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见死不救：爱尔兰大饥荒与独立史

文/赵眨眨

图文：审稿-蟹黄捞饭、制作-8

封面图：shutterstock

配乐：The Fields of Athenry

皮特·圣约翰于1979年创作的以爱尔兰大饥荒为背景的民谣歌曲，现已成为爱尔兰人民间广为人知的歌曲。

逃荒，这是一个所有生活在农业国家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的话题。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走西口、闯关东，到现代贫穷国家的饥荒，人们带着仅有的财产，离开生养自己的家乡，去陌生的土地讨一口饭吃。

不过，同样的景象也曾发生在现已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爱尔兰。

十九世纪中旬，大批爱尔兰人不顾一切地移民他国。他们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地下室、贫民窟和济贫院中艰难度日，被迫贡献着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坐上死亡率约为30%的“棺材船”去往美国，签约成为“契约佣工”为主人无条件工作3至7年；更有甚者会故意犯罪，正是为了能被送到当时是英国囚犯流放地的澳大利亚。

如今的爱尔兰和英国是两个国家

曾经的爱尔兰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但他们事实上更像是殖民地

爱尔兰灾民背井离乡，做着回报微薄的苦役，待遇几乎与奴隶等同，却只是为了不在饥荒中饿死。而在同一时期，英国富人乃至英国的牲畜正在大快朵颐来自爱尔兰的农作物，形成了一种无比荒诞离奇的景象。

这一切，都起源与一场在1845-1852年间席卷爱尔兰的土豆疫病。

它来自美洲

16世纪以来的“美洲大发现”让一些产量极高的农作物传播到了全世界。比如，玉米和番薯的广泛种植让中国人口得以在清朝中叶从2亿攀升到4亿。同样，来自美洲的土豆在欧洲、特别是爱尔兰大受青睐，至今都是欧洲人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爱尔兰在17世纪中叶就在全岛普及了高产的土豆，于是，爱尔兰人口出现大爆炸，在1760年至1840年间从150万人飙升至810万人。到大饥荒开始的1845年，爱尔兰的450万小农几乎完全依赖土豆为主食。

然而一种疫病悄然通过货船从美洲传播到欧洲，并导致大量的土豆枯萎。受科技和生物学知识所限，人们并不知道真菌的存在，痛苦的农民还没有清理掉地里腐烂的染病土豆，就急忙种下新的一批。疫病迅速传播，土豆基本颗粒无收，几百万爱尔兰平民深陷饥饿和死亡的阴影中。

一块感染了疫霉菌的土豆。

可是无论爱尔兰的口粮怎样依赖于土豆，某一作物的疫病都不足以形成一场持续数年的全国性灾荒。和历史上大部分饥荒一样，天灾并不是这场事故的全部真相，与之纠缠的人祸往往才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对于爱尔兰来说，这个因素就是英殖民政府。

白人殖民地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似乎总是欧洲人殖民非欧洲人。而事实上，白人也可以殖民白人，就如同在利比里亚，黑人也可以殖民黑人。自1541年，爱尔兰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就是共主联邦，而《1800年联合法案》真正地让爱尔兰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今天的英国国旗就是在《1800年联合法案》时设计的。其中包含英格兰国旗（白底红十字）、苏格兰国旗（蓝底白叉子）、和代表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十字（白底红叉子）。图：shutterstock

从1782年立法独立后（仅仅是立法权独立），爱尔兰对外国制造的各种商品征收关税，试图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联合法案》生效，爱尔兰融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当地仍处在萌芽的工业被碾碎，爱尔兰重新成为纯农业地区。

186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6/7的国民都是农业人口。落后的经济和大量的农业人口使得爱尔兰在面对粮食歉收时格外脆弱，而非农就业岗位的缺乏也让地主愈加为所欲为。

由于爱尔兰人普遍信仰天主教而非英国国教圣公会，《刑法》规定天主教徒不得担任公职、成为地主、立遗嘱、继承遗产，甚至成为天主教主教就是叛国罪。这实际上就是抢劫爱尔兰人土地的手段，大量的财产和土地“依法”转移到了英格兰新教徒手中。

尽管《刑法》在1829年被废除，但英格兰和盎格鲁-爱尔兰家庭已拥有大部分土地，广大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被迫成为佃农缴纳高额租金，爱尔兰已沦为英国的从属粮仓。

