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形象为何在《史记》、《汉书》中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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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形象为何在《史记》、《汉书》中存在较大的差异

韩信是秦末汉初历史舞台上的一个叱咤风云人物,时人萧何以“国士无双”称之,刘邦在总结战胜项羽原因时更是以“兴汉三杰”誉之。韩信于汉中为刘邦谋划了定三秦,与项羽分庭抗礼,争权天下的可行计策。而后,其擒魏王豹、取代、灭赵、北平燕、东定齐,并于坟下一举而灭西楚霸王项羽,成就了其赫赫战功。面对韩信这跌宕起伏、极具传奇特征的人生经历,其“身上成功与失败、忠诚与背叛、聪明与愚蠢相纠缠”的巨大矛盾,引起了历代文人学士的感慨与缅怀。

韩信形象最早出现在司马迁《史记》里,《淮阴侯列传》是对韩信生平经历第一次完整而集中的书写,此外还散见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 《魏豹彭越列传》诸篇之中。《史记·淮阴侯列传》以生动细腻的笔触,集文学与史学特征一身,鲜活地塑造出韩信的形象。

在《史记》九十二卷浓墨重彩地写下了近八千字的《淮阴侯列传》。为了尽可能得掌握第一手资料,司马迁还特意跑到了韩信的故乡一一江苏淮安,去实地考察走访并与当地百姓交谈。对此,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的文末,明言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余视其母家,良然”。

韩信身上所具备的隐忍精神,与遭受宫刑之后的司马迁的内心多有相类。韩信极富传奇经历的人生、韩信同汉朝开国天子刘邦的关系,与司马迁与汉武帝刘彻的关系,亦有诸多契合处。因而,司马迁写韩信这一人物时,饱含着更多的同情与理解,言辞之中所流露的慨叹也随处可见。千百年来,韩信形象之所以能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除去韩信自身经历的传奇外,更要归功于司马迁的如椽巨笔。

继司马迁《史记》之后,东汉班固等人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汉书》共分一百二十卷,记录西汉一朝史事,始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讫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此与《史记》书写时间有229年的交叉,韩信生年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其被杀时间为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故而韩信这一人物也为《汉书》收录。在《汉书》里,韩信生平事迹主要收录在《韩彭英卢吴传》《高帝纪》《蒯武江息夫传》等篇中。

班固对于汉高祖至汉武帝年间诸事的记录,多本于司马迁《史记》一书。但因其时代背景、个人经历、著史志趣等诸方面的差异,二者又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通过对《史记》、《汉书》两书关于韩信的记录,我们不难发现《汉书》的书写中,韩信在楚汉战争的重要作用被弱化,韩信对于汉廷的衷心有所降低,韩信不曾谋反的证据也被逐渐隐匿。

《史记》、《汉书》中韩信形象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其一,司马迁主要活动于武帝时期,其时虽有“罢黯百家,独尊儒术”的政令,但离战国不远,思想相对自由,实际上还是具备开阔的视野和兼采百家的气度。故而,“《史记》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各种学派、各种人物”。而班固所生活的年代,恰逢王莽乱政时期,天下混乱不堪,其时的思想在于维护汉朝统治地位的合法合理性。“班固著《汉书》的目的是要证明汉皇朝承尧作、继火德,‘洒扫群秽,夷险蔓荒,廓帝统,恢皇纲,基隆于羲农、农,规广于黄、唐”。故而对于韩信谋反事件,班固则持有与司马迁相异的观点。

其二,司马迁与班固在叙述历史时,呈现不同的风貌,,“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因此司马迁在书写韩信生平事迹时,则将诸事活灵活现地加以展示,而班固则侧重于对韩信历史大事的简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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