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都被捉走了,明代为什么没有上演南迁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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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都被捉走了,明代为什么没有上演南迁大戏?

2021年09月22日 18:28:47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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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复兴

蒙古帝国虽然逐渐瓦解,但其后裔在此后的世界历史上仍然长期发挥重要影响,甚至在15世纪前后,一度迎来了复兴。14世纪中期,在中亚地区,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汗国,二者之间不断进行战争。帖木儿汗国最终取胜,不仅雄踞中亚,建立起东至咸海、西至波斯湾的庞大帝国;而且在永乐初年,帖木儿汗一度向东进发,打算攻打明朝,只是由于其中途暴卒,两个东方大国才避免了一次战争。帖木儿死后,帝国迅速瓦解,但势力仍然雄厚,其中一支南下印度,建立起莫卧儿帝国。元朝灭亡后,在蒙古高原上,仍然活跃着元朝的后裔——鞑靼,以及东边的兀良哈、西边的瓦剌,他们仍然对明朝北部边疆构成长期的威胁。15世纪中期,瓦剌陆续打败鞑靼、兀良哈、女真和哈密,统一了亚洲内陆东部的广阔地区,力量达到极盛。故而,这一时期瓦剌虽然在名义上仍尊奉明朝为宗主,但已开始挑战明朝在东亚地区的统治地位。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朝裁抑马价、拒绝和亲,发动对明朝的大举进攻。其所统率的军队,包括了众多内亚势力。

对于瓦剌的崛起,明朝估计不足,英宗十分轻率地做出了亲征的决策,最终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但“土木之变”之所以发生,源于宣府镇防线的突然崩溃,导致英宗在北征途中措手不及,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至于土木一战失利的原因,李新峰、罗冬阳指出,与军队内部派系之争、地理环境、战略设计均有关系,与王振本人反而并无太多关联。总之,“土木之变”是明军在实力衰落后,未充分认识到内亚形势发生巨变,在战略规划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延续明前期的军事进攻传统,贸然出击而导致的军事灾难。以明成祖的才略,倾全国之力,尚未完全征服蒙古高原,更何况此时英宗以衰落的军力对抗内亚东部的极盛大军。故而,对于“土木之变”的评价,不应该盲从士大夫批判宦官观点,而应充分关注这一时期亚洲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

徒有虚名的杨氏家族

宣府镇军队的突然崩溃,源于驻守最前线的杨俊惧而奔回。杨俊是宣府镇总兵官杨洪的大儿子。而杨洪是明前期特意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将领。

洪武晚期,朱元璋将开国武将诛戮殆尽,明军作战能力大为下降。“靖难之役”中,中央军败于燕王,显示出武将素质甚至已不如有所历练的藩王。朱棣即位后,虽然大封“靖难”武将,重建庞大的勋臣集团,但“靖难”武将在洪武晚期基本是卫所一级的将领,能力与开国武将相比,不啻天壤之别。“靖难”第一武将丘福在北征蒙古之时,在朱棣反复告诫之下,仍然一战而全军败没,便是明显的例证。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之一,也是担忧武将能力不足,干脆实行天子守边。洪熙、宣德、正统时期,明朝坐视瓦剌在蒙古高原实现统一,却无力扭转,一是由于财政匮乏,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另一原因便是军队战斗力已大为下降。“土木之变”中,明朝最为精锐的京军一战而溃,也足可证明。

在武将断层的背景下,朱棣开始从行伍中选拔将官,而其中最为励志的,当数杨洪。在永乐北征中,杨洪“从成祖北征,至斡难河,获人马而还。帝曰:‘将才也。’令识其名,进千户”,将杨洪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宣德时期,明朝虽然内徙开平卫,但并未放弃开平旧地,而是单独组成一支完全由骑兵构成、武器装备精良的机动部队,在开平流动巡逻。而这支军队的首领便是杨洪。英宗即位后,“时先朝宿将已尽,洪后起,以敢战著名。为人机变敏捷,善出奇捣虚,未尝小挫。虽为偏校,中朝大臣皆知其能,有毁之者,辄为曲护,洪以是得展其才”。

正统前期,杨洪在与南下的兀良哈作战中屡次获胜,迅速积累起自己的军功。“朝廷亦厚待之,每奏捷,功虽微必叙”,到了正统九年(1444),杨洪已由最初的一个千户一路升为左都督。在杨洪一次歼灭兀良哈军队的作战中,英宗不但“赐敕嘉奖”,还将杨洪的战功与其他边将进行对比,问他们:“若视洪等愧不?”此时杨洪俨然已成为明朝的一代将星。

