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张之洞对三任法国驻粤领事的强硬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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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张之洞对三任法国驻粤领事的强硬外交

2021年09月27日 10:09:19
来源:澎湃新闻

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仅5年半,却连续赶走3个法国驻粤领事,在晚清外交史上甚为罕见。张之洞的强硬外交风格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初露端倪,到两广总督时期发展成熟。探花出身、历任学官、以“清流”健将名闻天下,张之洞有意别树一帜,塑造不同于恭亲王奕訢、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外交风格。

法国驻广州领事馆

法国驻广州领事馆

中俄伊犁交涉与抗法策略

政坛名人各有其“门面”,现时的说法叫做“人设”。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以保皇为“门面”,装出光绪帝忠臣的模样,借此向华侨筹款,其实他们师徒早就把大清国叫做“大浊国”,打的算盘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与李鸿章相比,张之洞是洋务的后起者,他精心打造了一套强硬外交风格,塑造“鹰派”形象,以此与总理衙门、李鸿章息事宁人的外交风格相区别。张之洞利用“强硬”姿态,争取王公大臣、士绅、百姓的支持,另树一帜。

1879年,俄罗斯答应归还侵占的新疆伊犁,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使俄,签订了损害中国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沙俄将伊犁九城一带交还中国,但其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领土都送给俄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条约的通商、设领等条款也对中国有害。消息传来,群臣大哗,朝廷乃命廷臣集议,各抒所见。

张之洞呈递多份奏折痛驳条约,纵横排比,气势如虹。他指出:条约规定的陆路通商,从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要害尽为所据;东三省为国家根本,按崇厚签订的条约,则俄人可在东北各处乘船自由游行,国门洞开;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哈密、嘉峪关设领事,则西域全疆尽归其控制。张之洞列述种种理由,结论是“必改此议”,否则“不可为国”。张之洞词锋甚健,风头一时无两,甚得慈禧赏识。

1882-1883两年,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受英国幕僚麦士尼的影响,密切关注法国侵略越南问题,先后多次上奏,为朝廷筹划应对之方,坚决主战。这一系列奏折取得显著效果,次年初夏即擢升两广总督。

在此之前,张之洞参与外交主要是书面上奏,也曾受命与总理衙门大臣作内部讨论,但没有与西方驻华外交官打交道的经历。1884年初夏出任两广总督后,张之洞以强硬取态,连续驱逐3个法国驻广州领事,在晚清外交史上甚不寻常。

崇厚

崇厚

师克勤(Fernand Georges Francis Scherzer)

张之洞抵穗时,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不久,之前的战事都在越南境内、中越边境展开,此之谓“西线”。1884年8月5日,法军袭击台湾基隆,开辟了“东线”战场,妄图“踞地索偿”。8月23日,法国舰队发动对福建水师、马尾船厂的突然袭击,一个小时之内有11艘中国大小舰艇被击沉,船厂大半被毁,中方死伤惨重。是役被称为“马江之战”或者“马尾海战”。法国侵略者将战火引到中国大陆,清政府被迫宣战。

法国驻穗领事师克勤(Fernand Georges Francis Scherzer),曾在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当翻译,约1879年起署广州领事。“马江之战”爆发后,师克勤气定神闲地坐镇领事馆内,没有撤离的意思。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原是广东布政司衙门。该衙门“适居粤城之正中”,是2000多年来广州城的绝对权力中心,南越国王宫、南汉国王宫都设在此处,隋唐以来先后为广州刺史署、岭南道署、节度使司、大都督府、都元帅府,明清为承宣布政使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1年,法国强租布政司衙门为领事馆。法国人使出一招“黑虎掏心”,目的是对清廷进行羞辱。与此同时,法国又强租位于新城的两广总督署遗址,自1863年开始兴建圣心大教堂,至1888年全部完成,为全国最大的石结构天主教堂建筑,俗称“石室”。这座教堂从兴工开始,就不断发生教民与本地居民的冲突。

石室教堂

石室教堂张之洞认为师克勤“盘踞省城,殊无行意”,担心“奸细公行,内外通连”,在1884年8月24日发出逐客令,“责该国于鸡笼、马尾两次先开兵端,令其率同法国商民教士即行出境。该领事包藏祸心,不愿令教士离粤。”在张之洞连续催迫之下,师克勤于8月28日撤离,“所有在城居住之法领事及商民人等,均已束装就道,纷纷启行矣。”师克勤本人暂住香港观察形势。领事与随员全面撤退后,驻广州领事馆空无一人,大门紧闭。有一天,盗贼破门而入,正在纷乱之际,刚好有官兵来到,捉了7个盗贼,解交番禺县讯办。

