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借地外围的缉私 ——于振东忆雷州关与父亲于金榜

八十年前，华南沿海战云密布，时年5岁的于振东随母亲乘船离开香港，来到广州湾与父亲团聚。其父于金榜是一名中国海关职员，也是一名航海好手。战时广州湾经济一度繁荣，货物进出口十分频密，而民间走私亦是猖獗。包围租借地的雷州关承担缉私和协助物资运输的重任，于金榜被派驻时属吴川县的莫村和沙角漩两处海关关卡任职，直面种种挑战。在于振东的童年记忆中，乡间水边的生活很是简陋，却也充满野趣。走私层出不穷，出海缉私疲于应对，他所亲见亲闻的经历，更有几分冒险意味。1943年2月日军侵占广州湾和雷州半岛，雷州关被迫内撤，包括于家在内的一部分海关职员及眷属撤到高州和信宜，直至战后重返。于振东以海关眷属的独特视角，为我们讲述了抗战时期广州湾内外情况，兼具动人细节和史料价值。

一

寸金桥头的印象

我的祖父于济发在石家庄做过铁路工人，后来搬到天津经商。1912年父亲于金榜出生在天津，他在富裕的家境中成长。父亲从英文书院毕业，1933年考上了海关税务专门学校海事班第三期。海事班除了教航海课程，还有军事课程，三年后毕业就加入了海关工作。母亲孟繁如1912年生于天津，父母都是河东区的邻居，1934年结婚，两年后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烟台的船上实习，我们一家在天津和烟台住了近三年，直到1938年末随父亲调到香港。

于母与于振东在香港，约1939年

于振东提供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之前，形势已经很紧张了。当时我家住在九龙狮子石道尾，每到夜晚灯火管制，窗户要拉上黑色窗帘，灯要围上灯罩。我在阳台可以见到有外面探照灯射来射去，飞机飞来飞去，那是英国人的防空演习。香港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海关的人，1941年初父亲接到调令去广州湾，他先自己动身，安顿住房之后，再通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前去会合。我们算是提前撤退的一批人，也有些海关职员在日军占领之后才离开。当年四五月，我们乘坐大宝石号来到广州湾。

我记得大宝石号是一艘小型客货轮船，由于我们从香港乘船有海关的小汽艇送行，所以家中大小物品悉数带上，包括双人弹簧床和两个大铁皮箱，简直是我们这么多次搬家中最从容的一次，当时我丝毫没有战争的概念。我还不到六岁，航程中风浪较大，妈妈和我都晕船，稀里糊涂就到了西营。我记忆中港内停泊艘漂亮的白色邮轮，据说行驶广州湾和安南线。父亲已在码头安排车辆接我们到赤坎，我们的住房在寸金桥边，门口马路直通寸金桥另一边的麻章。海关把职员家眷安置在这里，大概是为了靠近雷州关总部，以便于早出晚归往返租界。

寸金桥大概距离我们住处不到一百米，桥下面是一道河沟，桥面也就十几米而已，两边都有岗哨。华界那边的卫兵戴德式钢盔，衣服整齐，拿着类似冲锋枪的武器。洋界桥头这边有个水泥固定的岗亭，里面有大军营结合起来，看起来比较结实。洋界这边马路整齐，虽然汽车不多，但是马路都是水泥或柏油铺成。也有地方有泥路和茅屋，茅屋墙边种有长长的蔗，屋顶用茅草搭建。华界那边的雷州关总部有几层我已不大记得，印象中是一座庞然大物。华界桥头有几个补鞋档，补鞋仔一边工作一边唱：“补烂胶鞋，补烂胶鞋，八个仙补一对烂胶鞋，补得唔好唔要钱……”他们竟然用《保卫中华》的曲调，市民也跟着唱，可见当时民族意识都很低。

广东人历来好赌、好毒、好走私，广州湾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走私方式——冲关。或许是华洋两界布匹的价钱不一样，我们住处门口的马路上，常常见到背着几匹布的走私佬。他们在桥边徘徊窥探，趁法国卫兵不留意的时候，就从寸金桥上冲过华界。也不知道华界是不是不收进口税，总之走私佬只要冲到华界就算成功了，赚取一点差价。中方卫兵根本不管，简直视而不见，法国卫兵也不能追到桥另一边。有时法国守军追过界了，中国守军开枪，但他们不是打人，而是朝天射去，法国人也会开枪表示不甘认输。据我所知发生过几次边境冲突，两边突然开枪，但时间都很短，从来没有打死人。这些走私佬都是一些精瘦的青年人，跑得比狗还快，反观那些法国佬个个吃得大腹便便，又穿着皮靴，跑起来一摇二摆，根本捉不了走私佬。当然走私太过猖狂时，法国佬也出几个人来围捕，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走私佬为了保住财物就狂奔而去，我们在门口玩的小孩一不小心就被撞个滚地葫芦。因此，我们一发现有人捉捕走私，就拼命往家里跑。有时走私佬闯进民居躲避，法国警察不敢进屋搜查，就置之不理了。一等警察走了，走私佬就就离开，其实也没什么事。