正统十二年(1447),杨洪成为保障北京的北门重镇,也是北部边疆最为精锐的部队的驻地——宣府镇的总兵官。杨洪长期驻守宣府镇,不仅在明朝内部积累了很高的声望,而且声名远播于蒙古草原,被蒙古人称为“杨王”,成为正统时期北部边疆第一武将。杨洪身居高位之后,诸子侄也在杨洪举荐之下,充任宣府镇各级要职。杨氏家族的势力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最负盛誉的武将家族,在“土木之变”这种大规模战役中,却不堪一击。杨洪的大儿子杨俊在瓦剌大军到来时,首先放弃宣府北门独石(今河北赤城县西北独石口镇),致使瓦剌进入明境,才迫使英宗亲征军队只能改变计划,仓促回撤。而杨洪率领的宣府镇军队护驾不力,才使“土木之变”最终发生。可见杨氏家族镇守一方有余,然而在大规模的野战中,显露出能力不足的缺陷。

未再重演的南宋故事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有的大臣开始倡议南迁。翰林院侍讲徐珵(后改名为徐有贞)夜观星相,发现有南移之势,认为“天命已去”,于是命家人收拾行李,准备南迁,并在朝中散播南迁言论。

揆诸情势,明朝南迁的条件,要比宋朝好很多。这是因为明朝实行两京制,南京保存有一套基本完整的政权体系。虽然朱棣将都城迁移到北京,但仁宗长期在南京监国,即位之后,便有重新回迁都城的想法。仁宗命太子居守南京,一大任务便是筹备回迁事务。但仁宗仅在位不到一年便去世了。宣宗即位以后,想法又和仁宗不同,仍希望建都北京。不过,宣宗不便直接违背仁宗的本意,于是一方面常住北京,另一方面却称北京是“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正统时期,在三杨的主持下,明朝才最终决定定都北京。

但当时明朝的主流意见是鉴于宋朝南迁之后长期偏安一隅,再也未能收复故土,重现昔日的辉煌,于是决定固守北京。英宗被俘后,长子朱见深只有2岁,无法处理朝政,这时代表皇族,控制朝局的是孙太后。孙太后接受了宦官的建议,决定固守。

皇太后禁中疑惧,问太监李永昌,对曰:“是也。陵庙宫阙在此,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此,南迁,大事去矣。且陛下不闻宋靖康乎?”因述靖康事。皇太后悟,自是中外始有固志。

在国难背景下,负责军务的兵部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部门。在“土木之变”中,兵部尚书邝埜蒙难身死,时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同样主张固守北京。明朝上下最终统一了意见,开始加固城防,严阵以待。

但与北宋相比,此时明朝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那便是英宗被瓦剌俘虏,对方掌握着要挟明朝的政治筹码。看到这一不利形势,文官集团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即位,从而使瓦剌的如意算盘落空。于是瓦剌只能采取军事进攻的方式,“北京保卫战”由此打响。

石氏家族的异军突起

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居中指挥,而负责统率士兵作战的是石亨。石亨来自大同镇。在不同时期,明代九边各镇地位迭有沉浮,只有两大镇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战斗力。一个是前文提到的宣府镇,宣府镇的重要性来源于作为京师北门的战略地位。而另一个就是大同镇,大同镇由于地处蒙古高原、山西高原交界处,是扼守北方族群进入北方平原开阔地的战略重地,其驻军是九边诸镇军队中最为敢战的部队之一。

明前期武将系统中,声名仅次于杨洪的,便是大同镇的石亨。“土木之变”前,石亨地位虽远不如杨洪,更无杨氏家族的庞大势力,但他是杨洪之后与兀良哈作战最多,也最为成功的将领。在朝野声望之中,石亨也位居杨洪之后,是明中期第二武将:“是时,边将智勇者推杨洪,其次则亨。亨虽偏将,中朝倚之如大帅,故亨亦尽力。”而石亨之侄石彪同样作战勇猛,“英果有胆气,善骑射,提大刀飞舞,彪持斧挽强。每战,亨先登,彪从之”。“土木之变”前,石亨已升为大同镇左参将,石彪也升为都指挥。

“土木之变”后,石亨最初虽兵败回京,颇不光彩,但最终通过与于谦共同主持“北京保卫战”,威震瓦剌。在击退瓦剌的攻城之后,石亨率军出城,一路追到清风店(在今河北易县西南),又设计诱杀瓦剌士兵。“北京保卫战”结束后,石亨叙功第一,封武清侯,一跃而成景泰朝重臣。在此战中,石彪也表现勇猛。“石亨出安定门,与其从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坚,所向披靡,敌却而西。” 如果将此战与嘉靖中期“庚戌之变”后仇鸾之尾而不战,崇祯时期满桂之一战而没对比,可见石亨叔侄的胆略和智谋,远非后世将领所可比拟,也可见“土木之变”后,明朝军队战斗力仍然较为强悍。明人南大吉认为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有“再造社稷”之功:“当英皇北狩,群胡进围京城,四方震恐,中外戒严。大将元老,束手无策,微亨则国家几殆。然则亨此功虽谓再造社稷可也。”