1885年春,在张之洞、彭玉麟出色的组织协调下,中方在西线战场接连取得镇南关大捷、谅山大捷,法国内阁因此垮台。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调停,双方于1885年4月4日签订了《中法停战条款》,6月9日正式签署和约。7月7日,总理衙门给张之洞发来电报:“法使已到京会晤,据称彼国领事及商人、教士等拟即赴粤,希饬地方官于法人到时照常接待、保护,以敦和好。”

和约签订后不久,法国公使回到北京,通知总理衙门,师克勤以及法国商人、传教士准备回粤,请转告地方官加以接待、保护。7月9日,法国公使巴特讷向总理衙门发出正式照会:“本大臣以我法国驻箚广州等处领事官毋庸再缓其回任为妥,所以本大臣拟饬该领事官师克勤仍回广省视事,并请贵郡王转饬两广大吏,日后凡有该处与本国交涉事件,均应会同师领事官照常商办。” 巴特讷照会写到这里还算正常,接下来话锋一转,就开始惹麻烦了。

照会后半段,提到战争期间,两广统兵大员发过几个告示,动员人民参加抗法,造成民间对法国的恶感,在领事回粤之前,请统兵大员再次出示,声明两国眼下业已和好,民间不得再“扰害”法国在粤人员。写到这里,也还算是中规中矩。谁知最后一句,却变成引发冲突的导火线:“两广总督等如此出示,若能于师领事到省后预将所拟告示稿本交阅商订,最为妥妙,总期此示文字句敦益于邦交可也。”

谅山大捷后,朝廷阻止前线部队乘胜追击,听信英国人赫德意见与法国闪电式议和,张之洞对此十分恼火,曾连篇累牍发电报表示反对,最后在朝廷的高压下不得不遵命停战。这一份委屈,正无处发泄。巴特讷照会最后一句话,让他找到发泄的机会。两广总督对自己治下的军警、百姓出具告示,如何书写完全是中方的事,法方竟要求把告示稿先给师克勤过目修改,这是何等侮辱?总理衙门也已顶了回去:“至告示如何措词,系中国地方官之责,自能斟酌妥善,无须与师领事商定也。”尽管如此,张之洞还是决定对师克勤进行报复。

7月27日,张之洞让税务司英人贺璧理通知师克勤,答应按条约加以保护,但要求法领事和传教士必须“逢十”那一天到粤,故意增加附加条件,让师克勤为难。惊魂未定之际,师克勤没有带传教士,8月1日独自一人从香港来到广州。他写信给总督、巡抚等高官约见,左等右等,粤省官场上下都不予理睬。

8月13日师克勤照会张之洞,抱怨“贵部堂及抚部院均不肯相见”。他火气一上来,写照会也不冷静,先给张之洞扣一顶违旨的帽子:“去岁逼令本领事等离粤,皆出地方官之意,核与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之上谕相反。”

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8月15日)上谕是怎么回事?中法决裂之际,法国外交官准备全盘撤走,按照国际法,法国可以指定某个友好国家代为保护留华法国人,但这个需要清廷加以承认。法俄关系特殊,法国提出请俄国代为保护,引起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的高度警惕。当时,法国驻上海领事李梅提出,开战之后,居住中国境内的法国人恐怕不受保护,建议全行撤走。但是,法国公使谢满禄,却在临行时发照会给总理衙门,声称已得俄国驻华公使同意,由俄国代为照料在华法人。

奕譞感到这是个大阴谋,上奏称:“窃思俄人包藏祸心,每当中国有事之时,从中取利,前事可鉴。”若法国人继续留在国内,俄国人将以保护国为名,借机煽动闹事并从中取利。当时,除通商口岸外,还有不少法国传教士住在云南、贵州等交通不便的地方,一时之间无法尽撤。为杜绝俄国人插手起见,奕譞认为,不如由朝廷下旨:“凡法国官商教民,有愿留内地,安分守业者,中国地方官悉为保护。”光绪帝接到奏折,把父王的原话写进谕旨。这是七月初六日上谕的背景,意思是离口岸太远、交通不便地区,迫不得已走不了的法国人,由中国政府加以保护,但不是指广州这种口岸城市外交官。张之洞感到师克勤留在广州是个隐患,可能会向法方提供军事情报,加以驱逐出境是完全合适的。

