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了,美国还没走出“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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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了,美国还没走出“9·11”

2021年09月11日 16:00:59
来源:新周刊

“9·11”已经过去二十年。

于美国而言,“9·11”是一个分水岭,有人说美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9·11发生前的美国”与“9·11发生后的美国”。

其实“9·11”的影响,在空间上早已超出美国,在时间上也持续至今。

二十年之后,我们如何看待“9·11”?

“9·11”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很多人可能都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因为那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极少数“路标性事件”:就像1963年肯尼迪遇刺一样,为之震惊的世人在多年后都还记得最初得知这一消息时,自己在做什么。那一瞬间,你会本能地意识到,一定有什么东西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虽然当时你还不清楚是哪些东西会被改变。

如果说事件还在变动时,我们难免当局者迷,那么现在是时候做一些事后的回顾了:不久前美军正式从阿富汗撤军,也标志着延续了一代人之久的漫长“反恐战争”落幕,美国将再次“向内转”,更关注自身的问题了。

到头来,这仅仅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吗?

01

仇恨的由来

在纽约双子塔的浓烟中,美国所遭受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倒还在其次,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美国的声望。这也是让很多人迄今都感到费解的地方:基地组织那一小撮胆大包天的恐怖分子,竟然把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作为攻击目标,那不是找死吗?

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子塔被飞机摧毁,浓烟滚滚。/纪录片《华氏9/11》截图

这问题其实是问反了——假如美国不是当时的唯一超级大国,它倒极有可能不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很多人都已不记得了,在二战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美国在中东的名声一直都很好,主要从事文教,却极少展示武力。当时招人恨的更多是英国人,尤其是二战期间数十万英国殖民地军队将开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红灯区,本地阿拉伯人本来就对自己的英国主人没有过好印象,此时“更是怒火中烧,满腹憎恨”。

那会儿还轮不到美国人,因为对当地人来说,“帝国主义者”主要是指英国人和法国人,随后则是苏联人,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让英法颜面扫地,1979-1989年间的阿富汗战争又让苏联人铩羽而归。

这样,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就成了剩下的唯一目标,再没有竞争对手能帮它分担这些仇恨了。恰恰他自己又感觉正好,似乎浑然没意识到自己有多招人恨,在海湾战争中不仅羞辱性地击败了伊拉克军队,还把数十万美军布置到沙特阿拉伯,这正是本·拉登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些异教徒的到来玷污了这片有着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的土地。

从一开始,基地组织就很清楚,这场战争主要是象征性的,毕竟凭他们的力量不可能对美国造成多大的实质性伤害,正因此,他们选取的才是那些美国的地标性建筑,连日期都是精心选定的——之所以是9月11日,是因为1683年的这一天,十余万奥斯曼大军在维也纳城下战败,自此标志着伊斯兰势力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走向漫长的衰落过程。这意味着,他们希望把这个耻辱的日子逆转为对方的耻辱,而之所以攻击美国,也正因为现在是它代表着“西方”。

但对无数世人来说,双子塔并不仅仅是美国文明的象征,它甚至就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本身。对它的攻击,仿佛是一个对文明充满愤恨的野蛮人,试图摧毁他们不能理解的任何现代事物。

这是和冷战的本质区别,毕竟美苏争霸好歹也是“两个远房表兄弟之间就实现这个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好的道路问题而展开的竞争,不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朋友与敌人之间的竞争”。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著,李晓江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

这一恐怖袭击甚至和偷袭珍珠港都不可比。在“珍珠港事件”中,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数比是34:1。相比起来,在“9·11”事件中,恐怖分子的目标谈不上是军人,也不是军事目标,死者全是平民。换句话说,他们所仇恨的是一种更为抽象的、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美国”,而这自然又激起了美国对敌人同样抽象的敌意。

这种敌意不难理解,在爱尔兰尚未独立之前,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也曾说过:

