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广州湾文献（五）

近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19世纪探险的面容：从传说到历史”展，庆祝法国地理学会成立两百周年（1821年创办于巴黎），全面回顾了该学会主导下，法国探险家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等地的行踪和研究成果。展览分为“旅行的邀约和预备”、“探险家的行囊”、“实地的调查和较量”、“旅行归来”和“探险的历史及其缄默”五个部分，展品包括手稿、信函、标本、测量仪器、运输工具、露营装备以及探险家在各地搜集的物品等。

毋庸讳言，殖民扩张是19世纪探险活动的动力和目的之一。展览的策展团队中有几位知名学者，如钻研法国殖民史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Hélène Blais，他们围绕“知识的生成”深入探讨，着重图书流通和人际关系等方面，也给笔者若干启发。笔者尤为感兴趣之处在于，法国人如何在异国他乡习得当地知识？此后又是如何整理、分析和传播？以及这些知识与殖民权力的相互作用？其中，语言是一个关键问题，本篇将主要介绍一部词典。

展览一角

一

笔者在广州湾文献系列第三篇中提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法国人撰写、有关广州湾的图书有好几种。为何这一时段出版的图书较多？我们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理解——广州湾商贸经济显著增长，法当局与地方人士的政治合作加强，银行、电厂、学校和医院等设施纷纷落成。

在此期间，积极有为、明察世事的赖宝时（Paul Blanchard de la Brosse）两度担任广州湾的行政长官（1922-1923年和1925-1926年），第二次赴任时更成功向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争取，将“总公使”（administrateur en chef）的职衔升为“高级驻扎官”（résident supérieur），等同于越南三圻、柬埔寨和老挝的行政长官，从而提高自身“政治威信”，强化法国在广州湾的殖民管治。

广州湾的法国侨民不多，行政官员和军官调动频繁，长年定居的寥寥无几。不过，笔者发现了至少两位住了10年以上的著书立作者，作品旨趣有同有异，本篇先介绍夏尔·洛尔（Charles Laure）的两种著作。

二

关于夏尔·洛尔在广州湾从事商业和农业开发的事迹，笔者在两年前的旧文已有论述。1910年他应邀前来广州湾负责商务发展，几年后辞职经商，却又因为种种原因与上级交恶，处境堪忧。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1914年起广州湾包括鸦片在内的几类商品专营制（个人承包）转为专卖制（政府垄断）之后，当地法国商人的势力进一步削弱，有官方身份的批发商（négociant）仅有2人左右。与之相对，地方社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以赤坎公局长陈学谈和广州湾商会会长陈斯静等为首的商绅在商界乃至政治事务中的角色举足轻重。

夏尔·洛尔与这些商绅的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探究，但双方的力量无疑是此消彼长的。夏尔·洛尔并非顽固保守的殖民者，从早年撰写调查报告到后来著书立作，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去认识广州湾这片土地，也因此留下了珍贵史料。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夏尔·洛尔的著作两种，分别是1923年的《我们是否应该把广州湾还给中国？》（Faut-il abandonner Kouang-Tchéou-Wan à la Chine?） 和1925年出版的《黎话词典》（Vocabulaire de langue chinoise laï），都是由河内远东印刷厂（Imprimerie d'Extrême-Orient）出版。

《我们是否应该把广州湾还给中国？》封面

《我们是否应该把广州湾还给中国？》是一本小册子，篇幅甚短，图书馆将其与多种书籍合订一册。该书全文翻译收录在王钦峰教授主编的《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二卷，而且团队同仁郭康强已从华盛顿会议外交交涉的背景和殖民宣传的写作目的两方面做了分析，故本文不再赘述。总的来说，作者十分忧虑法国外交部向中国政府允诺提前归还广州湾——这将有损殖民者的利益，因此呼吁访问印度支那的议会代表团也到广州湾考察，争取法国继续占有这个租借地。

