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无巨细与越权指挥 蒋介石为何这么爱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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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无巨细与越权指挥 蒋介石为何这么爱操心?

2021年09月01日 09:34:27
来源:清風明月逍遥客

对于蒋介石的事无巨细与越权指挥,曾流传一句话“没有老头子的命令,前线的一个师长不敢调动门口的哨兵”,指的是蒋介石经常“越级指挥”,以手令下达各种指令,并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为此,出身新桂系军阀的李宗仁,曾多次批评蒋介石时常越级指挥造成战败,白崇禧更是讥讽蒋介石如同“步兵排长”而非全军统帅。

蒋介石超越正常的指挥体系,通过往来电话、密电、手令等方式指挥前方的部队,此种“越级指挥”的风格确实多为时人后人诟病。

据统计,自1936年1月至1948年4月,蒋介石侍从室收藏的蒋介石的手令就有120余箱。

长期担任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中,没有哪一个不知道蒋介石喜欢用长途电话询问情况,下达命令,指挥战事的。”监听员们“经常听到蒋介石调动军队或者对前线高级指挥官自行下达指示部署,而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却一无所知。事后,再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王正元明言蒋介石“经常越级指挥”,“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一级,尚未接到命令,蒋介石就直接打长途电话给军长一级”。

1939年至1944年间,蒋介石对重庆市政所下达的106道手令,其中包括命重庆市政府解决车辆超载,并亲自底定具体的超载罚则;针对拉车马匹过于瘦弱,要求须挑选精壮的马匹,车厢保持清洁、车夫着制服,并规定室内马车的搭乘人数;更夸张的是,多次指示重庆市长吴国桢需在防空洞附近设置厕所,并规定了防空洞外马桶的清洗时限。

1937年在晋北进行的忻口会战前夕,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管辖、驻扎于万寿山的部队在调防时,阎锡山下达“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使该部队不知所措,几乎错移位置。

蒋介石除了越级指挥,决策又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军队调动到一半,忽然又改变主意,更动自己刚下达不久的命令,弄得上下无所适从。由于蒋介石没有中、下级军官履历,所以缺乏战场上的实际经验。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方打仗的军队,指挥的权限不一,蒋介石连一连炮兵都要指挥。蒋介石令八十八师必须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时任师长的孙元良认为,孤军守上海,不仅组织面临解体、粮弹不济,混乱而无指挥的情况下,必然会遭到日军毁灭性的屠杀,恐有要八十八师送死之嫌。在无法抗命的情况下,孙元良最后留了一个团死守闸北,也就是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由来。

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蒋介石亲自指挥,常常在深夜打电话找张治中,对白天打的电报命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张治中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

1944年桂柳会战时,蒋介石越过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命令其所辖的第九十三军死守广西全县三个月,最后导致失败,军长陈牧农也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张发奎对此扼腕不已:“如果蒋先生不越权指挥,这一惨事不至于发生。全县在我的战区,蒋先生应该让我指挥。”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派卫立煌出任东北主官。卫立煌采取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 拒不出战。而蒋介石三次急飞沈阳,亲临指挥作战,将卫立煌完全抛到一边。东北失利后, 蒋介石又将责任全部推给卫立煌,将其撤职查办。

蒋介石为什么这么爱事无巨细的越权指挥?

首先这是国民党军队特性所决定的。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和管理极具复杂性,军队系统内部,存在着十多个大大小小互不相属的军事集团,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晋军、桂军、粤军等各地方军事集团长期共存却又相互区隔。设计层次上,军委会的相关部、会、厅、室与军队系统的各战区、集团军、军、师的对应机构进行联系,国民党军各级单位的作战和运行,均能得到军委会的对口指挥和管理,而在实际上确实谁也不买谁的账。军委会的最高权威,军队组织架构的合法合理,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都没能真正突破各军事集团的壁垒,无法单纯凭借制度来调遣和约束各军事集团主导的战区、集团军与其控制的军、师。

其次,在蒋介石的手令里,大部分是对军事将领的批评,且多是家长式的求全管教,言词偏激且以偏概全,对黄埔学生更是不假辞色。这是因为黄埔军校前几期学生的训练期间甚短、所学有限,只因连年征战立下战功得以快速晋升,即使升至军长、师长,多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于是蒋介石多以校长口吻训斥,实乃恨铁不成钢的急切,才会事事干预。

再者,这种集权式的指挥思想在国民党军队中也较为普遍,比如阎锡山、陈诚、胡宗南等重要高级将领皆有此倾向,并非蒋介石一人喜好越级指挥。

最后,蒋介石经常下手谕也有其难言之处。由于在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中国在形式上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之后,各路大小军阀虽接受国家改编、领有番号和军饷,但派系问题严重,在战场上经常是号令不出指挥部,蒋介石时常需要亲自过问,非中央军嫡系部队才会愿意动一动,这也正是蒋介石的无奈与受大环境的制约。

李宗仁在回忆录写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蒋介石没有把权力放下去,听听指挥官的建议,前方打仗瞬息万变,眨眼情况就有变化,他高高在上,到处指挥,瞎指挥一顿。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是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也就是说,远离战场的最高指挥要放手前线指挥。反观我解放军三大战役,上级对下级各部队甚少干涉,甚至还多先征询下级意见,并反复进行研商,最后才拍板定案;有时甚至仅指示下级作战目标,不给具体指示,让各解放军部队以现场实际情况指挥作战。对此之下,效果不同,结局更是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