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女性，是如何投身辛亥革命的？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武昌打响，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中国进步的闸门，成为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伟大里程碑。

回首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再看革命先行者的足迹，除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男性同胞外，还有很多诸如秋瑾一般的爱国女性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们不畏牺牲，力求与男子共赴国难，积极投身于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或直接扛起武器与敌人作斗争，或在战场上救助伤兵，成为辛亥革命洪流中一支特殊的力量。

武昌起义资料图

辛亥革命掀起女子从军热潮

据包头市档案局资料显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掀起了女子从军的热潮，各地女子军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例如，湖北军政府招募新兵时，汉阳青年女子吴淑卿上书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表明自己愿做花木兰，要求允许女子参军参战。黎元洪最初以军中皆男儿为由婉言拒绝，吴淑卿据理力争。她在《从军文》中表示：“观今之世界，当要人人努力自强，当要应尽国民之责任，若想热心爱国，非立起当兵之志不可。”最终，她获准组建一支女军。随后，吴淑卿招募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这支女军不但改变了女性给世人纤弱婉顺的传统印象，也揭开了女子从军的序幕。

在革命派活动频繁的上海，同盟会、光复会的女会员也十分活跃，出现了多支女子军。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女国民军及北伐队、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等。

资料记载，女国民军及北伐队由辛素贞等创办。1911年11月13日，尚侠女学的辛素贞向沪军都督陈其美上呈要求组建“女民国军”，这是一支在上海最早出现的女子军名称。

11月15日下午，辛素贞又带领尚侠女学学生五六人到沪军都督府请愿。当晚，陈其美批示准其成立，并承诺“如果教练完善，确能御侮折冲，枪械经费各节自应代为设法。事关军务希即照章切实办理”。

12月10日，辛素贞选拔出30余人组建起女子军，成员多为各省女学堂的学生。同月，陈其美也批准了浙江援宁军队下属的女子先锋队领袖林宗雪招募女军30余人，并将两军合在一起，林宗雪任司令，30日便率队开赴南京准备参加北伐。因为林宗雪、辛素贞及主要队员都是浙江人，所以这支女军又被称为“浙江女子国民军北伐队”。1912年1月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亲自视察过她们的驻地。

女子北伐光复军成立于1911年11月，由宗孟女学堂校长陈婉衍担任管带。11月14日，陈婉衍奉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之命召集女子军，以“女子北伐光复军”的名义刊出招募广告，拟“特招女军四队，以襄北伐之师”。21日，“已招得成队”，齐集于吴淞军政分府，投效者有七八十人之多，其中，有50人编队后前往攻宁前线。

据当时《申报》报道，李燮和派出女子敢死队50人赴南京助战，该队以攻取南京为目的，又称“女子荡宁队”。12月4日，该队进入南京。1912年1月中旬，孙中山下达北伐令后，李燮和又从女子北伐队中“遴选强干堪任军事者数十人，分编临阵、补阵、侦探、卫生四队，归陈畹（婉）衍女士督带北上”，作北伐之预备。1月16日，陈婉衍发表《女子北伐队宣言》以激励士气，宣言中称：“枕戈待旦，健男儿既奏宏献；市鞍从军，众姐妹宜申义愤。不见夫法兰西牧羊少女，力却英兵；吴宫中学战美人，气吞楚国。从可知奋不顾身，小娘子无让须眉；乘盾为荣，大国民休轻脂粉。……待到共和局定，聊慰秋瑾英魂。”

秋瑾

女子军事团于1911年11月18日由沈亦云等发起成立，以“驱攘残恶、救助同胞”为宗旨。军事团的发起人还包括沈亦云的姨母葛敬诚、葛敬华，其他骨干成员有天津女师的郑仲完、陈允仪，上海爱国女学的曾季肃，北京女师的黄绍兰，苏州振华女学的倡办人王谢长达，胜家缝纫女学的吴振球等。

该女子军事团有队员70余人，多数是上海各女校学生和北洋女师范学堂的旅沪学生，她们活动积极，深受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重视和支持。1912年1月30日，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将女子军事团调赴南京，准备出师北伐。《民立报》报道中写道：“沪上妇女军事团成立以来，训练仅及两月，军纪风纪，肃然可观，巾帼须眉，中外特色。”