醇亲王奕譞

醇亲王奕譞师克勤不仅扣帽子,还在照会里面把广东官府在战争期间查封教堂、传教士住所叫做“霸占”,又说“想贵部堂明知本领事所求非独公道,且亦分所应为”。这些词句彻底激怒了张之洞。他对此不予理睬,只是公事公办,按照总理衙门的咨文,把教堂、传教士房屋解封,把告示稿件发给总理衙门备案,拒不会见师克勤。

9月3日,在拖了20天以后,张之洞给师克勤回了一份照会,狠狠地教训了对方一顿。

开头,按照外交礼节,张之洞还有些客气,说本部堂前一段身体抱恙,不方便见客。话锋一转,他开始指责对方来文“语多越理负气,且有称呼失当之处”。他说,从去年农历七月份开始,中法已成敌国,但广东当局仍保护贵国传教士使之行动自由,封存贵国教堂以便稽查照应,那么,即使是处在敌对状态,我们仍以友邦之礼对待。阁下的照会竟然把保护叫做“驱逐”,把封存叫做“霸占”,难道还想追溯战争时期的责任?贵国首开兵端,兵连祸结,荼毒人民,当时即使驱逐传教士,没收产业,也不过分,何况实际上只是保护、封存?自议和成定局后,本省已将封存产业解封,也下令对回粤传教士实行保护,并不需要等到贵领事提出后才施行。贵领事既然希望我们归还教堂、安置教民,应当和平商办,怎么能用“霸占”“驱逐”这些无礼之词呢?

师克勤照会里面还有一句“吾所求祗愿秉公与合理之事而已”,张之洞得理不饶人,抓住这个“吾”字大做文章,指出两国官员之间交往,必须保持一定的谦敬,应该自称“领事”才对,用一个“吾”字,未免倨傲太甚。张之洞这个指责有些吹毛求疵,师克勤毕竟是外国人,他在中国从事外交虽有一定年份,但在用汉字书写外交文书时,有些用法微误,未必是有意犯错;若双方关系融洽,这不算什么大问题,只需私底下告知下次改正即可。张之洞刻意把字词用法上升到外交礼节问题,在照会里面正式提出,有些小题大作。

师克勤坐不住了,向驻京公使巴特讷诉苦。9月19日,巴特讷照会总理衙门,指责张之洞对师克勤“有所失礼”,不肯接见领事官,并对师克勤照会里面的“驱逐”“霸占”字样作强辩。师克勤的真正意图,是希望查清战争期间教会产业受损失的情况,隐含着准备向中方索赔的后招。张之洞借照会文字瑕疵发难并不予接见,预防性地拒绝法方可能提出的赔偿要求。另外,张之洞怀疑师克勤曾建议法国舰队进攻广东,其实法国驻广州领事并不能影响到法军在远东的部署,但张之洞既然对师克勤有成见,也就把一切坏事都归咎于对方。

9月23日,总理衙门答复法国公使,指出师克勤照会“实有措词失当之处,无怪粤督之不以为然也”,认为“开战以后,彼此商民有无损伤,事后皆难追论。粤督以师领事之言不近情理,恐见面争论转伤睦谊,是以暂缓会晤”。总理衙门要求公使约束师克勤,“以后诸事和衷相商,不可固执己见,粤督自必以礼相待也。”

此时,主持总理衙门的庆郡王奕劻在法国公使与张之洞夹攻下左右为难。9月9日,广西勘界事务大臣邓承修出京前获帝后召见,奕劻在朝房赶来相见,因张之洞拒见师克勤,屡受法国公使催迫,嘱咐邓承修到广州时,“祈婉劝香涛,不可过执。”这个时候,奕劻管理总理衙门为时不久,还没有晋封亲王,比较小心翼翼,不敢强压张之洞,只是让邓承修见面时“婉劝”。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既立下大功,深得皇帝本生父醇亲王赏识,连奕劻的指示也抗拒不遵。一直到10月27日,法方考虑到双方关系紧张无法相处,派师克勤去中越边境参加勘界,离开广州。也就是说,法国驻广州领事师克勤这次回广州,一直未能见到张之洞,可谓面子尽失。

法兰亭(J.H. Frandin)

