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广州湾文献（四）

今年初，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肆虐欧洲，法国国家图书馆减少了开放时间并增加了调阅文献的限制。疫情高峰过后，三月中旬法国政府放宽了防疫限制，图书馆恢复原有服务，笔者也随之重返该馆查阅资料。

笔者在第三篇（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广州湾文献 ）中提到的“四位法国人的六种著作”尚余一半未介绍，然而近期新发现的一种广州湾早期文献让笔者大感惊喜，故拟先向读者分享，前篇留待日后再续。

我们常常从法国殖民史的脉络中去寻找和解读广州湾相关的法文资料，却忽略了近代中法关系史的重要领域 ——法国汉学。 笔者同学张怡雯研究法国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她为笔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提供了不少帮助。 张同学指出1 7 世纪至 2 0 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延续和演变，笔者颇受启发，同时也在思考： 广州湾或粤西南并非文化重地，会有汉学家做研究吗？

图1 春季重返法国国家图书馆

一

名不见经传的《新中国报》

直至笔者找到1900年的《新中国报》（La Chine Nouvelle），有关法国汉学的疑问才有了一些眉目。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纪录可见，《新中国报》仅仅存续了3年（1899-1901年），共发行16期，出版和印刷地均在巴黎。如编者在封面所标识，这是一种“（关于）远东的配图期刊”（revue illustrée d’extrême orient），内容主要为文学、经济、政治和商业，面向对中国事物感兴趣的法语读者。该报1900年4月15日出版的第6期是一期专号，其中6篇文章全部与广州湾有关（另有两篇附文），达55页之多。

时任刊物主编弗兰西斯 · 劳尔（ Francis Laur, 1844-1934 ） 是一位激进的政治人物（拥戴布朗热主义），曾当选议员； 劳尔出身工程师，热衷出版，署名著作多达几十种。 上述 1 900 年第 6期《新中国报》的规格大小为1 22 ×2 23 （ mm），有别于一般书刊，封面右下角还特别标注此乃劳尔订制的规则。

图2 1900年4月《新中国报》广州湾专号

既然劳尔长年居于法国，那么如何收集素材和编辑此刊？答案在于其合作者路易·斯居勒弗尔（Louis Sculfort, 1873-1939）。斯居勒弗尔是里昂商会赴华考察团的一员（la mission lyonnaise exploration en Chine），在香港皇后大道从商。二人均对实业开发甚感兴趣，1899年联名印行的中国实业地图（la carte industrielle de Chine）颇引人注意。或许正是促进法国在华投资之目的，促使他们合作出版《新中国报》，以图进一步扩大法国人的经济利益。此外，期刊的多条工商业广告也可作为佐证。

二

广州湾专号摘要

广州湾专号的首两篇均由（A. Autfray）撰写，此人生平不详，根据文章内容推测，似为法国外交官。第一篇《广州湾周边》（Autour de Kouang-Tcheou-Ouan）首先确定了“广州湾”的法文音译名称，这被编者所采用，不过后来的官方文献还是以Wan而非Ouan来表示“湾”。该文主要抱怨清廷未接受法国的外交要求，将麻章、黄坡、门头、遂溪（县城）等要地划入租借地范围。作者引用了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的话，表示这些要求非法国人“胃口太大”，呼吁法国的农业经营者、商人和工业家到广州湾“为国争光”。

第二篇收录了 1 898 年至 1900 年初法国外交部有关广州湾的文献（摘自 “黄皮书”），主要包括德尔卡塞与法国驻华公使毕盛（ Stephen Pichon ）之间有关广州湾谈判的通信，前有 Autfray 的扼要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曾任法国议员的德拉内桑（ Jean-Marie de Lanessan ） 1 899 年身在越南，与德尔卡塞和海军将领皆有通信，或许凭借地利之便，他对广州湾周边情况颇有掌握。

紧随其后，编者附录了两份文献，其一由海军部提供，简要记述了法国海军占领广州湾的战事，明确指出了4月22日于“雷州半岛的旧炮台升起我们的旗帜”，同年6月，其占领范围仅为海头汛（即上述炮台）和硇洲岛。其二由殖民地部提供，介绍了1900年1月在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的谋划下，法国在广州湾建立殖民管治的过程。

第三篇《广州湾的名称》的作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微席叶精通汉语，做过法国驻华使团的译员和驻上海总领事，1899年返回法国，任教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1901年微席叶首创汉语标音法，被法国汉学界普遍采用，1909年出版的《北京官话：汉语初阶》也成为了一部重要教材。

图3 2014年出版的中法双语图书《法国的中国之恋》封面，左为微席叶

《广州湾的名称》仅有2页，却也简明扼要和条理清晰。微席叶首先分析“湾”字的中文含义，等于法文中的海湾（baie）或海角（pointe）。接着，作者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战场张家湾为例，说明“湾”字在中文地名中的构成用法。再接着，作者认为广州湾是高州府下辖的“一段突出的海岸弧线”，由四座邻近陆地、水道相连的小岛（即吴川县南三都，引者注）组成，故“广州湾”地名的核心是“海角”。由此，“广州的海湾”（baie de Kouang-tcheou）的写法应予纠正，因为这会使得人们误以为广州湾在广州府。此后三段，作者简单提到了南宋末年朝廷驻跸硇洲岛的史事、东海岛和航海地标蔚萃岭（今称龙水岭）的地名以及广州湾租借地的航道。

