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 | 重返联合国五十年,被听见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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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 | 重返联合国五十年,被听见的中国声音

2021年10月25日,是中国重返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日。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问答神州》曾先后与多位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相约问答,听他们讲述非凡的任职故事,感触着中华复兴的历史脉动。

《问答神州》2021年联合国日

特别节目--《发声》

自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先后有九位中国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一高级职务,最早的六任,主要负责联合国的大会事务、对外技术援助和非殖民化。而自2007年沙祖康上任,中国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开始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这是联合国最为重要的实质性部门之一,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十年后的2017年7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又任命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担任第九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依旧主管全球经济与社会事务。

吴小莉采访联合国前任副秘书长 沙祖康

沙祖康:联合国是一个酝酿、讨论、谈判、制订国际规则的地方,而这个规则一般都是大国、强国、富国制订的,其它国家一般处于执行的位置,小国、弱国、穷国都是执行规则的。但是人家制定的规则,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

吴小莉采访联合国副秘书长 刘振民

吴小莉:外界评价说,中国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掌管的事务越来越有实质性,这就是所谓的实权所在。您怎么看?

刘振民:我觉得他们选对人了、选对国家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在有这个优势,那么我们参与经济社会事务部的管理,也可以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在我之前,前两任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已经管了十年,说实在话,有一些西方国家也在质疑,是不是继续要中国人管?但他们权衡以后,还是觉得需要中国人继续管。

在沙祖康与刘振民看来,中国要想参与全球治理,获得更多话语权,首要的是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

2006年11月8日的日内瓦,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自联合国成立六十一年以来,中国人首次出任国际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一职。当时,正是沙祖康代表中国政府在日内瓦竞选前线指挥了这次竞选。

沙祖康:这个选举是很复杂的,我们都是登门做工作等等,到世卫组织理事会成员的每一个国家,无论它是高原缺氧也好、洪水泛滥也好,我们都去登门求票,让他们支持中国。或者说,因为选举是一轮一轮进行的,有的人可能今天你不支持我,但是你支持的人如果落选了,你能不能再支持我,这样。

我们那时候只要和日本人竞争,我们票数一般都比日本候选人少,也比印度候选人少,因此那时候我们竞选国际组织的一把手,一般都是不成功的,因此我们基本就放弃了,不竞争了。但是我就说,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是提高了、影响增加了吗?那大家就试试看,结果陈冯富珍在历史上(以)空前的最高票当选WHO总干事了。

吴小莉采访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 陈冯富珍

吴小莉:看到你在世卫工作,让我们感觉很骄傲。

陈冯富珍:坦白说,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做这个岗位,是很难做的。

吴小莉:这个支持包括刚开始竞选的时候,也包括在这十年中,中国从来没有对你的决策进行干预。但是是不是在你推动全民健康或者基层健康医疗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会给予很大的支持?

陈冯富珍:小莉,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也不是属于很富裕的国家,能够迎难而上,在很短的时间,有95%以上的人口能够得到医疗保障。中国这么大,在东部沿海地区发达得不得了,在西部偏远地区又有相对贫困的地方,所以中国能做到的医疗改革方案,确实可以为全球不同的国家都做出一个很好的参考模范。

除了帮助陈冯富珍竞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日内瓦的外交生涯中,沙祖康还先后为中国成功争取到了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回忆道,在竞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的过程中,曾经有美国大使对他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还是算了吧。

沙祖康:那时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缺了一个副总干事,我说我们中国要争取一下。然后就跟有关的美国大使开玩笑说,我们要当,你看怎么样?他说你饶了我吧,中国的盗版到处都是,还怎么去当知识产权的副总干事?我说您错了,中国为什么有盗版,不是我们天生就想有盗版,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呀,他不懂。应该教育民众,让大家知道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如果中国连一个助理副总干事都没有,怎么能够提高中国人的认识?所以我就说,你别反对了好吧。

然后,当时一共有七个集团,除了中国有六个,我每个集团都开了会,做宣传。我说,第一个,现有副总干事的位置一个都不少,但是必须加一个,我也不伤害你们,就这样给我促成了。

在联合国机构当中,有一个最为年长的国际组织,比联合国还要早成立八十年,这就是主管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国际电信联盟,ITU。它被看作是国际信息社会的“大管家”,掌管着稀缺的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制定着全球电信的标准,而这些其实都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资源。