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与北洋政府相对立等原因，故收回广州湾一事没有实质进展。一晃两年过去，形势缓和，夏尔·洛尔的新书《黎话词典》未抨击时政也并非抒发愤懑之情，而是试图以做学问的态度向法国人介绍广州湾的方言之一黎话（今称雷州话），同时也向赖宝时致敬，迎合他的改革。

三

《黎话词典》有120页，内容颇为丰富，却也有几个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笔者试述如下：

1、书名和出版年份？该书全名较长，Vocabulaire de langue chinoise laï (franco-laï), précédé d'un essai grammatical 若采用直译，应为《中国语言黎话词典（法语黎话对照），前有语法笔记》。在致敬部分，作者更是把此书称为Manuel de conversation franco-laï，即《法语雷州话会话手册》，似乎说明书名未经深思熟虑。此外，书名上方所加的汉字“中国文黎字音”并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但也表明了该书收录的词汇和语句既含翻译亦有注音。综上，笔者认为此书译名简称为《黎话词典》为宜。

至于出版年份，该书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存有两册，目录却将出版年份分别标识为1924和1925年，其他藏有此书的图书馆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大抵是该书封面和扉页的罗马数字年份有别（封面标为1925年、扉页标为1924年）。但上述两册均由远东学院在1925年11月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加上作者表示此书献给赖宝时，故笔者认为出版年份以1925年为妥。

《黎话词典》封面

2、文献价值？《黎话词典》长期以来在学界寂寂无名，不论上世纪70年代海外华裔学者的方言调查，抑或雷州（海康县）本地人士的字典词典编撰和岭南师范学院等高校学者的语言学研究，都未曾提及此书。个中原因，主要是该书存量稀少，公开资料显示仅欧美数家图书馆收藏。又如前年某私人藏家购入一册（似乎原藏于国内），登报炫耀之后就秘不示人。

再者，从纵向来看，广州湾的知识传承有明显断层，且不说1945年前后的情况，就是法国殖民统治的四十多年间，后出版者也少见引用前人著述，或许广州湾法当局从未系统地收集和保存相关图书。举例而言，1907年远东学院曾委托广州湾一名公使调查黎话，后者完成了一本近30页的词典，但夏尔·洛尔似乎没读过，其书并无提及。而从横向来看，其他有关印度支那和中国的同时代著作亦鲜少介绍或引用广州湾相关图书的内容。

当我们一个世纪后再检视《黎话词典》，不难找到历史学、语言学和民俗学多方面的文献价值。此书大致分为黎话的来源、语法笔记和会话手册三部分，其中以收录词汇和句子的会话手册占了近百页。

“语法笔记”分为两篇，前篇主要是从发音规则介绍黎话的几个要点难点，后篇则具体从音调、元音、子音、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和构词规则等知识点进一步传授黎话的学习方法。在这一部分，夏尔·洛尔表示自己参考了汉学家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的注音方法，并在脚注中感谢一位获得“黎话二级”资质的法国人Francis和神父Zimmermann对他的帮助。广州湾法当局不乏懂得当地方言的官员，而巴黎外方传教会也一直要求神父精通所在地区的方言，他们如何学习黎话？是否曾在一定范围内系统地教给其他法国人？笔者希望日后找到更多资料。此外，夏尔·洛尔还感谢一位以黎话为母语的教师，是他提议附上中文以资对照。笔者猜测，这位教师应在安碧沙罗学校教书。

“会话手册”按照不同场景分为五十多个小节，始于家庭起居饮食，终于公堂上的告状和审讯。前面以词汇为主，后面则有短语和问答，难度渐进，生动地记录下了法国殖民者与地方民众的日常交往和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另一方面，这些民国年间半文半白的中文语句早已随时间而变，很少存留于文字或影音资料中，如今看来可谓极为珍稀的史料，既记载了广州湾法当局的行政和司法工作片段，亦反映了当时广州湾乃至雷州半岛地区的社会百态。需要注意的是，“会话手册”的形式是法文、汉字和黎话注音三栏并列，汉字部分明显有白话文和粤语的痕迹，以填补黎话“有音无字”之不足。

