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军备部长施佩尔：一个重重编织的神话

长期以来，1942年2月火速上任，接替在一起离奇的飞机失事中意外死亡的纳粹军备部长弗里茨·托特的前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都被认为是一名具有非凡组织才能和行动力的技术官员。正是出于他的一己之力，才能使纳粹德国在两线作战并承受盟军越来越猛烈的战略轰炸的情况下，军备生产反而节节攀升，直到临近战争结束的1944年年中达到顶峰。

■纳粹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中），一度成为除希特勒之外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从1942年2月到战争结束一直担任纳粹军备部长的施佩尔，被人们称为所谓的纳粹“军备奇迹”的主导人物。有一段时期，纳粹“军备奇迹”和“施佩尔神话”成为互相关联的关于二战德国军备生产的两大标志性概念，而被西方历史学界及公众所广泛接受。

然而，随着对于二战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越来越多的战争史料和数据被发掘出来，人们发现传说中的“军备奇迹”和“施佩尔神话”，可能只是许多年以来施佩尔利用各种机会以及自己在狱中写出的两本畅销书，为自己精心编织的一个故事，实际上它们并不存在。

绝大多数对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工业生产的研究，都是从下面这四张表格开始的。

从上面的表1中可以看到，第三帝国的军备产出在1941年出现了奇怪的停滞，只是从施佩尔接任军备部长之后的1942年开始恢复增长，并在1944年达到了战前的数倍。

从各产业在第三帝国战时工业产值中所占份额的表格里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况（表2）：军备生产占比在1941年甚至略微下降，然后从1942年开始增长，一直到1944年达到40%的最大值。

然而奇怪的是，从一开始第三帝国的军备生产相关人力资源就得到了迅速的充实：

如表3所示，1940年从事军备生产的人力比1939年翻了一番，并且在1941年再增长15%，但1940年的军备生产指数只比1939年增长76%，1941年为0增长，这意味着在战争初期第三帝国的军工劳动生产率出现了灾难性的下跌。

从表4可以看到，1940年和1941年的军工劳动生产率分别只有1939年的87.6%和75.9%，而同期其他工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上升。

因此，研究者们从这四张表中所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第三帝国的军工动员水平在战前和战争初期的1938年、1939年处于一种非常不充分的状态，因为在这两年里军备生产占全部工业生产的比重只有不到10%。而且，军备生产的组织水平在1940年和1941年陷入可怕的混乱，大量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并没有换得产量的同比提升，劳动生产率处于逐年下降的状态。

只是在施佩尔于1942年初接任纳粹军备部长之后，糟糕的局面才开始得到迅速扭转，军备生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效率上都有了令人惊叹的巨大改善。而这种成就，是在第三帝国面临越来越不利的战争形势的情况下取得的，特别是考虑到，此前施佩尔只是一位对于军备生产一无所知的37岁建筑师，这种剧烈的反差确实不能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纳粹德国的工人们正在制造梅塞施密特Bf-109型战斗机。

可惜的是，作为这一切的基石和出发点的以上那些数字，已经被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并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这些数字来自于罗尔夫·瓦根福尔（Rolf Wagenführ），但他并不是一位中立的研究观察人士，相反，他是施佩尔部门的首席统计学家。在1943年夏天以后，随着施佩尔的权力范围越来越广泛，瓦根福尔成为所谓计划办公室的核心人物，直接向施佩尔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报告。

作为一名统计学家，瓦根福尔在纳粹德国战时原材料配给制度合理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同样也在渲染和塑造纳粹德国“军备奇迹”和“施佩尔神话”方面居“功”至伟。

这些数字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在编制时的目的是衡量所有可以用于第三帝国进行战争的资源，因此所涵盖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而是随着第三帝国在战争中的疆域范围而变化。这样一来，被占领区在战争中后期所发挥出来的大量工业产能，特别是波兰、捷克以及法德接壤地区的煤钢产出，必然对数据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样，在表3和表4的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中，用帝国全部范围内的工业产出去和传统的德国国内的劳动力数量进行对比，也可以肯定会带来极大的误差。

■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示意图。

瓦根福尔数据的另外一个问题来自于对战前和战争初期的军备产出的明显低估以及对其他行业的明显高估。

例如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1938年和1939年的建筑业在全部工业产出中的占比来到了惊人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么高的比例在正常国家经济中是难以理解的。同时，瓦根福尔对于军备的统计严格限制在飞机、军用车辆和轻型车辆以及武器和弹药的产出，而忽视了战前和战争初期民用资源中大量被隐性地用于战备的部分，这些部分在战争中后期都被直接投入军备了。根据现在的估计，1938年德国国防军的建筑需求，主要是齐格菲防线的防御工事要求，不少于公共建筑预算总额的70%，而这么大比例的军事用途，都没有被统计到瓦根福尔表格的军备栏中。

■1938年纳粹德国的工人们正在建筑齐格菲防线上的碉堡。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价格。

后世的各种研究都证明，在战争过程中纳粹德国的军备价格与民用产品和建筑价格相比有大幅度的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而且德国在军备生产中大量使用战俘、集中营犯人以及来自于被占领地区的奴隶劳工，也使成本得以下降；另一方面自然源于政府的战时价格管制。

总的来说，德国的军备价格在1939年至1944年期间可能下降了30%以上，而建筑价格则可能上升了50%之多。

造成的影响就是同样的一笔开支，在战争初期和战争后期所能得到的不同门类的工业产出相差很大，军备产出大幅上升，其他产出则会明显萎缩。

为了尽可能消除瓦根福尔存在缺陷的数据和错误的统计方法所造成的误导，以便准确评估美英对纳粹德国所进行的战略轰炸效果，美国国家统计局的工业统计学家爱德华·巴塞特（Edward O. Bassett）做了大量工作，他的统计结果和瓦根福尔的对比情况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根据巴塞特的统计，纳粹德国在1940年和1941年的军备生产并没有出现下降，战时的军备生产沿着一条稳定的曲线上升，其中并不存在什么“军备奇迹”，所谓的“施佩尔神话”当然也就失去了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巴塞特的数据其准确性也是有限的，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但其实从瓦根福尔本人的数字也能间接找到疑点：从表1可以看到，他所编制的纳粹德国战时全部工业产出指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也就是说无论是托特时代还是之后的施佩尔时代，德国的军工生产都只不过是挤占了工业部门其他行业的份额，国家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都投入到军工生产中，代价当然就是帝国人民需要忍受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和生活中的各种不便。

二战中，纳粹德国战前和战争初期在政治和军事上一再取得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成功，长期掩盖了其国力和工业实力与对手相比其实是比较弱小的实际状况。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所谓的“军备奇迹”和“施佩尔神话”的成色。如下表，对二战期间德、英、苏三国的战争生产数字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从表6可以看到，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的主要军事物资生产量甚至单独面对大英帝国都无法占到上风，就更不用说那个似乎具有无限潜力的工业巨人——美国了。

由此可见，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神话”，而第三帝国所面临的战略劣势，再有10个施佩尔也是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