“爱尔兰人憎恶我们的秩序、我们的文明、我们积极进取的工业、我们的纯粹宗教。这个种族野蛮鲁莽,又懒惰迷信,他们根本不认同英国特质。理想的人类福祉对他们来说,就是轮番上演宗族狂热和粗糙的偶像崇拜(比如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历史是一条无始无终的偏执和血缘的循环。”

然而,北爱尔兰绵延至今的百年冲突已证明,仅仅以暴制暴并不能打开这个死结,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了。正因此,在“9·11”事件之后,英国诗人写于二战爆发时的诗《1939年9月1日》突然出名了:

“我和公众都知道/所有的学童在学习什么/对他们施以邪恶/他们就报以邪恶。”

这完全适用于“9·11”之后的现实:仇恨自动激发了仇恨。

02

帝国反击战

在双子塔倒下的那一瞬间,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美国一定会反击,问题只是何时、以什么方式反击,以及究竟是向谁反击——因为当时甚至都不清楚敌人究竟是谁。

这虽然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小布什总统据说甚至一度陷入恐惧和无措,但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当然很快就能意识到一点:这其实也是一次送上门的机会。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的突发事件最终非但没有重创美国,反而让美国迅速凝聚共识、开动战争机器,进而在国际秩序中迈向权力巅峰。

1898年,停泊在哈瓦那港口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爆炸,尽管现在研究证明它很可能是自爆,但这很快被认定是西班牙人的敌对之举,成为美西战争的导火索,美国迅速击败本已在走下坡路的西班牙帝国,拿下古巴、菲律宾等地,正式作为帝国登上世界舞台。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邮轮被德国潜艇炸沉,船上一百多名美国人葬身鱼腹,为他们复仇的呼声很快为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当然,更著名的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日本联合舰队的偷袭,有力地说服美国人放弃孤立主义,并在战胜日本和德国之后,跻身超级大国的行列。

1941年“珍珠港事变”,亚利桑纳号中弹燃烧的景象。/wiki

“牢记‘9•11’!”在某种程度上,正像此前的“牢记缅因号!”“牢记卢西塔尼亚号!”“牢记珍珠港!”一样,是战斗的号角,因为这一历史事件被牢记为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不仅让美国人迅速放弃内部分歧团结起来(在给小布什总统授予军事行动权力时,仅有一位来自加州的议员投了反对票),而且也让美国占据了道德高地,师出有名。

可想而知,这也让小布什总统意识到,如果自己抓住这个机会,就有望成为像二战时的小罗斯福总统那样的伟大政治家,引领美国走向新的巅峰。既然如此,那么美国的反击就不仅仅只是为了从山洞里揪出几个衣衫褴褛的恐怖分子了,而是借助“反恐战争”这一“大义名分”,迫使各国和自己站在一起,并按照美国的意愿来重塑世界秩序。

2004年,“9·11”委员会在报告中说:

“9•11教育了我们,不论‘在别处’还是‘在美国本土’,恐怖分子对美国利益和国家的威胁应被等同处之。在此意义上,美国的国土就等同于全球。”

这样,“在全世界追捕恐怖分子”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合法化了:2005年,美国在全球有38个大中型军事设施,已超过大英帝国鼎盛时的36个陆海军基地。美国政治学者查默斯·约翰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军事基地其实就是“殖民地的美式翻版”。本来在最后一个冷战敌人苏联解体后,美国难以回答为何还要持续不断地花费超过原冷战对手军费总和还多的军事预算,但现在它找到了理由。

既然如此,那么对当时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9·11”带来的契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事实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决策也是这样做出的:事后很多人说,勃列日涅夫是被克格勃以一些“极其含糊暧昧的证据”误导了,“竟然一点点讨论、商议和研究都没有,就采取了如此重要的行动”,但真相恐怕是,他其实早就在等这样一个机会。

