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半壁江山的太平军,战斗力缘何呈现“断崖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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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半壁江山的太平军,战斗力缘何呈现“断崖式”下降?

太平天国是清朝道光晚年、咸丰至同治初年间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创始人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洪秀全与少年时代的私塾同学冯云山经过多年传播拜上帝会,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末至咸丰元年(1851年)初与杨秀清、萧朝贵、曾天养、石达开等人在广西省右江道浔州府桂平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金田镇金田村)组织团营举事,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史称太平天国之乱,并于咸丰三年(1853年)攻下江苏省江宁道江宁府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号称天京,定都于此。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亦是伤亡最惨重的内战。趁金田起义成功而声威大振的太平军,早期作战频传捷报,可谓无往不利,太平天国稳固行政版图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为主的江南繁华地区,治下人口大致接近3000万人口。太平军的足迹先后到过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势力范围遍及十八省。

但建国之后的太平军却节节败退,甚至呈现“断崖式”下降的现象。原因何在?

普遍认为,情况与太平天国后期沉迷享乐,忘记当初斗争精神及造反勇气,导致最后失败。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太平军一般士兵战斗力也呈现“断崖式”下降的现象,更不能解释为何后来他们连湘军这种民兵组织都打不过。

所以,我们要看下太平军的士兵的来源。太平天国起义早期,兵员主要来自广东、广西及湖南的农民。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尚武,故而太平军战斗力强劲,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清方说法支持了这点:“况真贼皆粤人,今到湖湘,都成亡命。自粤西至武昌,离乡既远,退有重兵,无可逃散,其势不得不直前。”

在攻打武昌时,太平军“入城仅数百人”,却“驱数万之官民兵役,如同群虎驱羊,引颈待戮”。如武昌、安庆、江宁,(即今湖北、安徽、江苏)省会大邑,太平军几乎随到随陷,其他的府县根本就没有守。及后,两万太平军以孤军北伐,竟能从南京打到天津附近,著实令清兵丧胆。

然而,随著战事的拖延以及1856年天京事变内讧造成的损失,太平军中“两广老兄弟”日渐减少,于是,后期太平军逐渐转向通过就地徵兵补充兵员,特别是忠王李秀成所部,短时间扩充至号称百万之众,当中有大量苏南城乡平民,成分複杂,有开店、看馆、买菜种菜、打柴挑水.....从兵员构成上自然看得出,这时的太平军,与金田起义时的截然不同。

清代文人陈其元《庸閒斋笔记》载:“江苏人尚文学,习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废,当岁试之年,辄搜罗充数,往往不及额而止。”当地连有功名的“武状元”,在江南民间不受欢迎,可见当地鄙武之风。至于富甲一方的浙江省归安县的双林镇,从来不缺钱,但当时为防太平军,当地花巨资招募团练,但他们闻听太平军将至纷纷四散溃败,不堪一击。这几乎是当时江南各地普遍现象。换言之,在富庶的江南,提供了充足的饷源,但不足以提供合格兵士。

至于先天不足,后天能否弥补?太平军训练与纪律却鬆散。因为太平军吸纳民众入伍时,来者不拒,连体弱者也不放过。这些人良莠不齐,据了解,有些人参军动机只为混口饭吃,一旦条件不如意,就逃走或投降。

事实上,早期太平军的军纪极好。湘军的曾国藩就说过:“粤匪(指太平军)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姦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佔据之县。”但问题在于,为数不多的“老兄弟”短时间内没有、也不可能将大量新兵训练得井井有条,导致太平军起义之初严格禁止残害百姓的情况,最终也出现了。

清方记载,残害百姓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先充官军,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军……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其残忍也”江南一般百姓对太平军也劣评如潮,这支为数达百万的军队,成了“无纪律”、“失民心”、“兵心散”、“习于骄佚”的乌合之众。1862年雨花台大战时,清军就发现“忠逆(李秀成部太平军)一股并不凶悍”,“尤不耐苦战”。战场上甚至出现了在太平军头目下令攻击时,士卒竟“不敢进,只在长壕外扬旗呐喊”。

太平军去到晚期,1863年,当苏州城陷入危机时,据清代苏州名绅谢家福编著《燐血丛钞》载:“贼(守城的太平军)困于子女玉帛者已三载,日高方起,酒食盘游,无复斗志”每当作战命令下达,太平军将士与“妇女别于寝,知交饯以酒,皆太息泣下,视出城为畏途”,是一败军之象。

太平天国天京陷落于1864年7月19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一般即作为太平天国的结束,但也有延伸到1868年8月16日(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捻军在山东徒骇河失败,或1872年5月12日(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黔东牛塘覆灭作为太平天国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