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流亡手册：春秋时代的贵族出逃指南

西周建立时就开始完善的宗法制和分封制, 是以周天子为政治中心，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的整套统治秩序。这一制度对内维系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对外压制商朝遗民和其他部族。但到了春秋乱世, 周天子实力衰败,政治秩序的约束力随之也大打折扣。在构建新的统治秩序时，无论是诸侯国之间，还是各个诸侯国内部，传统的中心势力都受到了大夫阶层与广大士人的挑战。

在和周边民族的关系上，戎狄与南方楚国一度对中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一些小诸侯国在战争中国破或者被灭，也造成了诸夏世界的版图变化。在这轮大洗牌中，很多斗争失败的王公贵族就会流亡到其他国家，乃至诸夏世界之外的蛮夷之中。

出逃者的类型

周幽王的被击毙案例 开创了先秦时期的贵族逃跑惯例

在出逃贵族的类型中，上到天子，下到士人，可谓是无所不有。

作为东周和西周的历史分界线的平王东迁，本身就是一次综合了各种考量的出奔。边境上犬戎施加了巨大压力，让周王室被迫东迁。

由于周平王的母系家族西申就出自西戎，所以同西戎各部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周幽王统治末期，西申国联合犬戎打败王家军队，杀害周幽王，最后再拥立平王。这不禁招来了周朝遗老对于周平王陷害父王，为己谋权的质疑。一部分周朝流亡者，甚至拥立周幽王的弟弟为周携王，与之分庭抗礼。所以这次武装撤退，还有着转移权力中心，躲避争议的用心。

周平王的东迁 还有政治避嫌之意

后来，周襄王与同宗的郑国发生了矛盾，周王室内部也出现了权力斗争。这让戎狄得以插手周王室内政。周襄王为了得到外援，甚至破例迎娶了出自戎狄的王后。但这位蛮族王后与野心勃勃的王子带私通后，让王子带在戎狄军队攻击雒阳，焚毁了雒阳城门。最终迫使周襄王逃到了郑国南部边境城市避难，并向秦晋两家诸侯求救。周天子这种转移政治中心的举动，无疑极大地损害了王室的威望，也减轻了臣子叛乱造反的心里包袱。

除了天子，也有很多贵族公子与大夫避难外国。躲避各种政治迫害是逃出本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在叛乱失败之后，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就逃到了共地避难。权力斗争失败的公子们也会选择流亡到其他政权，寻求政治庇护或者得到外援，希望能恢复国家。而其他国家为了扩展势力，拥立亲近自己的新国君，也愿意接受这些潜在的君位挑战者。比如郑庄公死后，他的儿子郑厉公两次得到宋国的拨款与军队，登上王侯宝座。原因就是郑厉公的母亲就是宋国人。

共叔段因谋反失败而被迫出逃

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要大肆打击晋国周边的姬姓小国，则是因为很多晋国的流亡公子逃到了这些国家，并图谋反攻倒算。霸主齐桓公死后，一度出现了几位公子争权的局面。宋襄公受齐桓公的托付而拥立了齐孝公。齐国昔日的劲敌楚国，则接受了齐桓公的七位公子，还把他们封为大夫。

有时，贵族的流亡还是抗议之举，是对国君不采纳自己的建议或者滥施暴政的抵制。比如曹国公子子臧，就为了坚持君臣尊卑而自我流放。由于各国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曹国君主不义，让晋国来抓住曹成公，准备拥立子臧为曹君。子臧离开曹国，以防止做出非礼之举。

小小的曹国 也曾以贵族的道德高尚而留下了记录

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出仕，其政绩引发了齐国人的恐惧。于是齐人给鲁定公送美女迷惑其心智。最终因为政治还有道德观念上的差异，孔子选择离开母国，前往其他国家游历。

除此之外，贵族男女偷情后东窗事发，或者在战场上作战失败，也会选择流亡外国。

孔子因为受不了国君的道德低下而选择出走

地点的选择

先秦贵族们会优先选择出逃到晋国、齐国、楚国和鲁国

在地点的选择上，流亡者们也要充分考虑到流亡国的实力强弱、政治结构、自己的政治诉求以及人文环境等众多因素。

单纯从数目上分析，春秋时代的贵族们最青睐的出奔地点，依次是晋国、齐国、楚国和鲁国。晋国最受青睐，最主要的原因是势力强大。但是齐国和楚国也同样强大，所以还不得不看到晋国政治结构的因素。

晋国国力强大且缺乏人才

晋国早期经历了下克上的建国历程。在小宗取代正统之后，为了防止出现新的下克上，晋献公清洗同宗分支的公子们。但这样也在晋国内部，留出了很多权力空白。之后的晋国君主，开始大力扶持其他家族的大夫，并主动从外国吸引人才来到晋国。将他们封在边境，或者成为大家族的家臣。比如在受到孔子批判的鲁国权臣阳虎，后来就来到了赵简子的麾下成为家臣。这与晋国 “楚才晋用”的传统是有关的。