电影《乱世佳人》（《飘》），女主角斯卡莉的父亲在教育她土地的重要性。斯卡莉一家就是在美国南方的爱尔兰后裔。正因为爱尔兰无法掌握自己的土地，所以对土地极度渴求。

“无形的手”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8世纪中叶发表以来，英国从许出不许进的重商主义转变为自由经济的领头羊。斯密认为，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进行自我调节，每个人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便会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干预。

于是，1846年上台的辉格党认为，饥荒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是放任自流，让爱尔兰进行自我纠正，甚至中止了以工代赈的公共工程。

同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这使廉价的爱尔兰粮食再不能自由输入英国，并失去了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价格大幅下跌。而收入暴跌的同时，肉类、蔬菜等副食的价格却稳步上涨，英国的羊毛产业更是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发展迅猛。

19世纪初被广泛接受的“马尔萨斯陷阱”指出，人口的指数增长早晚会导致缓慢增产的粮食供不应求，饿死人是必然。因此英国政府对大饥荒无所作为，甚至认为死的人还不够多。时任财务主管、负责救济工作的查尔斯·特里维廉就称饥荒是“减少过剩人口的有效机制”。

位于爱尔兰梅奥郡Murrisk的大饥荒纪念雕像。图：shutterstock

然而，贸易法规都是人为制定的，哪里有“自由”市场一说呢？早在大饥荒前，爱尔兰土地的主人就不是爱尔兰人。英格兰地主们在伦敦和都柏林歌舞升平，通过土地管理人、收租人等层层代理商管理，对实际耕作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爱尔兰农民没有丝毫感性认识。

《谷物法》废除后，收入减少的地主把大量的农田改为牧场；同时，为了少交人头税，地主开始强行驱逐佃农，在寒冷的冬天烧毁村舍，大批警察在饥荒期间驱逐了5万户家庭。此外，《济贫法》规定，哪怕拥有1/4英亩土地的家庭都得不到救济，陷入赤贫的小农迫不得已卖出手中的土地，在饥荒与驱逐中任人摆布。

“羊吃人”，其他作物何尝不是。爱尔兰从不缺少粮食。在1782-1783年的饥荒中，爱尔兰关闭了所有的港口，禁止出口粮食以自给自足，并顺利地度过了粮食歉收的年份；然而在1845-1849年，即使一个村落接着一个村落的农民被饿死，爱尔兰依然在出口粮食。地主和粮商带走的牲畜和谷物，足够养活两倍爱尔兰人口。

截图来自电影《黑色1847》

无意赈灾

英国政府种种罔顾人性的政策不仅是出于经济考量，也是别有用心的殖民者打压被殖民地区的一种手段。

《1800年联合法案》的诞生体现了英国的焦虑。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和随后1789年法国大革命让英国手忙脚乱，而爱尔兰在这段时间的崛起速度之快令英国政府警觉。于是在大饥荒期间，英国政府无意赈灾，就像在1973年和1984-85年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受灾最严重的北方省份反而难以得到救济，因为政府希望饥荒能重创该地区的起义。

很多英国精英还认为大饥荒是上帝对教派不同的爱尔兰人的惩罚。财务主管特里维廉把这次饥荒描述为“万能而又仁慈的天意的直接打击”，是“上帝的审判”，揭示了“社会罪恶根深蒂固的根源”。大饥荒更是成了文化殖民的好机会，新教牧师在帐篷和新教教堂前煮粥和菜汤，招呼饥民只要加入英国国教就可以果腹。饥荒越严重，英国精英和地主越满意。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出于人道考虑，宣布为爱尔兰饥民捐款一万英镑，却被维多利亚女王削减为一千英镑，因为女王本人不过捐资两千英镑而已。苏丹在捐款后，暗中派出三艘装满食物的船前往爱尔兰。尽管英国政府阻挠船只停靠，但最终抵达爱尔兰的德罗赫达，把食物提供给了灾民。

图左边为爱尔兰超级联赛的球队德罗赫达联（Drogheda United）的队徽，右边为土耳其球队特拉布宗体育（Trabzonspor）的队徽。德罗赫达联为了感谢奥斯曼土耳其在爱尔兰大饥荒中伸出援手，采用奥斯曼乃至阿拉伯的星月图案，并与特拉布宗体育于2010年结为兄弟俱乐部，共享球衣配色。

