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张祖谅曾被“开除党籍”，送到“苦工队”受训

开国中将张祖谅曾被“开除党籍”，送到“苦工队”受训

读过3年私塾的张祖谅，在当时的红军连队里，算得上是个秀才了。从17岁参加农民协会开始，在将近3年的革命活动中，他已配合红军游击队打过好几次仗。勤劳、朴实、忠厚、热情的农民本分，大胆积极、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加上他的灵活和机智，在连队深得战友们的信赖和领导的夸奖。不长时间，他就由战士、副班长、班长，被提升为排长。这中间，他参加了河南省固始的草庙集、安徽省六安的七里桥等战斗，表现异常出色。

参加红军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张祖谅的觉悟有了较快提高，开始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道理，以及革命运动的意义。认识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被压迫民众的一种革命。1932年1月，在安徽省六安县的叶家集，经特务连中共党员郑玉凯、廖祥开介绍，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并亲任总司令，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虽经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浴血奋战，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还是未能打破。就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异常艰苦的9月，张祖谅被调到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经理处当出纳员，并任该处中共支部书记。10月，张国焘在严重局势面前，拒绝执行苏区中央局的方针，从“左”倾盲动变为右倾逃跑，决定放弃鄂豫皖苏区，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一带远距离转移。

这年冬，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艰苦转战，到达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一带。1933年2月，张祖谅被任命为第二一七团经理处给养科长。给养科长，就是负责制造服装、雨具，筹集粮草、钱款等后勤工作。不管做什么，张祖谅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张祖谅上任才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大河口苏维埃游击队叛变，抢走了经理处的账本和一部分物资。他因此受到了怀疑和牵连，被认为“有问题”调到团部“休息”。所谓“休息”，就是“停职检查”和“软禁”。

这时，张国焘为排除异己，加强其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再次进行了所谓的“肃反”，把对其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有过意见的人，都诬为“右派”、“托派”，加以陷害，大批中、下级干部和战士惨遭杀害。第二一七团团长洪关田认为张祖谅没有问题，立即就被调走；而一口咬定张祖谅有问题的一位师领导，带着新任团长一到第二一七团，就下令把张祖谅和已逮捕的那些人一起关押，接着又送师政治部进行严刑审讯。张祖谅看到已有不少干部和战友在“肃反”中屈死。在此生死关头，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牺牲在战场上，牺牲在与国民党军的拼杀中，那是光荣的；可要是这样死去，那就太不值得，太有违自己参加革命的初衷了。他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死去。在审讯他的师政治部主任再三称是一位团领导“咬”了他时，他只得承认自己是受了这位团领导的欺骗。于是，他被“开除党籍”，送到“苦工队”受训。

张祖谅在20年后回忆说：“当时的被迫承认是由生死所支配的……这说明当时我政治上是很糊涂的。”张祖谅在“苦工队”干了整整一年半，于1934年9月调到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当宣传员。当时，他抱着踏踏实实干工作的思想，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期间，四川军阀在国民党政府的指使下，对红军发动了多次“围攻”，战事极为频繁，宣传工作的任务也相当繁重。张祖谅尽职尽责，每次行军都挑一副宣传担子，一头是标语、传单，一头是糨糊桶，边行军边把宣传工作做到战士和人民群众中间；有时还搭人梯，攀悬崖，把标语口号镌刻到悬崖峭壁上去。四川南江、旺苍、广元一带，至今还可见到不少当年张祖谅等镌刻的标语口号。

1935年7月，张祖谅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政治部干事。8月，在北川的场底铺，由黄泽福、汪乃煌介绍，张祖谅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他又到第九十三师第二一九团四连当了两个月的政治指导员。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经中共中央直接宣布，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决定，但未恢复党籍。关于这段经历，张祖谅后来曾说：这是“我参加革命23年来，唯一的思想苦闷、精神沉痛的时期，也是我个人工作史上唯一的挫折”。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挫折也使他认识到了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从中总结了不少宝贵经验。

故事讲述人：王南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生活》杂志原主编，中国记者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晚报》、《东方少年》杂志专栏作家，现为少年特战兵训练营总指挥。致力于通过国防教育、军事训练、素质教育、心理咨询、家庭教育等多专业融合，帮助沉迷手机、厌学、懒惰、情绪控制力低的孩子，走出负面状态，塑造适应新时代的担当少年，重回家庭、校园。详细了解，百度搜索“少年特战兵训练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