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从“福将”到“猪将”，差异如此之大，到底有什么故事？

三国演义里蜀汉刘备麾下有“关张赵黄马五虎上将”，而蒋介石的麾下也有“五虎上将”之说，这个说法源自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时期， 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 卫立煌这五位能征善战、战功显赫，且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所以人称“五虎上将”。五人中“福将”是刘峙，“忠将”是顾祝同，“飞将”是蒋鼎文，“干将”是陈诚，“虎将”是卫立煌。

“五虎上将”排在首位的是刘峙，不过后人都认为他是“福将”不假但绝非“能将”，他之所以有福，是因为那时碰上之对手不是劲敌，所以在北伐靖乱多次战役中，他才能有好表现，立下不少战功。他坐镇中原达七、八年，稳重有余，作为不足，说不上有什么建树。

抗战后，则屡战屡败的刘峙被讥为“长腿将军、长败将军”。面对蒋介石的重用，就连宋美龄都看不下去了，劝道：“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不能再指挥作战吧？！”但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说：“刘打仗是不行，可你说，将领中还有谁比刘更听话？！”

1948年5月，刘峙被推荐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军队上下都知晓其能力不足，多有不服。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就不屑的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指薛岳）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指顾祝同）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守不住。”

刘峙从“福将”到“猪将”，早期顺风顺水，福星高照，后期却成了蠢笨的代名词，差异如此之大，到底有什么故事？

和很多高级将领一样，刘峙也是出身贫苦农民家庭，老爹因为一个小失误就被地主生生打死，老妈没办法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做小工，到吉安街上的爆竹店里做爆竹，后嫁给爆竹店的老板。老板病死后，无奈又嫁给前清的武官。好在两任继父对刘峙还算是不错，得到了比较好的学习机会。

15岁时刘峙入读湖南陆军小学第三期，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中学第三期，后来又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为自己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

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时，刘峙被任命为大本营游击第一支队队长，作为北伐军的先头部队，率先进入江西与北洋军作战，虽然只是一支百余人的小部队，却一路打到吉安。

黄埔军校成立后，刘峙由何应钦介绍，到军校担任战术教官，后升任校本部参谋处科长，从此就与何应钦关系密切。

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中建立战功，特别是在关乎黄埔学生军生死存亡的棉湖之战中，最危急时候刘峙脱去上衣，赤膊上阵手擎军旗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举击败陈炯明部队，立下头功。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召集卫戍部队讲话后，刘峙紧跟着宣读了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随即率部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的所有党代表及共产党员并清洗之，从此受到蒋介石信赖。1927年7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刘峙仍站在蒋介石一边，并竭力劝阻蒋介石不要离开，这更深得蒋介石信任。

1927年8月，孙传芳不甘失败，率部偷袭龙潭。此时刘峙部队正在返回江南休整的途中。听到孙传芳偷袭的消息，刘峙立即率部驰援，最终将孙军全部歼灭，取得了龙潭大捷。

在第二次北伐，升任第1集团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的刘峙，一路斩将夺关，一直打到山东济南。在此后的中原大战、蒋桂战争中多次在形势不利的局面中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立下赫赫战功。

对鄂豫皖的第四次围剿中，刘峙指挥中路军7个纵队采用并列推进、纵深配备、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攻占大别山根据地中心新集、金家寨，迫使红四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并将河南新集改名经扶县（刘峙字经扶）以示表彰。

1935年4月，国民党军进行军事体制整顿，首次规范化授衔，短短7年之间，38岁刘峙由中校升到二级上将，被授予二级上将军衔，排名第七，在黄埔系将领里仅次于一级上将何应钦，同时还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一时风光，官运亨通，无人出其右，因此被叫作“福将”。

老话说“花无百日红”，一年后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成了刘峙福运的分水岭，从此之后就可以说是好运不复，江河日下了。

西安事变之时，蒋介石被扣留，正在江苏赣榆的刘峙，得到消息星夜返回徐州，随后奉何应钦的命令迅速赶到洛阳，集结部队，准备进军西安。以讨逆军东路军总司令的名义，亲率六路人马进逼西安。世事难料，宋美龄偕宋子文、端纳乘飞机飞西安时，途径洛阳，宋美龄对刘峙说：“请你停止进攻西安，要注意委员长的安全。”但由于刘峙紧跟何应钦，没有听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意见，和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做法截然不同，所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结束后，对顾祝同的信任就明显超过了刘峙，之前刘峙的职务是高于顾祝同的，但从以后，顾祝同的职务就逐渐晋升，慢慢反超了刘峙。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峙出任为第一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由开封进驻保定，防守平汉路沿线。面对平津相继失陷，在良乡、固安两道防线先后被日军突破后，刘峙惊慌失措，率总部沿平汉线南逃，一口气逃到石家庄。刘峙不战而逃，致使华北的大地国土沦陷，引起国人极大不满，当时就被人叫做“长跑将军”。

经此一战，刘峙声誉大跌，蒋介石也认为刘峙已经“不堪重任”，随即调任刘峙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兵督练公署主任、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保定战败后，由洛阳到宜昌，这一年多时间，我任人在总裁面前摆布，备受欺凌，但总是以忍让为先。”

1939年，刘峙调任陪都重庆任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他以重庆防空重要为由却并不尽职，吃空饷，捞钱有术，怨声载道，以至于发生了抗战三大悲剧之一的“重庆隧道惨案”，大量无辜平民丧生，导致社会舆论对刘峙进行了强烈谴责，但最后在何应钦的庇护下，被撤掉防空司令了事。

总体而言，显然是过大于功。而刘峙在此前东征、北伐、军阀混战中积累下的战功和名望，也逐渐消退殆尽。即时在蒋介石的眼里，刘峙的地位也大不如已往，陈诚、顾祝同等同样黄埔教官出身的将领也都逐渐超过了他。

解放战争期间，刘峙第一仗在兵力占优且形成合围态势下，居然还没能全歼中原军区部队；第二仗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将战火引到了国统区；第三仗淮海战役指挥失策，导致国民党军遭到彻底失败，南线精锐主力损失殆尽。三仗下来，刘峙自然罪责难逃，被撤销了所有职务。

1949年刘峙到了香港，但不久被被昔日的部下连讹带抢强取硬索搞去了一大笔钱，只得举家迁往印尼。为了生活，六十岁的刘峙做起来教书匠。由于自幼读过私塾，国文基础相当扎实，又是堂堂保定军校的高才生，还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国文和地理课颇受学生欢迎。

听说刘峙在印尼靠当教员糊口，生活很是窘迫，蒋介石念及旧情，这才于1953年将他召回台湾，给了他一些闲职，让他能安享晚年。

刘峙自认为是忠厚之人，对人处事都有包容之量，他做人的准则是人生在世没有不散的场面，给人过得去，给人以生路，就不致招怨于目前，还可以投报于将来。所以他遇事不肯负责，大事请示上级，小事推给部下，就怕招怨于人，对各方面都尽量拉拢，不敢轻易得罪于人，到处买好，故也有“刘婆婆”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