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线上研讨会──周雪光教授分享

▲陈志武教授潜心研究16年的著作《文明的逻辑》（2022）

2022年4月17日，《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线上研讨会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共同探讨人类文明化是如何发生的，又将往何处演变。

“国家为何起源”一直是热门话题，“大禹治水”、“战争造就国家”等学说流行多年。风险挑战是否为这些不同学说背后的共同逻辑？福利国家、货币国家、财政国家的兴起又是怎么回事？——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围绕“风险、福利与国家发展”主题，展开了精彩演讲。

《文明的逻辑》与国家的逻辑

作者 | 周雪光

陈老师的大作从应对风险的主线，重新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这个角度非常新颖，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不同的阶段，以及所产生的相应的制度安排。而且这本书正逢其时，因为当代社会就是一个复杂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经常会因一些表面上看来无足轻重的一些举动，而导致一些巨大的这个社会风险，比如或者是交通事故，或者是政策的失误，或者是病毒的传播等等。我们这个单元强调的主题是国家与风险应对，这在陈老师书里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陈老师指出，应对风险的很多努力，使得国家把很多的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其他的治理机制，比如说财政，比如金融手段等等，这非常有启发。

我想讨论的一方面是我读了有关章节后的一些感想，还有就是这个大的主题的下引起的一些思想。我想讲的主线，就是国家的来龙去脉，国家的前身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国家的未来又是什么样，从不同角度讨论国家与风险治理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相关的主题，就是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其他的制度安排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在陈老师在书中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

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就从国家的前身、现在和它的未来，来看它与风险治理的关系。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应对风险而产生的。在所谓的国家建构的文献中就讨论到了，从过去的狩猎采集的历史演变过程，到后来走向农业化，然后走向城市化、工业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农业社会高度密集的劳动和居住产生了很多的治理要求，国家便应运而生了。陈老师这本书也引用了Jared Diamond非常有名的书《Guns,Germs,and Steel》,这本书的讨论中心也是国家和风险治理之间的关系。就国家因为应对风险而产生或发挥了应对风险的这种功能的这种说法，在已有研究中确实已经有很多认同。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2021年，有本英文书籍《The Dawn Of Everything》，这本书的一个主要argument 就是人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走向国家这种形式，是一种偶然事件，也就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也可能会走向另外的不同的组织形式。他们的观点认为如果我们在面对新的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新选择的时候，应该考察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本书有很大争议性，但是也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近代国家的兴起，主要的观点认为现在的国家形式是来源于国际竞争和动员资源的需要，所以才会产生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组织制度。但塑造这个国家取向，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途径依赖、比如既得利益集团、比如经济学通常讨论的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些因素和风险治理到底有什么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我们再看一下国家现在的状态。社会学家Charles Tilly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叫做《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这本书里面作者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说20世纪末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19世纪的历史遗产。什么意思？就是说在19世纪以前，欧洲国家大多数是作坊经济，但是进入19世纪后整个的社会组织方式受到了大工业组织的影响，出现集中生产、集中生活、集中治理。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社会层面，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室，它的行动非常相似的，包括军队，所有组织形式都非常相似，显示出了大工业组织的一些特点，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那么国家的组织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我们通常在文献里讨论到的韦伯式的科层组织。

在20世纪初期，我们又有了另外一种权力集中更为制度化列宁式的政党组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发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时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推动的，而这些和所谓的应对风险之间关系是什么样子，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国家是因为应对风险而产生的？陈老师在他的书中，举了一系列例子，我们看到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时候，政府的干预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觉得陈老师确实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和一些支持他的命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上的很多灾难、所谓的风险也是在国家体制中产生的。国家在战争和群体之间的冲突产生的紧张和风险，还有来自政策失误的或者政治管制而产生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可能是应对风险，但是国家本身也可能是产生风险、制造风险。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国家和风险治理之间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的推敲。

举例来说，书中提到王安石的青苗法。青苗法通过国家向农民提供金融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帮助农民降低风险；但是这个政策的目的不是解决农民的风险问题，而是要有效地攫取资源，所以这一政策是不是针对治理风险而产生还值得讨论。我们再来看欧洲的过程，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后来的公民社会，再到后来的福利国家，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是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走到了福利国家。换句话说，不是说国家要应对治理风险才产生了所谓的福利国家，而是因为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的过程逐渐推动国家走向了福利国家。

从这个背景看，讨论国家和治理风险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还要问更进一步的问题，到底是谁的效率？谁的风险？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不是应该从经济学的这个视野还要推进往前走，到政治经济学来回答这个国家和风险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家的未来。Tilly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提出19世纪遗产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正好处于一个大工业组织形态和新产生的组织方式并行、并且竞争的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科技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从技术上，包括AI等等方面的发展让人们有更多不同的方式来建立关系，而不是过去那种等级组织。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理念上的变化，在劳动力市场上，现在的毕业生到底愿意去什么样的组织，也和不同的组织形式能够提供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等等都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和选择方式。

我想强调一点，这两年的新冠疫情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大家都是居家隔离，很多的工作都成 remote这种远程的工作，导致了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革命。现在这场革命刚开始，它使得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人们之间的互动的方式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仅是应对新冠疫情的临时举措，在疫情过渡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这种组织形式正在逐渐制度化。这一定会对权威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当这个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未来的国家和风险治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认为，这个本身也可能是一个有着重要的这个变化的趋势。

现在讲一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国家作为一种治理风险的制度和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陈老师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了很多治理风险的机制，比如宗教、宗族、市场等组织，他这样说到“对任何社会而言，理想的安排还是多维度、多角色的，家庭、宗族、宗教、市场和国家福利都齐全，相互竞争，也相互补充。”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实际上不同的组织机制之间关系并不总是一样的，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有时是相互补充的，还有时候是相互替代的。

比如宗教和家族之间的关系，在欧洲和中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关系。欧洲宗教的发展将家族边缘化，使得家族衰落。在中国，如果我们把儒学看成是一个带有所谓宗教特点的一个文化体的话，那儒教和家族制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可以说是互相补充，甚至互相强化的过程。

我们看国家和家族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欧洲国家的发展就把家族边缘化了。而在中国，国家和家族本身是高度统一、相互促进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国家与社会组织（NGO）。NGO在西方产生的时候，最早是因为社会越来越复杂，国家无法应对这么多的风险，故而出现一类叫做NGO的非政府组织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但中国把社会组织纳入到国家政治制度内部了。

所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应对风险的组织形式具有很大差异。国家与风险治理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的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简单总结一下我的发言。陈老师这本书中指出过去只强调生产率的片面性，他提出风险控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我觉得这两点都很重要，特别是后者的意义，这让我想到史学在讨论历史演变的时候，也提出了类似观察，即效率与维稳或者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过去的君主就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权衡，在列文森、黄仁宇的著作中我们都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想强调的是：第一，我们应该问这是谁的风险？谁的效率？第二，我们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的推广到政治经济学来回答国家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我想强调就是比较制度分析。一方面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脉络，特别像陈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风险应对所带来的相应的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产生的多样性和相互借鉴的可能性，这些多样性，也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整体和它的生命力的所在。好，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嘉宾简介

周雪光教授，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出版《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组织社会学十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