图4 微 席叶撰写的《广州湾的地名》

此后三篇文章的作者都是以商人身份介绍广州湾的商业前景，《新中国报》编者斯居勒弗尔在记述性的《从香港到广州湾》一文中表示，1900年2月其与另外两名法国商人保罗·勒麦尔（Paul Lemaire）和勒博涅（Leborgne）以及3名中国合伙人共赴广州湾，该文就是逗留期间的见闻。彼时印度支那总督府刚刚在当地建立殖民管治的行政机构，这些商人便闻讯而来考察商机，因此该文甚具史料价值，对于我们了解广州湾的早期情况很有帮助。

斯居勒弗尔一行先抵达硇洲岛，稍作停留。他相当欣赏硇洲的地理位置，认为当地渔业和海上贸易都有基础，如同“我们的小香港”。2月16日下午，一行人抵达“麻斜河右岸”（海湾西岸，引者注）的海头，即法国海军驻扎的西营。当时设施颇为简陋：木桥码头、营房、邮局和正在建设的住宅。作者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精力充沛、“总是身先士卒”的范兰神父（Père Ferrand）。此外，作者还留意到海头汛遗迹尚存，远处的中国人牛车队正在运送物资。

一行人受到西营的海军军官热情款待，次日北上，在高地上眺望西营、麻斜（Pointe Nivet）、博蒙港（Port Beaumont）和坡头等要地的风光，盘算着租借地的开发，认为当地可以充分出产和供应食物。在赤坎郊外，作者见到了前一年麻章之战留下的炮击痕迹。而到了中国商人聚集的石板街巷，作者认为赤坎港口日渐淤塞，一些商人已离开，商业前景不如海头。在笔者看来，这段文字中最有史料价值的部分在于——提及广州湾首任总公使阿尔比（Gustave Alby）在赤坎的一座旧衙门办公，因为租借地事务百废待兴。尽管如此，商人和行政官员依然对实现各项计划满怀希望。相较于语焉不详的官方档案，以上记述让我们直观了解广州湾早期的行政情况。

随后，斯居勒弗尔一行又来到麻斜，观察新城的建设情况。法当局为了更好地控制海湾两岸，特选定麻斜作为行政首府。但斯居勒弗尔指出此乃错误选择，因为沙质土地、西面散发臭味的沼泽和南面小山丘等地理环境不宜开发。尽管大家一致同意此观点，可是当局仍执意不改，作者再次提出应将硇洲岛发展为商业中心。

斯居勒弗尔另一篇署名文章《我们新领地的商业价值》也是难得的史料。作者首先阐述了法国人占领广州湾在军事、国际政治和商业等方面的种种好处，也指出了交通不便和匪患猖獗等不足。其后，作者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详细分析广州湾的多种大宗进出口货物的数额和产销地。结论部分，作者提出法当局应尊重广州湾既有的商贸网络——不宜把这座新设的自由港纳入印度支那的体系中，而是更好地发展其与西江流域各港埠的商贸。作者表达了“一个简单的心愿”：希望当局放任自由，充分尊重港口本身，那么法国很快就会验证“殖民精神的丰富多产。”

图5 1901年斯居勒弗尔出版的地图局部

不得不说，当我们回眸历史，斯居勒弗尔关于首府选址和通商贸易的评论可谓切中肯綮，可惜未获采纳。法当局出于行政考量，悖逆广州湾当地的发展规律和社情民意，执意在缺乏条件的麻斜建城，又着力促进广州湾与越南北圻的航线，最后皆是徒劳无功。

勒麦尔撰写的《硇洲岛》同样以第一人称记录该岛的自然环境，以及法国人占领后所带来的“进步”，如驻军保卫治安、学校推广教育、菜园种植欧洲蔬菜等。编者又征得《印度支那杂志》（Revue Indo-Chinoise）的许可，转载地理探险家马德罗（Claudius Madrolle）的《海南岛》长文作为附录。编者指出广州湾的主要商业竞争对手是海口港，因此需要特别注意。

三

结语

《新中国报》广州湾专号是一部重要文献，不仅收录1898-1899年法国外交部索求广州湾和海军部派兵占领的资料，更有1900年殖民地部在当地建立殖民管治之初法国商人的第一手见闻，殊为可贵。至于汉学家微席叶的地名考证，对于当时法国读者认识广州湾也有一定帮助。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理应重新认识法国商人在广州湾的角色。斯居勒弗尔是一名很有主见的商人，颇有才识，他对中国有整体认识并向法国人传播，其在香港的从商经历也有助于全面思考广州湾的商贸前景。广州湾开埠之初，他与商业伙伴就来到当地考察，笔下文字透露踌躇满志。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投资广州湾——本号成员郭康强指出（ 中法关于广州湾租借地设关的交涉(1901～1913) ），1900年斯居勒弗尔的公司 开通了西营与香港的轮船航线，次年勒麦尔的公司又开通了广州湾与广州的航线，中途停靠澳门。两家公司何时退出广州湾，有待进一步考察。该专号还有一页列出为广州湾供应食品和杂货的法国商行，分布巴黎、波尔多、里昂和南特各地，多达二十余家。

综上所述，我们或许可以转变思路，不再问：“为何广州湾未能吸引法国商人投资？”而是问：“为何广州湾法当局让法国商人败走离弃？”

参考文献

郭康强：《中法关于广州湾租借地设关的交涉（1901-1913）》，《海洋史研究》第十七辑，第174-198页。

王钦峰主编：《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撰文：吴子祺

校对：郭康强

编辑：大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