师克勤在广州被张之洞羞辱,灰溜溜地离开广州前往中越边境参加勘界,接替他当驻广州领事的是法兰亭(J.H. Frandin)。

法国领事馆一部

法国领事馆一部法兰亭早年曾是驻英公使郭嵩焘随员、曾纪泽翻译,后任法国驻天津领事馆翻译、领事,1882年调驻京公使馆总翻译,1884年转任驻天津领事。

法兰亭到任后,张之洞依然不予理睬。总理衙门于1885年12月28日发电报给张之洞,重申“法领事应接见”。转眼到了1886年1月1日,张之洞向总署汇报:师克勤在中越边界生病,法兰亭发来照会,法国当局命他去中越边界接替师克勤,请两广总督发给前往广东、广西、云南等省执照,三天之内动身。张之洞认为这是法国人的阴谋,因为广西龙州不让法国使节入关,法国人就想暗度陈仓,让法兰亭从内地前往广西,以便窥探中方虚实。为此,张之洞发电报给总理衙门:法国人参与勘界,只能从越南那边抵达,不能从中国内地行走,故此,不同意给法兰亭发执照。法兰亭已先期到香港待机而动,因张之洞不发给执照,几天后又被迫折回广州。

法兰亭回穗后消停了一阵子,几个月后又开始发难。4月27日,张之洞在奏片中说,师克勤回粤时,就教堂损失问题向中方索赔,被我和总理衙门驳斥未果。不久前,法兰亭又重提这个问题,说光绪十年、十一年两国战争期间,广东境内传教士、教民损失共达38万多元,“因地方官未能实力保护,开列失单三十三张,请委员会同办结。”

法兰亭照会等于是指责张之洞没有保护好教士、教民,使张之洞大受刺激,直斥“该领事所请谬妄已极”。他认为,无论如何,教士、教民在战争期间有所损失,其数甚微;即使真的损失甚多,也没有向中国政府索偿的道理。他立即回复:开战之后、议和之前发生的事“无可议办”。

5月11日,张之洞在复照中表演了他的雄辩术,认为在粤法国人“仰赖我皇上无外深仁,粤中文武各官奉宣德意,粤民遵旨守法”,才得以瓦全。如今,上不知感激圣恩,下不知感谢粤民,竟然还敢索要赔偿,实属无理。若要纠缠前事,那么,自开战以来,中国各路兵费支出,以及因战争而短收的各项税厘,为数甚巨。然而,这是国家收支,朝廷不肯跟贵国计较。单就商民损失来说,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商民受战争影响损失巨大。然而,这还是外省,可姑置不论。单就广东而言,法军掳劫“广海”渡船,封锁北海口岸,广州、潮州、廉州、海南道路梗阻,百货停销,总计广东各口岸“商工船渔,共亏折银三百八十万两,须先将此项查办归结,再为查办教堂零星什物”。

张之洞拿出广东商民被战争影响损失三百八十万两的数字,目的是压倒法兰亭提示的三十八万。他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广东省筹办海防正急需经费,现在准备筹款四百万两购买船炮,还没有着落。贵领事官若注重友谊,替广东省操办,我们将十分高兴。这种答词“杠精”味道极浓,不是正经外交语言。

张之洞又发电给李鸿章,请他向法国驻京公使戈可当投诉。这一招很快见效,李鸿章回电说,公使拟将法兰亭调往福建,派白藻泰来广州。李鸿章又担保说:白藻泰“谨慎和平,必无此事恶习”。

几天后,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报告,提出:换白藻泰可以,但必须保证到粤以后,不再提赔偿教堂损失之事。如果法国公使同意这个条件,那么,白藻泰到粤以后立即加以接见;如果公使不肯,白藻泰到粤,“断不与款接也。”张之洞这个设定先决条件的看法,遭到总理衙门驳斥。总署回复说:“目下白藻泰赴粤,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说,仍可严驳。”

总理衙门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按照国际公法以及历年签署的条约,督抚有义务接见外国领事;张之洞一定要议定不提赔偿才可接见,反而显得自己心虚胆怯;作为督抚,应该坦然相见,一旦对方老调重弹,严加驳斥就是了。张之洞在这个环节上显得有些小气。他对接见领事颇不耐烦,特别是一些喜欢挑战清廷官员的领事。张之洞内心并不喜欢与外国使节打交道,只是在总督这个位置上不得不虚与委蛇。这种心态,与李鸿章喜欢会见外国使节有着极大区别。对张之洞来说,接见外国使节是一种苦差;对李鸿章来说,接见外国使节可能是一种“享受”。

白藻泰(Comte G. de Bezaure)