推翻旧世界

在1845-1855年间，人口八百多万的爱尔兰岛共有100万人因饥饿和相关疾病死亡，至少200万人移民。常年挨饿和被剥削的爱尔兰人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愈发不可弥合，同时爱尔兰裔也大量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不在爱尔兰出生、甚至与他们在爱尔兰出生的祖先相隔好几代的人，却依然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

这种放逐感源于惨痛的爱尔兰大饥荒，并塑造了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英国政府的不作为激发了近代爱尔兰民族意识大觉醒，并极大推动了分离主义和武装起义，特别是在受灾最严重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来自英国的苛政、饥荒、暴力干预赋予了爱尔兰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的合法性。

二十世纪初，爱尔兰人数次起义，又经历了三年战争，最终在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然而作为妥协，北爱六郡依然属于英国，这让很多爱尔兰人至今意难平。支持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在每次英国大选中都牢牢获得北爱国境线各个选区的选票。

如今的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北方六郡）

冤冤相报何时了，作为反殖民英雄的爱尔兰共和军，日后制造的爆炸和暗杀夺走了包括英国海军元帅蒙巴顿在内的数千人的生命，变成了世界公认的恐怖组织，当然，在他们看来，英国人曾经的“上帝的审判”，才是彻头彻尾的恐怖行径。英国政府反过来也对爱尔兰平民进行多次镇压，包括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

著名的U2乐队受“血腥星期天”的影响，创作了单曲Sunday Bloody Sunday。作为最好的政治抗议歌曲之一，它在滚石杂志“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榜单中排名第268位。

爱尔兰共和军的很多准军事活动资金和志愿者都来自那些早已远离故土的爱尔兰侨民，资助记录延续到20世纪末期，有些行为意想不到的结果。

在1858年由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组成的芬尼亚兄弟会，采用的天才斗争方式是通过偷袭加拿大迫使英国政府接受爱尔兰独立。而现实却是，芬尼亚兄弟会在1860年代的多次武力滋扰促使加拿大成立联邦，即今天加拿大国家的雏形。

去往新世界

今天，爱尔兰（不包括北爱）的人口是500万人，但全世界的泛爱尔兰后裔却达到了惊人的8000万，并深远地塑造了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与文化。

仅在1851年至1920年，就有约370万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特别是东海岸。在1910年，纽约市有爱尔兰血统的人比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总人口还多，而今天马萨诸塞州1/4的人都是爱尔兰后裔。

几乎所有姓中带“O’”和“Mc”的人都是爱尔兰后裔，比如麦当劳（McDonald ）的创始人，理查德和莫里斯·麦当劳兄弟。

此外，还有无数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从共产主义斗士切·格瓦拉，到迪士尼的创始人华特·迪士尼；从现代舞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到拳王阿里；从暗黑又浪漫的艾伦·坡，到倾国倾城的格蕾丝·凯丽……菲茨杰拉德、猫王、凯蒂·派瑞、乔治·卡林、汤姆·克鲁斯等等，也都是爱尔兰后裔。

爱尔兰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圣帕特里克节在纽约的盛况，每年的参与人数在15万以上，全国各地都举行欢庆活动。图：shutterstock

抱团又认祖的爱尔兰裔在警察中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到20世纪初，纽约警察局中每六名警官就有五人是爱尔兰裔或爱尔兰后裔。于1953年成立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兄弟组织“翡翠协会”确保爱尔兰天主教徒直到今天仍在美国执法届占据重要地位。在许多大城市，警察和消防部门被爱尔兰人控制了100多年，即使爱尔兰裔居民早已是这些城市中的少数群体。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政界。美国《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人中有9名是爱尔兰人，而美国历届总统中至少有25位有爱尔兰血统，包括国父乔治·华盛顿。甚至，从肯尼迪1961年就职以来，除了福特和特朗普外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有爱尔兰血统。

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到访爱尔兰的莫尼高尔，他祖上生活的家乡。图：WhiteHouse.gov

当我们一边吃着米老鼠盘子里的麦辣鸡腿堡，一边在手机上刷着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新闻时；当每年圣帕特里克节，风笛声回响在美国各大城市，人们手握健力士相互干杯时，爱尔兰大饥荒的回声仍在隆隆作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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