学制炸药，巧运武器

辛亥时期的爱国女性不但积极投身革命，还学会了制造炸弹的技能，并承担起运送武器弹药的重任。

据悉，早在1905年，同盟会便在日本横滨设置了制造弹药的机关，聘请俄国炸弹专家教授专业知识，秋瑾、方君瑛、林宗素、唐群英、吴木兰等革命女士均参加了学习。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浙江绍兴轩亭口壮烈牺牲，尹维峻和尹锐志受到官方通缉，只得亡命上海。在上海，尹氏姐妹挨饿受冻，艰苦备尝。在恶劣的环境中，姐妹俩学会了炸弹制造技术。尹锐志曾回忆说：“制造炸弹，在当时事干严禁，其制造方法亦难从得之。余乃传自姚勇忱同志觅来之某君，渠手足已因制造炸弹而伤残多处矣。有书一册在沪授余抄录。抄毕，渠则毁其原书，余与维峻后乃依书以制者。”

唐群英

这些爱国女性不但学会了制造弹药，还利用其不易被人注意的特点，勇敢地担负起了运送武器弹药的重任。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时，徐宗汉、李自平等人，多次往返香港与广州，并在行囊之中装满弹药，在被褥之内夹带青天白日旗。后来，参与革命的先进女性日益增多，她们在香港与广州之间以各种方式偷偷运送武器弹药。1911年4月广州起义在即，为躲避清政府的搜查，将军火运进城中，她们更是想出了假婚娶的绝妙办法。

在婚礼举行当天，她们张灯结彩，刻意制造出热闹非凡的气氛。在鼓乐声中，卓国华假扮“新娘子”在众人的搀扶下坐上了大红花轿。谁也不会想到，这看似普通的花轿里装满了手枪和手榴弹等当晚起义所需的武器。而革命党人有的扮成贺喜者，有的扮作送礼者，将武器弹药分送至各起义地点。徐宗汉和徐慕兰在各个方面作了周密布置，巧妙完成了这次明办“婚娶”暗送军械的任务。卓国华也被革命党人送了一个“革命新娘”的雅号。

赴战地救助伤兵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大爱国女性还积极创建各类救护组织，为革命派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例如，素有“女界梁启超”之称的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组织了“赤十字会”，自任会长，并带领队员勇赴各地救助伤兵。1911年10月28日，张竹君率第一队到达湖北汉口前线，立即投入到战地救护工作中，在枪林弹雨里先后救治伤员1300余人。

此次武汉之行，“赤十字会”还担负了掩护与联络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由徐宗汉等陪同离港抵沪，欲前往湖北武昌指挥革命军战斗。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尚未光复，清军查验极严，难以通行。因此，徐宗汉求助于张竹君。

张竹君

当时，张氏正要率“赤十字会”前往武汉开展战地救护，便让黄兴扮作医师，徐宗汉扮成看护，随行的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他们巧妙地躲过了清军的检查，于10月28日安全抵达武汉。11月27日，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又与张竹君借“赤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江到武昌。

当时的《民立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女子，久为男子所轻视者，以其柔懦无能也。今张竹君女士组织女子红（赤）十字会，往汉口施救受伤兵队，诚中国以来未有之创举，女士此举，非特有光于女界，亦且有光于祖国，有益于同胞，吾不禁为女界贺。”国际舆论对此也颇多赞誉之词。此外，上海女界还组织了“赤十字会”第二团；张汉英、张昭汉和唐群英等在上海也组织起了北伐军救济队，“随赴战地，医救受伤兵士”。

其他各地纷纷创建起救护组织。其中，有江西蔡惠、张俊来、石美玉等组织的“九江赤十字会”，广东宋铭黄创建的“北伐随营救伤队”，沈仲礼组建的“红十字会”，俞凤宝创办的“学界救伤社”等。

远在国外的女留学生们得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后，也纷纷回国组织和参加了各类救护队。留日女生吴墨兰表示：“妇女都在为革命尽力。我打算19日去武昌。回国后自然是参加可敬的苏氏姑娘组织的娘子军，为革命而战……假如不需要娘子军，那我就深入内地，或演说或做密使，决心为革命奉献自己的生命。”

红船编辑部了解到，吴墨兰提及的“苏氏姑娘”是指日本东京女子医学校学生苏淑贞、苏洵贞姐妹二人，她们和林演存、林贯虹、唐群英等8人组成“女子红十字军”，于1911年10月19日回国参战。11月19日，又有9名女子医学校的学生同其他留学生一起奔赴国内战场参加革命救护工作。

辛亥革命时期，广大爱国女性满怀爱国之情积极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革命烈士秋瑾这句慷慨诗句正是辛亥革命时期广大爱国女性巾帼不让须眉、与男子共赴国难的真实写照，显示出女性巨大的力量，她们为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