与之类似，齐国从立国之初就确立了顺应东夷习俗，讲求实际利益的民风。管仲改革时还创立国营妓院“女闾”，用于招揽各国游士。以齐国也是比较不错的出奔选择。

管仲开办的国营妓院 对流亡者有巨大吸引力

当然，从地理位置和民风民俗看，晋国本身实力强大。整个国家有天险保护，易守难攻。齐国退居东海，却享有鱼盐之利，属于富裕的边缘大国。鲁国虽然只是二流国家，却是周礼的忠实拥护者。所以他们能严格地按照礼仪接待逃亡贵族，保证他们的应有权益。

相比之下，楚国虽然强大，但是在自然条件上并不理想。南方地区气候相对湿热，很多地区开发程度比较低。大量的丛林、江河和瘴气，被很多中原人视为畏途。也是周昭王南征失败和齐桓公避免深入楚国作战的重要原因。

在人文环境上，楚人自成一系，很多制度与中原相反或者不同。这些让很多中原人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

楚国的蛮族气场太强 让部分人望而却步

除此之外，很多中小诸侯国因为是四面受敌，无险可守，长期处于大国重压之下。流亡者去了这些国家，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刀兵之灾。所以贵族们会避免去这些国家。像郑国、卫国这样的小国，也不太敢接纳重耳级别的大国贵客。

家族的血缘关系，以及之后的出路问题，都是是流亡贵族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比如晋文公重耳受到父亲迫害，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齐国、楚国等大国。否则年轻的他可能会立即被利用或者软禁。由于母亲的缘故，他本人有一半的戎狄血统，所以就近去了白狄，并在白狄受到厚待。他们也让重耳有机会练习射箭、打猎等军事技能。12年后，他听说齐桓公的重臣管仲去世，才决定率众前往齐国谋求发展。

晋文公选择了母系戎狄 并从容的练习各种军事技能

最后，根据就近原则，在受到周礼束缚较少的南方，贵族会逃到南方大国楚国求助。出逃不仅是扳回局面的良机，也是外国君主干政的缝隙。

比如陈国的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和美女夏姬一起，玩出了东亚历史上有最早记载的4P。夏姬的儿子夏征舒感到受辱，于是射杀了陈灵公并自立为君。孔宁、仪行父吓得流亡到楚国，以“臣子弑君”的罪名在楚庄王面前控诉。结果贪恋江山和美色的楚庄王心花怒放，一举攻灭了陈国。

陈灵公的激情游戏 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逃亡后的待遇

没有制度性的保障 贵族也不会轻易出逃

在贵族出奔到外国之后，一般流亡的君主被称为“寓公”。按照周礼，东道主需要给他们准备一座城池、田宅和人口，以维持其流亡小朝廷的开销。理论上流亡国君和东道主国君的法理地位还是对等的，所以东道主不能对流亡之君颐指气使。

有时候，东道主国君会以帮助亡国者复国为代价，向亡国之君漫天要价。但根据《左传》记载，包括宋昭公和楚灵王在内的大部分人，宁可死于叛徒之手，都不愿流亡到国外。因为他们不愿意认为寄人篱下，生不如死。

如果运气够好 出逃者可以在异国建立自己的小朝廷

但是对于王公子弟和一般贵族而言，出奔到外国的心理负担和后顾之忧就要小很多。由于贵族流亡到外国属于人才流失，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叛乱，或者危及国君地位，母国会进行“止奔”的礼仪来挽留出国者。

考虑到先秦时代较短的人均寿命，以及培养一个贵族的高成本，这样的做法很有现实意义。况且在人才流失后，寻找与培养合适人选的成本损耗也非常巨大。即使贵族执意要离开，为了挽留流亡者，本国会在三年内保留其土地、田宅等职位，以及相应的贵族头衔。

出逃者在异国接受待遇前 可能需要先拒绝本国人的挽留

先秦时期的文化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所以为了防止流亡者的祖先沦为吃不到祭品的饿鬼，本国会从流亡者的家族中指定继承人，延续该家族的祭祀和香火。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楚庄王时代发动大叛乱的若敖家族。家族成员斗克黄在齐国执行外交任务，却在返程途中听到了镇压斗椒叛乱的消息。有人劝他不要回去，而他还是回国向楚庄王复命，然后主动请罪伏法。念及若敖家族祖先有功，楚王免其罪过，而且让他继续祭祀若敖家族的著名祖先--楚国名臣令尹子文。

出逃者的继承者 将继续对先祖的祭祀

到了外国之后，本着贵族阶级相互援助的精神，东道主对于外国的人才一般是降级分封。比卿士出奔，出奔地按照大夫的待遇降位安置。若是犯罪人员出奔者，则按照其所犯罪行的轻重程度予给与降级的待遇进行封赏。有时，新君主为了留住人才，也会对人才保留爵位。比如宋国的司城荡意诸，为了避乱前往鲁国。临行前将官员的印章等物品交还国人。鲁文公因此赏识他的品行，按其原有的司城官位予以留用。