那么可想而知,ITU的秘书长一职,历来是各国激烈竞争的焦点。然而在2014年10月的选举当中,却只出现了唯一一位候选人:国际电联的副秘书长、中国人赵厚麟。在这场看似波澜不惊的选举之后,赵厚麟成为了国际电联150年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的秘书长。

吴小莉采访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赵厚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便进入国际电联工作的赵厚麟回忆说,过去中国人进入国际组织都是从低干起,即便你能力达标,在高级别职员的次序中,仍然排在欧美人之后,这让当时意气风发的他感到非常不公。

赵厚麟:当时的秘书长,居然他就这么讲,说中国人不行,不够格,他就觉得中国当时比较落后。后来我们的代表团在会上都发火了,我们可以派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师来。我是在1986年由中国政府推荐到ITU,那时候级别很低的,叫P2级。它那边有几级官员,有P级,P2、P3、P4、P5,上面还有D级,D1、D2。

总的来讲就是,当时在那边的日子,心里面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忙来忙去,那些技术都是外国人的技术,不是我们的技术,我就觉得到那边是给人家做嫁衣的。当然到了后来,当了标准局局长以后,有些朋友,特别是非洲朋友来讲,说你们中国的华为设备很好,说了很多好话,后来就觉得很解气了,现在我们这个不再是给别人做嫁衣裳了,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技术。

赵厚麟年轻时所遭遇的苦涩,中国籍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并没有尝到。2013年6月24日,由中国政府推荐的候选人李勇,在首轮选举中便高票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总干事。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这位新任的联合国工发组织总干事,之后成为了许多国家元首的座上宾。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 李勇

吴小莉:听说您来了国际工发组织之后,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很多朋友和相关机构。以前说工发组织的总干事来拜访,还不见得能够敲开门,据说您上任之后,敲开门的机会大多了?

李勇: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政府支持、推荐的候选人。我在中国政府、在国际机构工作了这么多年,我想这个背景让我到联合国去约见哪个秘书长、副秘书长,都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我出去访问,在非洲国家、中亚国家,都是总统来接见我,另外,和个人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

吴小莉:您怎么看,在国际组织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

李勇: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足为奇的。几年前,有人跟我讲,我们有一个机构的人曾经想当一个副总干事,发达国家就有人说,你怎么当副总干事?意思是你们时间还早,就很可惜地被拒绝掉了。

吴小莉:是因为要排资论辈吗?

李勇:是啊,有人就觉得中国没到这个份上,也不想让中国进来。但现在你就很难听到这种说法了,让中国靠后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政治安全事务中,中国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除了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中国在全球重要议题上的决策担当、协同行动同样令人瞩目,气候议题便是其中之一。

2015年12月12日,来自于195个国家的代表,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通过了《巴黎协定》。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巴黎协定》是全人类和地球的一个巨大胜利。与会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接受《问答神州》专访时回忆:《巴黎协定》的最终签订经历了将一千多个分歧逐个化解的艰苦谈判历程,这期间,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同时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方面,都做到了有力发声。

吴小莉采访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解振华

吴小莉:在国际气候议题上,有人说中国是功不可没,包括了我们的减排承诺,同时也包括了很多的协调,转折点是在哪儿?

解振华:2014年11月,在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访华的时候,两国元首达成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就是说很多国家没想到,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这两大经济体、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个排放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过去是对手,最后走到一起发表了联合声明。而且这个联合声明,都公布了各自在2020年后的行动目标,而且我认为这个行动目标都是有力度的。

这个联合声明,实际上是把谈判当中最主要的分歧基本都找到了,圈子里的话叫“着陆区”:怎么样在各个要素当中体现减排、资金、透明度的问题等等,也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提出了一些共识。这一点,国际社会反响也非常大。所以最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讲了,这个联合声明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奠定了一个基础。

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国计划在2025年,实现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并且努力减排28%;中国则计划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并且争取提前。

解振华:两国的这些目标都是自主决定的,目标不是谈判产生的,这点非常明确。

为什么中国要提出这么有力度的目标呢?因为习主席非常明确地讲了,应对气侯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的,是中国自己要做。另外,这样一个有力度的目标也展现了中国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负责任的,我们要真正地展现大国担当的精神。

编导:郑书筠

编辑: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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