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战线的较量:中共为何比国民党更早一步创建情报保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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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战线的较量:中共为何比国民党更早一步创建情报保卫机构?

2021年11月05日 11:03:34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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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值得警醒的年份。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让这个红色组织明白: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中共的“枪杆子”工作,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在开展军事工作的同时,还秘密创建了情报保卫系统。

毛泽东(右一)、周恩来(右三)、朱德(右二)等在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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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阶段即侦获重要情报

新成立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记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1927年5月成立的特务科就在隔壁的东厢,负责人为顾顺章。

特务工作科下设四个股:

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

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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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党就有情报保卫工作”

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系统,为何比国民党早?这是因为,中共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从事地下斗争,必须高度警戒自身安全。其实,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可以说“有党就有情报保卫工作”。

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期之中遭遇巡捕检查,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

《国共合作——1924•广州》 赵建成作品

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尚未形成严密的工作系统。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1925年,中共中央选派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到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保卫工作,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立作准备。直到1927年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才有了专门机构。

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汪精卫武汉分共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军委“特务工作科”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不过,这个“科”的停运,并不意味相关工作的结束。不久,中共又成立了另一个级别更高的情报保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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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最激烈的情报战!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 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

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武定路930弄14号,原修德坊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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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核心特务组织

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

1928年2月,就在中央特科成立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些早期的情报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 “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这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

正在训练的军统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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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逐渐扩大并完善

中共“特科”的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此前称为“总部”,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 (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武装保护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秘密无线电通信,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陈赓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频繁召开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里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

中共中央特科旧址。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此举行

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共暗中支持,成立了一个由宋庆龄任主席的社会团体“中国互济总会”,通过法律程序公开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却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性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

隐蔽战线“龙潭三杰”

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 (又名杨登灜)。国民党在南京成立调查科之初,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于是,国民党侦察中共中央机关的驻沪特务系统,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文,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向法国人提供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不涉政治,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秘密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曾积极营救李大钊,多次提供情报。

鲍君甫(左)、杨度(右)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处。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沪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

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由专门的秘密交通员送信,也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难以到达中共手中。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四成里(上海巨鹿路391弄)新旧对比图,弄内12号是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由此可见,1927年11月创立的“中央特科”,标志着中共中央情报保卫系统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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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平行的秘密机构

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担任译电员。

特科虽然保密,却还需防火墙。周恩来另设一些平行的秘密机构,其人员与特科互不交叉。中央交通局负责秘密传递文件、情报、物资和人员,中央军委的情报机构主要侦察军事情报。

中共自创立起就有党内交通工作,1927年创建特科组织的同时,也创建了内部交通科和外部交通科,建成了通向各地组织的三条秘密交通线。1928年底,又调来1924年入党的吴德峰,全面建立上海中央机构与各根据地的秘密交通。擅长秘密工作的吴德峰,两个月就组成了交通网络,1929年输送中央文件5523件,输送各地给中央的报告4687件。1930年10月,升格成立直属中央的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全力打通江西中央苏区的交通,建立东、西、南三条线路。交通局不仅输送密信,还负责护送干部、输送物资和资金。

上世纪50年代,吴德峰(右)、戚元德(左)夫妇与邓颖超合影

全党处于非法状态,需要保密的不只是情报保卫系统。周恩来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中共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动方式。就是红区根据地的党组织也不公开,军队中的党员身份也保密。

以中央特科等秘密机构的创立与战绩,可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尽管有了系统的组织和出色的成绩,中央特科这个初创的情报保卫组织,还是相对幼稚。从特科选择的首位负责人顾顺章来看,就有致命失误。不过,国民党那边的特工负责人徐恩曾又何尝没有致命失误呢。

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有了直接交锋的机会……

END

作者丨郝在今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苗祎琦

排版 | 薛梦缘

经公 众号“档案春秋” (微信ID:dacqbjb)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