化潮流出现不久后,富商们很快也不甘于后,开始舞文弄墨起来。只是真迹有限,且张张都堪比天价,所以面对这份不断被蚕食的消费荣光,士大夫们很多时候都只能干着急。加上,下层文人俸禄甚少,鬻字卖画已经难以维持三餐温饱,倒不如一了百了,索性投入作伪市场。就是这样,在真迹供不应求,买画不一定懂画的情况下,不少传统文人便“弃儒就贾”,参与到这场作伪工程中。

明后期,赝品在艺术市场泛滥起来。就连有着知名鉴藏家李开先也被王世贞讥讽为“无一真者”,观其藏就如同“盲人观场”。不过作品的真伪在明朝社会并不重要,正如清人徐余所言“自愚即可愚人”。哪怕是一文不值的东西,只要“自矜目力胜人,彼以为假,我独识其真”,愿意买它的人就自然大有人在。及时止损,尽早脱手,那么愚人自是另有其人。

虽说艺术品造假历来有之,但如明代中后期的猖獗却是前所未有,往往都是“片缣朝出,午已见副本,有不十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不过明朝社会面对着这一系列的情况,似乎早已麻目。哪怕有卖家以次充好,把赝品当作真迹出售,普通百姓未有选择严厉批评那些作伪者,反而带着窃喜,直接购买那些由作伪集团中批量生产的精美仿作,造就了“赝鼎易售”的奇怪局面。

只是面对剽窃者,连名画家自身也对其展示着不一般的纵容。书画家冯元成看到有人作伪自己的画作,不但没有没有怒火中烧,反自言才华不如剽取者,继而感叹自己只不过徒占虚名。甚至作伪者们拿着赝品到他跟前以求题款时,他亦一一答应。虽不能说文征明的态度是画家常态,但从另一名画师沈周面对“贩夫牧竖”索画求款时,同样毫不为难地应下时,就可知道社会大众对作伪之风未必感到痛恨,更别说施予抨击。

晚明文人对作伪次品抱有矛盾心态。既是接纳,亦是排斥。

上层士绅抵制伪品,除了是不满风雅罪人们的污秽行径外,更是反感那“笔笔恶俗”的伪品;但面对着伪中精品,不但有扬言“有假者持来,我买”的杨溥,更有毫不犹豫费银买下“几于夺真”的《宝晋斋法帖》的李日华。可见士大夫对上等伪品可以说是宽容体恤,甚至能给出“真伪平等”的结论。说到底,两种态度的差异还是建基在伪品的质量,并非在作伪与否的行为道德上。

不少人对李日华的“真伪平等”论嗤之以鼻,认为他是在为自己多次购买赝品书画之事而狡辩。但其实购买与否,应当取决于个人情感,而不是非黑即白的“真”与“伪”。就如张丑所言“真赏者当亟购也”,当中亦没有强调“真品”是“亟购”。艺术品的原创性与独特性固然重要,但若是一眛盲目追求“真者可宝,假者当弃”,而没有对物品的美学价值进行判断,只不过是另类的跟风从众、附庸风雅。

当然从道德层面而言,作伪盛行无疑是歪风,那些专收十岁幼童为小学徒临摹名家之作的古玩店更应被禁止。但从艺术及社会学的层面而言,作伪现象却是明代社会经济蓬勃及艺术发展成熟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