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九一八事变原凶自称无罪，审判日本战犯为何特别困难？

1946年5 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发生了一件怪事。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等“九一八事变原凶”在内，共计28名被告出庭接受审判，不仅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法官在最后的投票中；更是以6票对5票的一票的微弱优势险胜，对7名被告做出绞刑的判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电影东京审判

原来东京大审判并不是简单的走过程，而是以英美法律体系证据链为重点，犯罪嫌疑人在被判有罪前，先假设无罪，原告必须提出大量的人证和物证，经确认真实有效的情况下，才能依此为依据确定被告有罪，并做出最后的有罪判决。

而老奸巨猾、尽可能不留把柄的日本战犯们，早跟美日本两国律师早就私下商量，千方百计研究对策。

对于“九一八事变”原凶们，口出狂言和百般抵赖的行为，让出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官们，有两个没想到。

土肥原贤二

第一个没想到取证困难

与1945年8月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胜利不同的是，1946年5月初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亲手策划“九一八事变”原凶之一土肥原贤二，虽然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就被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以战犯嫌疑逮捕，关押在横滨刑务所候审。

但是对于法庭的指控，土肥原贤二不仅嗤之以鼻，甚至口出狂言：“我土肥原要让中国人和美国人睁大眼睛看看，真正的日本武士在失败时，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是个什么样子! ”

于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那就是证据。但麻烦也接踵而来。为了寻找证据，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美国宪兵，竟然去土肥原贤二家中搜查，结果自然白忙活一场。

要知道，这个非常狡猾的日本战犯可并不是笨蛋，他更不会笨到，把证明自己犯罪的证据放在家里。而按照英美法律体系，没有足够的证据就不能定土肥原贤二的罪行，这该怎么办呢？

中国法官倪征燠

参加庭审的中国法官倪征燠开动脑筋，决定采用污点证人作证的手法，启用关押在东北战犯监狱，曾任“伪满洲国”奉天市市长的赵欣伯，由他提供土肥原贤二罪证戴罪立功。

一开始赵欣伯满口答应，但是后来左思右想，怕自己的罪行牵扯出来，赵欣伯干脆不干了，这直接造成审判土肥原贤二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不屈不挠的中国检察官们会同国内相关人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茫茫人海之中，给土肥原贤二找来两个指认其罪行最有力的证人——曾经与土肥原贤二，面对面签署“秦土协定”的秦德纯，以及“七七事变”时的宛平城专员王冷斋。

在秦德纯和王冷斋两位证人义正词严证言下，为土肥原贤二出庭作证的老部下爱泽诚，其漏洞百出证言不仅被一一戳穿，而且更让在座欧美法官们，充分了解“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老百姓关于土肥原贤二一个外号典故。

原来当年东北老百姓曾给土肥原贤二，起了一个名头很响的外号——‘土匪源’。大意是，比土匪还要凶猛的意思。

在当时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年月，如果谁家的小孩子哭闹不听话，大人总会吓唬说，‘你再哭，土匪源来了!’孩子就会立刻停止哭闹，吓得不敢作声了。”

在铁证如山的人证物证面前，土肥原贤二最终无言以对，因为害怕自己辩驳会暴露越来越多的罪行，所以他直接放弃申辩权。

1948年12月22日，这个曾被日方称为“日中友好的亲善大使”的人，通过抽签成为七名绞刑甲级战犯中，第一个走上刑场的人。

板垣征四郎

第二个没想到洗刷罪行

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深知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了太多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为自己洗刷的罪行，不仅非常卖力，直接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交自辩书，足足有48页之多；更是出动了以他的老部下为班底，阵容庞大的证人团，暗地里早就串通一气，做好相应的准备。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之下，为土肥原贤二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数量，远没有板垣征四郎的人多。

当时，按照规定的程序安排，中国法官担任对板垣征四郎的审判工作。众所周知，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了整整14年之久，深仇大恨、不共戴天。

板垣征四郎如果不做好拼死一搏的准备，那就只有玩完的份了。只有成功洗刷自己的罪行，性命才有希望保住。

这也从侧面也展现出，板垣征四郎的求生欲望确实非常强烈。

毕竟，当时早已不是战争年代那样可以为所欲为，能活命就算不错了。

当然，主审的中国法官们也没有对此等闲视之，而是针对板垣征四郎这一花招，主动采取一些应变措施。

都说“敌变我变，敌不变我还是要变”，是鬼谷子处世哲学，也为历代兵家所推崇！板垣征四郎做梦也没有想到，聪明能干的中国法官们会用这一招，让他的全盘计划付之东流。

据史料记载，曾是“九一八事变”时，率领守备队进攻中国军队的日军联队长岛本正一，作为板垣征四郎第一个出庭作证的证人，在法庭上颠倒黑白地说，“九一八事变”当晚，“日军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不是板垣、土肥原、石原几个幕僚所能策动的”时，中国的法官们正认认真真的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话，倒是确实会造成对板垣征四郎有利的局面。但是日本战犯毕竟是罪责难逃，即使有大批人为其作伪证，照样也会暴露出很多破绽。

中国法官梅汝璈

据史料记载，中国法官梅汝璈眼见岛本正一信口开河洋洋得意之际，冷不防问他一个问题：“九一八当晚，你身在哪里？做了什么？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提问，岛本正一毫无思想准备支支吾吾地说：“那天晚上去朋友家吃饭，喝酒喝得酩酊大醉……”

一旁反应迅速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马上抓住岛本正一这个说漏嘴的漏洞，当场向审判长韦伯指出：“审判长，证人岛本既然声称他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醉酒的人又能证明什么呢?”

这个澳大利亚人眼见中国检察官说得言之有理，马上命令庭审现场的美国宪兵，直接将岛本带出了法庭。

于是，板垣征四郎精心准备的证人团就这样开始土崩瓦解，他们的所谓的证人证言也根本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全被法庭当场判定不足采信。

随后，法庭传唤中方证人“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最终经过两年的细致调查和审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板垣征四郎，不仅犯有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等等一系列侵略中国、试图不断扩大对华战争的罪行；而且也参与推动了“北进方针”进攻苏联，南进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袭击美军太平洋舰队的阴谋。事实清楚，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是板垣征四郎抵赖不了的。

最终，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板垣征四郎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等多项罪名，依法判处死刑。

1948年12月 23日凌晨，板垣征四郎被执行死刑。直到临死前，他才深深地忏悔说：“双膝跪拜神灵前，一心乞恕罪不浅。”

虽然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九一八事变”的原凶，得到正义的惩罚，但是在28名甲级战犯中，除了3人病死之外，其他十多人则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在“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本陆军大臣，第一个被公开逮捕的甲级战犯南次郎，更是以判处无期徒刑收场。

不知悔改的他在后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人生的最后阶段将在监狱中度过。回顾我的一生，我坚信自己无罪，坚信所有 的证据都可以证明我无罪。但他们硬说我有罪。既然已判我有罪，夫复何言”。

直到1955年12月5日病逝那一刻， 这个丧尽天良的日本战犯，仍未对自己所下犯罪行有过一丝悔恨的意思。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想富国强兵，但是日本是个例外。

大家只看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却极少知道，早在公元16世纪的丰臣秀吉就制定了征服朝鲜、侵略中国、拿下印度的企图。从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策》到百年之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再到“九一八事变”，谈指一挥间整整40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