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线上研讨会──马德斌教授分享

▲陈志武教授潜心研究16年的著作《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2022）

2022年4月17日，《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线上研讨会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共同探讨人类文明化是如何发生的，又将往何处演变。

人类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文明？风险在驱动文明进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牛津大学马德斌教授围绕“风险、暴力与文明起源”主题，展开了精彩演讲。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A Comment and Tribute

作者 | 马德斌

现在做大历史的人不是太多，陈老师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从风险的角度对历史做出一个新的阐释。陈老师是金融方面的专家，从金融的角度来说，风险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现在他把这个概念重新运用到历史的解释中。我是做经济史的，这本书不光是经济史，还就整个历史来讨论一个新的问题。我读了之后，结合陈老师的发言，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些地方是不是能够再拓深一点，这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个主要角度。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再强调生产率或者生活水平的level本身，而实际上就是要开始去reducing the variance，就是把方差降低，这对文明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陈老师的书里有这样一张图（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历程），可以看这个劳动生产率，或者可以把它看成是income level，从Hunter gather（狩猎采集）到定居农耕早期反而降低了。当然，这个真正的数据我们不是很清楚，可能贾雷德·戴蒙德有过具体数据。但比如说有人研究印第安人，也发现印第安人的身高进入农业社会之后降低了。

从图上看很明显的income level可能甚至是降低了，直到后来工业社会，但是风险是慢慢地在变。从这个角度来讲，（狩猎采集原始社会）income level可能更高一点，假如可以做个bar的话，就有variance的话，这个variance可能会很高；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定居农耕早期）的话，income level可能更低了，但是variance将会更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农业社会这个level（劳动生产率）是更低的，但是它这个variance降低了很多。

我的理解是我们太多关注水平而没有关注variance，从这个角度，陈老师可以画一个长的bar使之更加明显。狩猎采集原始社会抵挡风险的能力特别差，比如天气变化或是草原没了就会发生饥荒，农业社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抗风险）作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假如可以有一个subsistence level的话，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线，大部分原来社会基本在这条线上，它抵御风险的能力本身也就更差，稍微掉一下就到水平线之下了。

而在工业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讲 level matters。如果它有很高的level的话，即使variance很高，也可以往下掉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没有看到大规模的饥荒、大规模的死亡产生。当然，有时候产生大规模饥荒、死亡主要是分配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已经远离了饥荒。陈老师指出的variance的降低是我们以前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

农业社会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可以储藏storage，由此可以带来surplus，在surplus之上官僚体系才能形成，最后国家也能够形成。对于中国的农业这一点非常明显，特别是南方的农业以灌溉irrigation为主，农户比较小，土地制度比较复杂，北方的农业平均土地面积要大很多，个人所有权也就比较多。但是南方农业出现灾害死亡的频率要低得多，水利灌溉，特别是对种植大米，起了很大的作用。

前段时间一个UC Davis的学生（Yuzuru Kumon）写了一篇文章，描写德川时期的日本，很多人讨论德川时期日本生活水平是高还是低，他的研究说实际上是很低的，但是它有个很大的特点是非常平均。低而平均，很多方面和它的农业结构、制度结构是有关系的。再举一个例子，中国18世纪的仓储制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抵御风险的制度。所以陈老师所提的variance我们看到了，但是很多地方我们没有注意到，在经济史上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第二个，settled agriculture有这么多好处，average也没增加，它只是reduce the variance吗？实际上不止，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它把整个aggregate（提高了），人口基数大大提高了。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人口才开始大量增长。刚才陈老师提到暴力的问题，暴力在大大下降，但是总的战争死亡人数在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还要必须pay attention to aggregate，total aggregate of population is actually really much high，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另外我想再拓宽一点，陈老师提到的很多机制实际上确实是reduce variance，但也在提高level，那么怎样提高income level其实还是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做reduce variance的话，家庭、宗族这些可以说是避开风险，但是航海贸易、金融不光是降低风险，而且是恰恰是开始提高整个的income水平。海上贸易是风险非常高的活动，这些人之所以能从事这么高风险的活动，目的就是追求higher income，但是恰恰因为风险高，必须建立机制来分担这个风险。所以陈老师是重点强调的这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谈风险的时候，不要忘记actually income level matters as well。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陈老师书中也提到了，各个不同的社会或者各个不同的文明都有对付风险的办法，这些对付风险的办法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这是我最后想提一下的问题，是不是这种对付风险不同的办法使一些国家能够走向更加高的high income，包括工业革命会在这些国家发生。其他学者也提到很多，比如同样的人寿保险，是在家里自己养老，还是像西方慢慢建立保险制度，这个insurance business是通过这种非人格化的教育来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有必要做一些区别，制度上的东西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我刚才听报告的时候想到，文明这个概念在19世纪末的时候特别流行，因为它是跟progress，即人类进步，跟enlightment thinkers，即启蒙学者是很有关系的，它把社会分成几个等级。对这些概念最感兴趣的是19世纪末的时候，日本和中国的改革思想家，比如说福泽谕吉、康有为等。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就把世界文明分成几等，最高的一等是欧美文明，第二等是传统的古代文明。今天看这个思想是有点带种族主义倾向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是19世纪末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基本状态，但是这里面也提出了重大问题，不同文明会有解决风险的不同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还是有必要做一些强调。