这也解释了小布什团队的决策为何如此一意孤行。政治学家卡伦·阿尔特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分析指出,布什政府的决策过程“不寻常的封闭”:战前政策小组坚信自己一贯的正确和完美,排挤任何不同意见,强行达成共识。就像约书亚·马歇尔说的,有了“9·11”之后,“越来越多的保守派开始以理直气壮的帝国主义者的眼光看待世界”。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纪录片《华氏9/11》截图

问题是,当没有制衡的力量时,这样的决策很容易做过头,反击稍有不慎就可能反应过度。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美国“用‘9·11泡沫’取代了互联网泡沫”,原本酿成大祸的是鲁莽的投资者,现在则是鲁莽的政治精英们。他们没有充分评估风险就一头栽了进去,“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敌人”或“对敌人采取任何做法都是正当的”这种念头会让屠龙少年在与恶龙的搏斗中,不知不觉地变成恶龙。

03

美国的自我伤害

当美国发誓要报复时,实际上它也就一脚踏进了本·拉登为他们设下的圈套:当一个开放社会试图防守反击时,最先被牺牲掉的往往就是它赖以壮大的开放性本身。

“9·11”事件对美国人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它使美国人200年来享有的安全感荡然无存。自从1814年被英国人烧掉白宫以来,这还是美国本土首次遭袭击。美国作家托马斯·林奇说,

“‘9·11’改变了一切……我们本来相信自己被大洋保护,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和资源储备。这种信念被彻底动摇了,那恐怖的一天将这一切无法挽回地摧毁了。”

《往来于故土之间》

[美] 托马斯·林奇 著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6-8

安全感自此成了需要牢牢抓住的稀缺之物。在惊恐之下,本·拉登名字的拼法从Usama(阿拉伯语发音准确的音译)被立刻替换为Osama,原文的“头三个字母很容易使美国担惊受怕”,因为USA在英语里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缩写。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仅有11人,国土安全部据称挫败了另一些袭击计划,但这被人讥讽为“大象去除剂”——只要没看到大象,就都是去除剂有效性的证明。

受到外部攻击的遭遇,强化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使它更加具有排斥性而非包容性。在评论“9·11”事件后“爱国主义横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丹·拉瑟说:“无论大小,从未有过一场美国战争像这场一样如此对外封闭。”这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反思以往中东政策的契机,但结果却是走向了反面——就像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非但没有促使英国致力于自身的政府改革,反倒是强化了对印度人的敌意。实际上,美国人的反应和当时的英国人非常相似,尤其潜意识里“把征服看做是一种拯救手段”的想法,无论这种拯救是福音式的、世俗式的还是文明式的。

“9·11”使美国人从此前全球化的乐观中惊醒过来,因为这表明,那些非西方土著不会因为文化和物资的交流就发生自然而然的转变,只有在美国这样开明种族的引领和胁迫之下,才能走向未来。但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看来,这样的念头却多多少少像是过时的帝国主义做派。

美国原本一直是一个“非正式帝国”,不像其他列强那样采取主动行动来建立直接统治,但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开战标志着美国向更直接、更正式的帝国结构转变。然而,问题在于,忘记自身力量的有限性、更多直接运用武力的做法,必然会损害美国原有的软实力。

纪录片《华氏9/11》截图。

恐怖分子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有限的,真正能够长久伤害美国的其实还是美国自己的错误决策——根据联合国报告的评估,“9·11”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是2000亿美元,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军费高达5万亿。在“9·11”之后,美国军费开支增加50%,而其他开支仅增加了13.5%。这不仅浪费了许多本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费用,更糟的是现实证明:军事行动无法达成政治目标,战争已不再有效。

“反恐战争”可说是第一场网络时代的战争,美国的开战理由和行动在网上激发了经久不衰的争议。特别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子虚乌有的理由,以及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阿卜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都让美国的声望遭受重创。梵蒂冈外长焦万尼·拉约洛总主教在谈到虐囚事件时说:“这对美国是比‘9·11’事件更沉重的打击。不一样的只是,这打击不是来自恐怖分子,而是美国人自己。”实际上,这种打击原本是恐怖分子自己无法做到的。