虽然礼仪很美好，但很多时候为了实际利益，就连周天子都不顾礼制，残酷地对待潜在的篡位者。刺杀和反刺杀，就此构成了春秋时代的刺客列传。最著名的刺杀活动，是吴王阖闾雇佣剑客要离，刺杀流亡王子庆忌的故事。要离为了完成使命，采用了自残和杀妻的方式伪装成阖闾的受害者。然后得到了庆忌的信任，并以生命执行了任务。晋文公重耳在戎狄时，也曾遇到过晋国刺客的追杀。周敬王时爆发叛乱，王子朝带着重臣和周王室典籍投奔楚国，在当地寓居十余年。最后还是被潜入楚国的周人刺客击杀。

随着权力斗争的白热化，即使是流亡公子和流亡贵族的家人，也很难躲过政敌的迫害。比如重耳在外流亡期间，晋怀公为了孤立重耳，以重耳家臣的家人性命为要挟，要求这些近臣回国。更有甚者，在楚国重臣申公巫臣流亡晋国后，政敌公子重和公子反将他留在楚国的家人灭族。留在母国的家产，也被瓜分殆尽。

要离刺杀流亡王子庆忌

出奔贵族的结局与意义

先秦大路上的某位意气风发者 可能只是流亡人士

先秦时代的贵族敢于远走他乡，是因为觉得个人的思想与操守可以保持独立，不用与国家捆绑在一起。

在先秦贵族的世界观里，在自己的母邦之上，还有诸夏的世界。各个诸侯国亲如兄弟，大家都维持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同。而在诸夏之上，还有天帝。天帝只会青睐那些有德性的有道之君，并借助他们除掉那些无道之君。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减轻了贵族出走的心理负担、母邦不意味着一个人的终极归宿，所以贵族可以拒绝无道的君主，坚持自己的操守，而不用背负背叛的骂名。

孔子如果生在汉朝 可能很难有理想的去处

君主专制的不成熟，也使得国家机器对个人的控制程度不高。如果把贵族出走和百家争鸣等时代特征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这个现象。正是因为个人享有的自主性，才有了相对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又驱使着士人们身体力行，周游列国。这才有了东亚历史上第的一个文化高峰

在出走或者流亡他乡的贵族中，比较幸运的还能成就了一番霸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齐桓公和晋文公。早年的颠沛流离，最终成为了他们日后成功的宝贵财富。还有的流亡贵族在新国家夺取了政权，开创新的霸业。比如出自陈国公族的田氏来到齐国，一步步做大。最后取代了姜姓齐国，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权。

田氏代齐是先秦客卿中的最励志案例

还有的贵族就此在国外落地生根。若干带之后，这些人的后裔在物质上陷入贫困，却保留了先祖从母国带来的精神文化气质。

比如作为殷商王族和宋国公族后裔的孔子，祖先就是因为宋国内乱才来到了鲁国。他一生的成就，与商周文化交融的背景不无关系。在临死之前，孔子梦到自己在两个柱子间坐着祭奠，这正是商朝人的礼制。

另一个文化伟人庄子，其实出自春秋霸主楚庄王的后裔。大约在吴起变法之后，楚国流放了一大批参与政变的先王后裔，庄子的先人才因此来到了宋国。尽管如此，他在《逍遥游》里流露的华丽文辞和浪漫神话，与《楚辞》所代表的荆楚气质是一脉相承的。

庄子早就没有了贵族身份 却还保有楚辞的气质

最后的诸夏

吴国是早期诸夏世界扩大的成果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出自中原的内斗失败者，流亡到了蛮夷戎狄之中。很多贵族远走边疆，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比如商末周初，周国的泰伯和仲庸在内部权力斗争中失败。于是来到南方，和当地的荆蛮融合，建立了吴国。商朝王族箕子，组织一部分殷商人逃亡东北，与土著建立国家。后来迫于压力进一步东迁，这就是箕子朝鲜的娶她吧。

远征的楚军最后成为了滇国的王族起源

公元前3世纪初期，为了获得新的金属矿产资源，楚将庄蹻率部深入云贵高原。后来因白起切断退路，便就地与土著建立滇国。

在秦末混战之中，燕国人卫满组织中原移民取代了箕子朝鲜。这就是汉初非常有名的卫满朝鲜。自中原南下的赵佗则割据岭南，建立独立的南越王权。至于古代越国王族的后裔们，也一直没有失去实际上的独立地位，统治着闽越东瓯等滨海小邦。

半岛北部的历史 经历了两次诸夏的变迁与扩张

诸夏贵族出奔到周边地区，会采用一些自我蛮化的策略。以求能区别于中原，希望能摆脱周天子和中原皇帝的束缚。但他们终究摆脱不了诸夏文化的强大引力场。为了发展壮大，他们还是以中原诸侯为蓝本，吸收人才，创建制度。这一过程，其实扩大了文化的辐射圈。这些半夷半夏的诸侯出现，都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一词的内涵。中国这才从一个狭隘的地理概念，逐步演化为一个宽泛的文化概念。

诸夏的世界最终还是拜倒在绝对皇权脚下

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统治者对同一人群在制度上的绝对统一，并在思想上也奉行同质化管理。这些先秦时代的封建遗脉，才最终亡于大一统的绝对权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