提到这个文明的问题，可能有一些读者也会想到，刚才陈老师提到hunter gather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反而觉得更糟糕，身高降低了。我们就看到文明也有阴暗的一面，大部分农业社会都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国家的暴力制度上面，state, coercion, bureaucracy是接在一起的，中国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在其它地方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古埃及，最早的一个文明，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讲为什么最早的文明会出现在尼罗河这个流域。尼罗河最大的特点是：在河边都是绿洲，生存非常容易；但出去的话全部是沙漠，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体系。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农业的发明可以有storage且没有exit option，这样coercion就非常容易建立起来，即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奴隶制度，有时候叫environmental circumscription。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部分农业社会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它通过建立一个一定的封闭的体系，国家可以把剩余榨取，榨取的技术条件是大部分农业产品storable而不是perishable。

这是陈老师提到的一点，现在其他的学者也是说到这个，以前认为是先有了剩余再有的国家，后来说不对，实际上一旦有storage，国家就起来了，国家起来以后把所有的人基本上保持在生存水平上，然后把surplus全部榨取，然后可以用此来建立起各种各样，像庞大的官僚机构，像整个的古埃及文明，像大的monument都是这样起来的。

那么，我们就看到中国的Warring-States，秦朝的集权体系、郡县制都是通过这样的角度建立起来。秦朝的关中农业地区就有一定的封闭性，然后慢慢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体系。中国大一统体系有封闭性，有太平洋，南部对它没有挑战，西部是喜马拉雅山，北部唯一就是草原这一块，这个陈老师提到其它研究，这里建了长城。所以说它建立这样一个封闭体系，对建立一个cohesive state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想说一点，一方面国家的建立降低了variance，特别是random variance，就是人吃人、人杀人之类的，但是从某个角度state-sponsored violence，即大规模的战争更多了。

当然也许从人均数量来说是降低了，但是total number of death也是非常惊人、非常可怕的。你要是在一个简单的技术的社会，就不能想象中国社会有一些战争，比如说太平天国死亡人数三千万、五千万这样的数字，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术（的社会）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monopoly of violence，就是把暴力垄断之后，它也monopoly of repression，把镇压的体系也垄断了。

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通过暴力这个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文明的另外一个比较黑暗的一面。耶鲁大学的James Scott也是做人类学的，他的书描写东南亚山地的人，他称之为weapons of the weak。他们为什么要抵挡文明，不学文字、跑到山地隐居起来，就是不要交税，不要接受国家的统治。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人在逃避文明。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不理性的也好，最后进入现代社会有很多问题也好，这是另外的问题。

还有几点陈老师的书中可能已经强调了，我在这里再稍微评论几句。正如陈老师所说，历史是非理性的合理化、非理性的理性，比如信仰、宗教之类的。这里还是有比较重要的区别，比如我们说迷信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也可以说宗教是个非理性东西，但是从宗教里面，西方的一神教发展出了科学，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区分。还有一夫一妻制和多夫多妻制，或者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确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夫一妻制，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一夫一妻制，但是在整个历史文明当中，一夫一妻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文明导致必然的结果。一夫一妻制是跟基督教、跟西方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要说今天的伊斯兰国家，一夫多妻制在其他国家还在实行。

所以我觉得文明当中有风险的因素，但很多地方可能跟观念的斗争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关于决斗，陈老师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决斗也有很多研究，它是有很长时间的持续，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失。这并不是那时候风险降低了，而是因为某个观念有很大的变化。

最后我想举个例子去看观念的重要性，或者说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最近有一篇文章是人类学家写的，我对信仰制度的持续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皇帝一直是求雨，有各种各样的求雨故事，这个现象持续了2000多年，史书当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今天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求雨是没有任何道路的，但是历史书上有很多相关记录，而且说求雨是多么成功。这个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从现代科学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知道它把成功的记下来，失败的不记了，或者求雨这次求的方法没求成，下次换个方式也可以把它求成了，最后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求雨这个习惯什么时候消失呢？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帝制消失之后，为什么呢？一个说西方的现代科学引进了，我们研究天文学、气候气象可以预测这些东西，跟求雨根本没关系。还有因为以前求雨是中国皇帝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一旦这个合法性来源慢慢地消失之后，它背后制度的支撑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制度和观念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文明”这里面有很多比较细微的东西我们可以更多地考虑，我觉得陈老师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让我们深入地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嘉宾简介

马德斌教授，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及牛津万灵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曾为2012-2015年国际经济史学会秘书长和执行理事，也是亚洲经济史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剑桥中国经济史》主编，《量化历史研究》辑刊、《新史学（量化历史研究）》专辑的联合主编。研究兴趣包括全球史、居民生活水平国际比较、人力资本与生产效率、制度及法律对经济增长影响、以及丝绸业的经济史等。出版专著《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