像这样的事迅速消耗了美国积累下来的道德资本,皮尤研究中心在2006年春的全球调查中就已发现,美国在欧洲的好感度显著下降,与美国团结合作的意识也随着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单边主义表现而被不信任、恐惧甚至是憎恨所取代。在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甚至有一些图书宣称正是美国自己策划了“9·11”事件,以便为建立全球霸权找到借口——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并不重要,但其流行正可证明,欧洲人普遍怀疑、反感美国人的道德动机。二战初期,丘吉尔还曾说过,“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人们通常可以寄希望于美国会做正确的事”,但这一次,连英国人也失望了。

最终,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9·11”没能像“缅因”、“珍珠港”事件那样,成为美国的权力增长器,反倒很可能促成了它的衰落。事后来看,这可能标志着我们曾熟悉的那个和平、繁荣、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开始走向结束。21世纪就在这样的阴郁中拉开了帷幕。

像曾经的越战那样,这可能会对美国人造成深远的心理影响,促使他们退回到孤立主义——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其实都贯穿着“先管好我们自家的事”这一想法。这也是美国社会长久以来的共识:1956-2004年间,除了1964年之外,美国社会唯一普遍接受的标志性政治话题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待在家里,而不去关心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这个国家会更好。”

棘手的是,如果说一个四处插手的美国反而加剧了这个世界的混乱,那么它突然撒手不管——就像今天在阿富汗一样,恐怕未必就能让世界就此变得更好。一个过分消极的美国可能和一个过分积极的美国一样糟糕。

《撒马尔罕》

[法国] 阿明·马洛夫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8

全球化或许已经在缓缓落幕,但现代化却仍然是每个国家的使命,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合作,才能通往更好的未来。黎巴嫩裔法国历史学家阿明·马卢夫生于东方而长期生活在西方,他曾在著作中谈到一位读者来信说:“我深信,在此世纪之初,若东方无法觉醒的话,那么西方很快就将无法入眠。”确实如此,只不过,如果伤害美国的其实是美国人自己,那么能拯救东方的,也只能是东方人自己。

参考文章

[1][美]斯科特·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8页

[2][美]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等《现代欧洲史》,第2卷,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423页。维也纳战败后,奥斯曼土耳其主将、大维齐穆斯塔法被苏丹处以绞刑,而苏丹穆罕默德四世本人也于1687年遭罢黜。1683年至1703年间,5位苏丹和12位大维齐尔企图恢复稳定,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3] [美]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75页

[4] [美]布鲁斯·卡明斯《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李茂增译,三联书店,2016年,第75页

[5][美]托马斯·林奇《往来于故土之间:一个美国人的爱尔兰返乡之旅》,黄贞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31页

[6]前引《往来于故土之间》,第349页

[7][美]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安雯译,中信出版社,下册第570页

[8][美]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警钟:美国共和制的衰亡》,周洁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157、159-160页

[9]前引《失败的帝国》,第360-362页

[10]前引《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下册第594页

[11]前引《帝国的警钟》,第75页

[12][意]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13]前引《往来于故土之间》,第24页

[14][美]约翰·卡洛尔《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义复探》,叶安宁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86页

[15]前引《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上册第404页

[16][美]斯坦利·阿罗诺维茨等《控诉帝国: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肖维青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17][美]乌戈·马太等《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苟海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0页

[18][美]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0、334页

[19][英]奈尔·弗格森《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李承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0][美]罗伯特·L.凯利《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徐坚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249页

[21][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第424页

[22]前引《现代欧洲史》第六卷,第805、807页

[23][美]威廉·J.M.克拉格特等《美国民意:战后美国民众的政治话题构成(1952-2004)》,田开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1页

[24][法]阿明·马卢夫《撒马尔罕》,黄思恩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