白藻泰到粤后,张之洞依然没有予以接见。

5月31日,张之洞向朝廷呈递奏片,提出让两广盐运使兼办洋务,以减轻总督的负担。广东是最早办理洋务的省份,在鸦片战争以前,官府指定十三行总商与外商、领事打交道,官员不见领事、洋行大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势一变,外国领事在广州不可一世,督抚虽说地位尊崇,也被迫要经常接见领事。其他一些省份,会安排道台一级的官员专门处理外事,如天津海关道,但广东一直没有设立这么一个专办外事的官员,让督抚疲于奔命。张之洞提出让两广盐运使兼办洋务,出于减轻本人负担的目的,此举受到出使美国大臣张荫桓的启发。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张荫桓赴美之前,曾到广州拜访张之洞,他说:法兰亭曾跟他本人说,遇到交涉时,若总督没有时间接见,也可以指定一个下属官员商办。盐运司品级从三品,比正四品的道台还要高一级。

驻美公使张荫桓

驻美公使张荫桓张之洞对督抚必须接见外国领事的规定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领事地位不高,来华外国领事地位处于官商之间,不少国家任命在华贸易商人当领事。只是,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广东首当其冲,形成对外交涉中过分迁就的习惯,外国领事也越来越放肆,每隔几天就会要求面见督抚,经常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不胜其烦。历任督抚为免生事,加以隐忍,导致洋领事更加横暴。

张之洞自称,他对外国领事的非分之举,总是加以裁扼,故而近来有所收敛,比如英国领事会直接去厘务局办事,或者直接跟洋务委员商谈,不一定每次都直接找总督。他总结说:“大抵臣体察在粤洋人,徇之则骄,折之则谨,逞刁蒙混,得步进步。” 这种说法,有着强烈的张之洞个人色彩。对外交涉,强弱有差异,但表面上仍需以国际法为依据,其次讲的是理,洋人非分之求固然应坚决拒绝,合理的要求则不能简单粗暴对待。张之洞拒绝接见领事,虽有合理的一面,也暴露了他对会见洋人有些胆怯,因为当面会谈,说错一句话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作为对外交涉的“中央军”,总理衙门大臣跟张之洞的观念有着较大差异,他们注重的是遵守条约,督抚要按规定接见领事。9月28日,总理衙门大臣忍无可忍,上奏给光绪帝,让皇帝来批评张之洞:“据总理衙门奏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一折。前经两次谕令张之洞与法领事相见,何以该督胶执己见,并不遵办。疆臣接见领事,本系载在条约,如有非理要求,正可当面驳辩;倘坚拒不见,致该使哓渎有辞,非特有伤国体,必致别生枝节。着张之洞凛遵谕旨,即行接见,仍将遵办情形迅即电闻。”

张之洞

张之洞新领事白藻泰到广州以后,张之洞仍不予接见。法国公使有些愤怒,致函总理衙门:“本国驻粤领事,初系师克勤,嗣调法兰亭,现调白藻泰,历经照请,谆嘱粤督以礼接见。嗣准复称,业已行知粤督,乃粤督依然不见,实所不料。日前复经照会,并派汉文正使至贵衙门面谈此事,务令粤督即时接见。兹接照复,似乎仍无妥善之法。粤督如此固执,有伤我国体制。在我国亦不能听其永远如此,应请速筹妥善办法。”

收到总署的批评电报,张之洞反应迅速,第二天马上回电:本来是准备会见白藻泰的,只是当白氏抵达广州的时候,本人正生病,患肝气,怕风,不能见客。当时已经答复他,乐于见面,但刻下正在病中,已向朝廷请假调理;如果能不提战争期间的事(也即索赔问题),只是恢复联系,不因争辩伤了和气,鄙人愿意抱病相见,今天就可以约定见面日期,期待答复。虽然当时确实有些小病,但这么做的目的,是“先折其气”,原意是等他再来求见,然后转变态度同意会晤;没想到该领事此后再也不提见面之事,也没有复函。对方既然不再提及,自然不便主动约见。当初李鸿章说,白藻泰没有前任领事法兰亭的恶习,我心里打的主意是,若对方同意不提交战期间的损失赔偿,双方可以避免难堪的辩论,并不是有意拒绝接见。没想到的是,对方从此不再约见,也没有来信提及此事。现接到皇上谕旨,自然不敢怠慢,是不是请总署告知法国公使,领事来约一定接见。