同样的灾难,不同的结果

在北京城下遭遇顽强抵抗之后,瓦剌开始回撤,沿长城沿线一路向西,寻找可以突破的缺口。但明军依托长城工事,坚决固守。瓦剌由于缺乏攻城的技术——这一技术在北元退回大漠之后便丧失了——在长城一带一直没有多大斩获,甚至在大同镇的威远卫(今山西右玉县),还被石彪用火炮击死百人,遭遇了惨重失利。据明朝方面的资料记载,瓦剌军队在南下过程中,总共损失了万人左右。姑且不论这一记载的准确性,但由此仍可看出,瓦剌南下过程中,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此,瓦剌此次南下,虽然取得了“土木之变”的巨大战果,但也有不小损失,也未实现最终的战略目的。也先有鉴于此,开始率军撤退,回到了蒙古高原。

明朝在巨大的军事灾难之后,并未如同宋朝一样,经历政权播迁、一蹶不振的历史剧变,而是通过坚决固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之所以会出现与宋朝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两个王朝的政权性格完全不同,军队战斗力差别很大。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政变的方式,黄袍加身,从而获得了政权。为了让宋朝不再变成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的王朝,赵匡胤借鉴晚唐、五代的历史教训,开始剥夺节度使的权力,约束武将,重用文官。受此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有所下降。与之不同,明朝以武开国,政权建立的过程是与击败其他红巾军政权、北逐元朝相始终的。虽然朱元璋大肆杀戮开国功臣,但武将地位一直较高,军队战斗力也有一定保障。

第二,两个王朝的地缘格局完全不同,在战略态势上差别很大。北宋相对于辽、金,之所以一直处于战略劣势,是由于后晋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北方山脉,也无法修筑长城,据险而守,从而导致门户洞开,在北方族群的骑兵冲击之下,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而明朝在开国初年便开始依托北方山险,构建起十分系统而完备的长城防线。虽然宣府一线失守,但其他防线仍然固若金汤,导致瓦剌无法进一步深入明境,只能回撤。

第三,金朝、瓦剌的政权性格完全不同,在政治追求上差别很大。金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处于东北草原、森林交界地带。这一区域生态面貌较为多样,具有多种经济方式,既可以农耕,又可以游牧,还可以渔猎,因此当地族群构成和社会面貌也颇为多样,政权也相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对统治不同生态环境、经济方式的广阔地区,拥有兴趣与信心。历史上入主中原,乃至统一中国的北方政权,绝大多数都起源于这一地区,比如北魏、辽、金、清。蒙古帝国的崛起地就在蒙古高原中部靠东的地区,而统一中国的元朝,其建立者忽必烈的封地便在这一区域。金朝南下,并非以抢掠财物,而是以取代宋朝作为政治目的。与此不同,瓦剌从西边迁入蒙古高原,在政治观念上与同样崛起于西边的匈奴、突厥较为相似,是较为纯粹的游牧政权,对于统治中原并无太大兴趣,也缺乏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瓦剌南下,虽然标榜恢复大元故国,但其实并未做好统治中原的政治准备,而只是将此作为笼络各部的一种政治宣传。

不仅如此,瓦剌只是蒙古别部,在蒙古人的观念中,地位并不如作为北元余绪的鞑靼,甚至兀良哈。瓦剌统一内亚东部地区,凭借的只是武力优势,对于鞑靼、兀良哈只是暂时压制,并未像成吉思汗那样实现不同势力之间的有效整合,蒙古高原内部仍然暗流涌动。故而,瓦剌在攻明无果的情况下,不敢在长城边疆停留太久,而是在掠夺一定的财物和人口之后,迅速退回蒙古高原,以稳固自身对草原大漠的控制。

也先退回蒙古高原后,与大汗脱脱不花争夺权力,双方爆发了战争。最终脱脱不花兵败身死,也先自立为汗,成为蒙古历史上唯一非黄金家族成员即位的大汗。蒙古帝国时期,其内部形成了只有黄金家族成员才能继承汗位的政治观念。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进一步将大汗世系固定在忽必烈一系。这一传统即使在元朝覆亡,北元退归草原之后,仍然延续了下来。洪武晚期,窝阔台后裔鬼力赤夺回被托雷家族占据百年的汗位,尚且被蒙古部众视为非法,而很快败亡。也先只是出身于蒙古别部的瓦剌,他的即位直接挑战了蒙古草原的政治观念,遭到了鞑靼各部的强烈反对。伴随于此,瓦剌内部也出现了权力之争,也先称汗不久,便被阿剌知院杀死。内讧的瓦剌,在鞑靼各部的攻击之下,逐渐向西北回迁,走向衰落,作为一个族群,逐渐与明朝失去联系。

《十字路口的明朝》

作者:赵现海

天地出版社2021年9月

已获天喜文化授权

END

作者 | 赵现海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

排版 | 薛梦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