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竭力维持在华特权，租界把向警予当见面礼，送到国民党屠刀之下

影视剧中的向警予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一幢石库门建筑内成立，有人曾说之所以选择在法租界，与租界内较为宽松的政治与法律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但这一切随着国民大革命的失败而宣告终结。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取得统一，国府对租界可以施加的影响日渐扩大，无论是英美为主的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都必须考虑国民政府的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租界被抓捕，向警予即是其中的一位。

一、巾帼不让须眉

革命是需要流血牺牲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革命先烈保持感恩和尊敬。在无数革命先烈中，有一群女性革命者，1928年5月1日惨遭国民党杀害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向警予，即是女性革命者中的佼佼者。

1895年，向警予出生于在湖南的一个商人家庭，1903年她成为全县第一个正式进入小学的女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向警予前往湖南长沙，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周南女校读书，原本叫向俊贤的她改名为向警予，表示时刻要警醒自己。周南女校被称为“女革命军摇篮”，从这里走出了蔡畅、杨开慧、丁玲等诸多女中豪杰，向警予在这里结识了她日后的重要战友蔡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18年，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等意气风发的青年组建了“新民学会”，第二年向警予加入新民学会，并与她日后的恋人蔡和森相遇。同年12月，向警予与蔡和森、蔡畅两兄妹及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等一同踏上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

留法勤工俭学生

1922年，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女性中共中央委员。1925年，她前往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进行深造，1927年3月回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出于对向警予的保护，建议她前往相对安全的上海去，但向警予并不在乎生死，她坚持在武汉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发展工作。1928年3月，向警予被叛逃至国民政府的原中共党员出卖，4月12日，向警予被汉口法租界移交至武汉卫戍司令部，20天后被国民党杀害。

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

二、为何租界也不太平

向警予是在租界被抓的，不到一个月后就被租界移送至国民政府的武汉卫戍司令部，这和我们以往的认知存在许多差距。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的法租界里成立的，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中共中央短暂地迁往广州、北京等地，但后来还是搬回了上海，直至1933年初前往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在我们所看到的影视剧里，抗日者也大多在租界内从事各种抗日工作。这就给人一种认知误区，有着“三不管”地带特色的租界，好像起到“庇护所”的作用。但1928年向警予被捕一案表明，1927年后的租界，已经不再是政局混乱的北京政府时期的租界了，在国民政府的强压下，租界的地位日渐尴尬起来。

上海租界

自租界出现在中国后，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逐渐成为一种“国中之国”的存在，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机构与施行法律，受各国领事而非中国政府的管控。近代以来，由于世界各国政治局势风起云涌，各种政治主张与政治势力层出不穷。出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欧美法律界提出“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并将其推行至国际法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执行这一原则。这一原则按常理来说，一般用于国与国之间，或母国与其殖民国之间，中国租界按法律来说并非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按现实情况而言，租界又与殖民地无比接近，这就使得“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在租界执行起来十分模糊。早在1921年，同盟会成员刘英就因为参加驱逐军阀王占元的行为，被武汉的法租界移送至王占元处，随后被王占元杀害。

汉口法租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宣布与苏联断交。1928年开始，国府放弃之前的激进外交政策，与西方各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并寻求各国的承认。西方列强也愿意看到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国，而非四分五裂的北洋中国，因此也尽最大限度保持对国民政府的正面态度。换句话说，各国在华租界，已经不再是几年前北京政府时期的租界，可以在各方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现在各国领事与租界当局必须向国民政府靠拢，才能维持其在租界内的权益。

南京国民政府大楼

三、向警予被“引渡”后惨遭杀害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化名“易夏氏”的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武汉卫戍司令部逮捕，随后被羁押在租界巡捕房内。国民党胡宗铎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发电，请求外交部出面联系法租界，将向警予移送至武汉卫戍司令部。起初，法方对胡宗铎的要求不予理睬，胡宗铎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诬蔑法方领事陆公德贪污受贿的方法来逼迫法方交出向警予。

4月1日，遭贪污指控的陆公德卸任驻汉口总领事一职，由吕尔庚接任。陆公德也好，吕尔庚也罢，其实对中国共产党并无多少同情之意，但他们受“政治犯不引渡”条例的影响，对是否将向警予移送到国统区十分纠结，吕尔庚接任后，力图保证“政治犯不引渡”这一法租界“特权”不受侵犯。

向警予

但问题在于，此时的租界并不太平，国民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借助革命浪潮收回离汉口一江之隔的九江英租界，并极力希望将汉口租界一同收复。尽管国民政府在1928年后不再是之前那般激进，但一个统一的革命党起家的中国政府，对于租界来说依旧有诸多压力。受限于中国国内的“反法”氛围，吕尔庚只得做出妥协与退让，他将向警予界定为“刑事犯”而非政治犯，对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予承认，这样一来，“政治犯不引渡”条例对向警予就不起作用了。吕尔庚打的算盘是既对国民政府做出妥协，同时又保留租界“政治犯不引渡”的特权，其结果就是将向警予推到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向警予成功从租界移送至武汉司令部，被国民政府视作外交与政治上的一大胜利。在长期的清党运动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活动几乎陷于停滞状态。而汉口法租界将向警予移送至国府，表明租界之前采取的中立态度已经不复存在，在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后，租界只能选择投向国民政府一方，中国共产党在租界与城市内的活动愈发消沉，以致于最终从城市撤向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政府

文史君说

中国共产党借助租界的复杂环境从而得以在城市内开展一系列工人运动与政治宣传，但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伴随着中国名义上走向统一，西方各国必须要考虑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租界内的中国共产党无法再像之前那般自由行动，这或多或少改变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向。

参考文献

朱晓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法租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

侯庆斌：《一九二八年向警予引渡案与中法交涉》，《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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