所谓“先折其气”,是春秋战国时代常用的外交策略,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智慧,用在近代外交领域效果未必理想。白藻泰受到张之洞冷遇,他也无所谓,绝不再作第二次求见,那么张之洞“折其气”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白藻泰选择的是向公使告状,用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反过来让张之洞乖乖就范。这一轮角力,张之洞没有赢。

总理衙门总是扮演一个息事宁人的角色。收到张之洞覆电,他们立即知会法国公使,让他通知白藻泰来函约定会晤日期。10月3日,张之洞在法国公使、总理衙门压力之下接见了白藻泰。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张之洞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官员拒见法国使节,那么中国驻法使节同样会受到伤害。日常外交是一种互相给面子的活动。中国督抚可以不给法国领事面子,法国官员也可以不给清廷驻法使节面子。

接下来,双方似乎相安无事,到1887年初,又发生白藻泰殴打守卫领事馆清兵一事,双方函电交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缠斗甚久,只是增加了相互恶感。

于雅乐(C.C. Imbault-Huart)

发生殴打清方弁兵一事后,张之洞在总理衙门重压之下,被迫维持原有体制,继续派抚标士兵守卫法国领事馆,但与白藻泰的关系已经闹僵。法国公使考虑到两人难以共事,不得不用于雅乐代理广州领事,把白藻泰调走。

“和平文雅”的于雅乐来到广州,让张之洞舒了一口气,不用再受“三大恶人”的气。舒心日子没过多久,1888年12月16日,于雅乐突然来信告知,法国政府调他出任广西龙州领事,派白藻泰回任广州。张之洞连忙打电报给李鸿章:于雅乐“和平文雅,遇事可与商酌,相处甚好,半年来诸事安帖”,而白藻泰“浮躁横悍,性好生事,曾经殴辱弁兵,万难与之共事,必多枝节”。请李鸿章设法与法国公使商量,调走白藻泰,留下于雅乐,对双方都有好处。此事阁下如能扭转乾坤,感激何似,是否也请阁下委婉禀告总署?

据于雅乐告知,白藻泰将于1889年1月2日抵穗。张之洞听到此消息很不舒服,他在1889年1月1日打电报给李鸿章,说阁下跟法国公使李梅很熟,请直接与该公使商量,调走白藻泰,留下于雅乐。总理衙门或许不便明言,“非公不能挽回”。两天后,李鸿章回电:已请驻津领事林椿转告李梅,李梅的答复是,领事的调动由外交部决定,已将尊意电告外交部,尚未答复;林椿说,白藻泰系实授领事,于雅乐只是署理(代理),资格也浅,按惯例白藻泰回粤,于雅乐必须交卸,看起来似乎难以挽留。道理好像是这个道理,但法国外交部也知悉白藻泰跟尊驾不对劲,或者仍有机会。

又过了两天,张之洞复电李鸿章:据于雅乐告知,白藻泰抵香港,昨天接到电报让他在港等待下一步指示,看起来法国外交部似乎有意让于雅乐留在广州,请让林椿联系李梅,竭力促成此事。

一时间,巴黎、北京、天津、香港、广州之间函电交驰,经过一轮紧张磋商,1月10日传来好消息,法国外交部决定让于雅乐留驻广州,调白藻泰为驻香港领事。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张之洞一直坚守立场,李鸿章也积极配合,在这个阶段,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维持着一种比较融洽的关系。法国外交部、驻京公使估计是掂量过:两广总督兼管二省,几年前指挥粤军在越南战场打过胜仗,深得朝廷信任,没有出现重大差错,朝廷不会轻易加以更换;领事职衔较低,对调以后,对邦交有好处,就算面子上不太好看,还是接受了张之洞的要求。

奕譞骑马图

奕譞骑马图张之洞以强硬手段连续赶走3个法国领事,在晚清外交史非常罕见,这跟他一贯以来在外交领域坚持强硬立场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笔者也有一个猜测:张之洞在对法外交敢于如此表现,他跟皇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的特殊关系不可忽略。在中法战争问题上,奕譞跟他哥哥奕訢不同,主战态度坚决,与张之洞的立场一致。1884年春甲申易枢后,奕譞隐执政柄,遇大事军机处要听取他的意见,他在这个时期致荣禄的几封信中称对法国开仗“为二十余年中国第一次振作”,流露出对法国侵略的强烈愤慨,也暗贬他哥哥奕訢过去办理外交作风偏软。奕譞对张之洞赏识有加,也使总理衙门特事特办,尽量照顾到张之洞的情绪。外交经常跟内政交织在一起,因人成事。单纯就外交论外交,未免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