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传十二世,历经十六帝,享国276年。在这276年中,荒诞不经的皇帝层出不穷。
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考成法,裁撤冗官冗员,推行一条鞭法,加强武备整顿,边境安然,史称“万历中兴”。
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从万历帝对张居正反攻清算,废止新政,内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皇帝怠政、官场昏暗、军备荒弛、用人不当,另外,再加上太监乱政、边事迭起……大明王朝开始一步一步走上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万历帝的“怠政”,主要体现在万历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其中竟然有三十余年不上朝。万历帝出于国本之争对大臣的极度不满,自1587年后,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作为报复,仅处理一些重要事件。自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万历帝不上朝的理由非常荒诞,因为立太子不遂己愿,只好选择与文官集团消极对抗,不与他们合作,他的怠政造成政府的各个机构缺员,帝国的政治中枢时时处于半停顿的状态。
更为要命的是,万历帝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财,他在位期间横征暴敛,他的疯狂敛财造成民间的动荡,以致民变迭起,将帝国推向了危殆的边缘。
此外,万历帝三大征,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虽然三战皆胜,巩固了明朝边疆,守护了朝鲜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大量的国库存银。
1620年,万历帝驾崩。其长子朱常洛登基。泰昌帝朱常洛常年沉湎酒色,纵欲淫乐,导致身体日益羸弱,仅在位一个月,即猝死,时年39岁。
朱常洛死后,16岁长子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天启帝在位七年,与万历帝相比,天启帝更称得上是一个奇葩。
天启帝对朝政没有兴趣,痴迷木匠手艺,天天忙着设计各种各样新潮的家具,把朝廷票拟和批红的大权交给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拉拢齐楚浙党,号为“阉党”。1624年后,阉党把握朝政,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由,将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东林党与阉党之间斗得你死我活,朝臣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切以党派利益为原则,造成天启年间的朝政混乱,导致内忧外患加剧。
正是在明廷的党争势同水火之际,后金已然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明廷多次对后金用兵均以失败而告终,明军丧师失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失去了所有的战略优势,辽东的战局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
明朝政治的腐败与国力的衰颓,在对后金的战争中暴露无遗。历经万历、泰昌和天启三朝荒唐混乱的不停折腾,大明王朝亡国的趋势已经形成,历史的走向再难逆转。
天启七年(1627),天启驾崩,信王即位,是为崇祯帝。崇祯帝从天启帝手里接过来的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内忧与外患已经成为崇祯王朝面临的一个生死难题。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而且,崇祯帝并不是没有反转的机会,大明帝国虽然衰颓不堪,但毕竟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崇祯帝手里尚且握有无尽的资源和为数众多的人才,如果运用得当,崇祯帝的“中兴之梦”也未必不会成为现实。而且崇祯帝起初做的也的确不错,他即位不久,就顺利地剪除了阉党,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大明王朝却并没有因此走向中兴,反而深陷泥淖,无法自拔,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内耗。
崇祯帝是一位勤政自勉且具有高度责任心的皇帝,他抱有匡复大明王朝、成为“中兴之主”的强烈意愿,并力图有所作为,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问题。面对王朝的危局,崇祯帝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针对辽东的战事,崇祯重新起用了被阉党废置的袁崇焕,给予他全权处理辽东军务的权力,并赐予尚方宝剑。
但是崇祯帝在用人方面、处理政务方面乏善可陈,他既无法合理地运用人才,也不能有效地整合资源。
他以“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纵敌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僧入城”等罪名,将袁崇焕草率地处死。其中固然有袁崇焕本人的原因,但崇祯猜忌多疑、刻薄躁急的一面还是暴露无遗。
大明王朝的能干之臣,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先后杀了首辅二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更有甚者创下三十六名高级官员同时被杀的历史最高纪录。
雨漏偏逢连阴雨,崇祯元年,陕西发生大规模的民变,进而愈演愈烈,渐成燎原之势。自此,民变与辽事成为折磨崇祯的两大梦魇,时时让他芒刺在背、寝食难安;明军则陷入了两线作战的旋涡,时时处于疲于应付、焦头烂额的境地。
两线作战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而帝国的财政已经接近崩溃,无奈之下,朝廷只能不停地加征赋税——官吏豪强拥有特权,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逃避赋税,这些摊派最终还是加在平民百姓的身上。于是,朝廷压榨地方,地方压榨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当平民百姓无以为生时,他们只能铤而走险,在刀尖上讨生活。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必将为自己实用主义的风格与变化无常的个性付出惨痛的代价。
崇祯在位十七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最终做了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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