会话部分的一页

3、何谓“黎话”？“黎话”之名始于何时，学界和民间至今争论不休，总之雷州话是相当晚近的用法。中文文献方面，大致以万历《雷州府志》和民国《海康县续志》关于方言的简略记载为主。若说共识，雷州半岛方言之演变受福建人移入和本地土著迁徙或融合的影响，多数论者予以认同。传统上，黎话使用者主要集中在雷州半岛的海康、遂溪和徐闻三县，石城县（今廉江）南部和茂名县沿海亦有分布。由于城乡差异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别等故，“黎话”或“黎”在当代湛江市的语境中带有贬义，使得不少雷州话使用者尽力撇清关系，这也让方言相关的学术问题不再纯粹，而是在现实纠缠中纷纷扰扰。

或许“黎话”这个字眼很难在中文文献中找到踪迹，但对于依仗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法国人来说，他们不是当地人，观察和调查相对中立，在其著述或公文中，黎话显然是一个通用称谓。

广州湾租借地由原属雷州府遂溪县和高州府吴川县的陆地和海域组成，各种关于广州湾民俗和方言的法文著作中，皆以海湾为界，将民众分为黎话和广东话（吴川话）两大群体，1906年马赛殖民地博览会的广州湾介绍册已是如此划分。在此之前，19世纪末考察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地理探险家马德罗（Claudius Madrolle）指出两地方言相似，都能找到福建“鹤佬话”的影响。

对于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的法国人（例如担任官职的殖民者）来说，尽管他们未必广泛阅读前人著作或拥有很多参考资料，却也可以共享基本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知识，夏尔·洛尔是这样的人，而且他在广州湾定居多年，更是拥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在地经验。他在“黎话的起源”提到了马德罗和英国博物学家郇和（Robert Swinhoe）的研究，并借助民族志的方法描绘黎话与闽方言和东南亚语言的关系，以及黎话群体的人种特征和生活习性，并对该群体人数和分布范围做了补充。其中或有作者的主观认知，但未见刻意的误导或贬损。

为了帮助读者直观品味百年前的广州湾方言，管窥昔日日常生活，笔者从书中摘录若干会话：

尔敢饮火酒无？

跟班，你预备一张床俾先生睡。

伙头，你预备煲三只蛋我。

先生，伙食齐备，船又雇便。

几点潮水上？

先生，尔无要枪咩？

有乜用。

至于菠萝树，西人无敬重。

呢条鱼新鲜唔呢？

如你不掹草，花就死了。

你知状师在何处否？

我与做车匠打官司，我想同状师商量。

叶某：具禀人铺仔属那梁村叶……为乞恩事。上年窃民见一儿童弃于路上，则执之为义子，执之之时也纳款与族内。现时某某恃事村中议员，出意于歹人某某，偷去吊灯之灯笼……所以窃民到来，求大人出票传某某到案。

总公使：审其明白，重罚之。受了入族谱银而废其名。

叶某：占恩不尽矣。

综上，夏尔·洛尔是一名有代表性的殖民者，《黎话词典》收录的不少对话应为他的生活写照，透露了许多有趣细节。他为自己的事业和法国殖民管治著书立作，试图让广州湾租借地往自己乐见的方向去发展，尽管总是事与愿违。无论如何，《黎话词典》是一部重要文献，其意义不限于一时一地；我们也能以小见大，进而讨论殖民扩张、地理探险与汉学之间的知识生成和流通。

因篇幅所限，加上笔者近期在东方语言与文明图书馆（BULAC）发现了1923年出版的《法国租借地广州湾》，该书作者和1931年出版的《法国在广州湾》的作者博南格上尉（Alfred Boningue）都是时任广州湾驻军长官，内容也有诸多类似之处。因此，笔者将在后续一起介绍和比较两种著作，更好梳理法文文献的脉络。

撰文：吴子祺

校对：何斯薇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