赤坎市面非常繁荣，到了夜晚华灯初上，车声响亮，歌舞升平。当地有不少法国餐馆，有些是越南人经营，晚上爸爸妈妈常带着我去光顾。有的餐馆带有花园，餐桌摆在草地上，夜晚树上挂着彩色的灯泡，留声机里放着迷人的法国音乐，边吃边听是极佳的享受。就是在餐馆里，我第一次听到著名的法国歌曲La vie en rose 玫瑰人生，男歌手的磁性歌声令人陶醉，侍应端上法调烹饪的本地大虾和各式生菜，当然少不了葡萄酒。法国人确是懂得享乐的民族，在这种环境下喝着美酒、吃着佳肴，难怪他们个个都挺着个大肚皮

宝石大酒店的广告

（《大广州湾》），1942年，第24页）

寸金桥附近有几座洋房，都是两层房屋，我对窗户印象深刻，可以看出那是法式建筑的特别之处。百叶窗向外开，里面的玻璃窗向内开，打开百叶窗，空气可以流通。我在香港或大陆其他地方，好像很少见到类似的设计。我们的住处离寸金桥很近，前面有花园，楼上楼下都比较宽敞，分给几伙人住。我们一家住在楼下，前面有户姓黄的，他年纪较大，每天去麻章总部上班。支振华一家住在楼上，还有一家人有个姑姐，她带着我们一群小朋友读书认字。我们虽然不去学校上课，但在家里也分年级，总之跟着她学习，听她“讲古仔”。

住处附近有一个溜冰场，所谓溜冰就是滚轴旱冰，有次我还撞上一块板。溜冰场里面还能看电影，当时看电影都是分场次买票，我想进去看看，妈妈给了我一元法币，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其实票价不过是一毫纸或八个仙。于是我就带住妹妹一起去。我们买了两张票，五毛钱一张，进去之后在票上划记号，可以多次使用。我们两人傻乎乎买了两张票，但是守门口的人问我们要走了票没有给回来，进去时电影快要结束了，一会就清场，人们全部出来。我们出来之后没办法要回那两张票，也就看不了下一场电影，自己都觉得上当了。

向前走有两家戏院，分别在法国大马路的两边，一家叫做文化戏院，另一家叫做平安戏院。进场观影似乎很简单，我们小朋友买最便宜的票，要到楼上去看，座位后面有走廊，摆上长凳，我们随便坐，不用对号入座。我对文化戏院还有印象，我记得那里放映了两部电影《侠盗罗宾汉》和《大人国小人国》。《侠盗罗宾汉》里面有射箭和比剑的情节，很精彩。《大人国小人国》的正式名称是《伽利华游记》，因为那是彩色片，我的印象比较深，觉得“几好睇”。看得最多的还是香港片，比如《火烧红莲寺》，从第一集放到几十集。我记得其中有个肥肥的演员叫做刘桂康，另外还有当时著名演员陈云裳和邝山笑。

关于广州湾的鸦片走私，据我所知主要在赤坎。那时鸦片都是公开售卖，我亲眼见过卖鸦片的店铺，他们用有盖的小陶罐装着，一盅一盅摆在货架，客人要多少，直接给钱交易。当时赤坎的赌博也是公开的，我没去过大赌场，但街边的小摊倒是见过。当地人称“番摊”，只见他们围坐在那里不知数骰子还是什么一粒粒的东西。还有一种玩法是“鱼虾蟹蛤”四样东西。那些普通民众有一毫纸或几个仙就去赌。当时广州湾流通铜仙，也就是上海人说的铜板，制作很精美，是机器冲压出来，是制造银元的正宗工艺。每天货币兑换的价格都不一样，当时人们主要用法币，西贡纸不很流通，一般是法币和铜仙之间兑换，我记得买一条蔗是八个仙。

广州湾和华界之间的鸦片走私肯定有，但是我没见过，海关也是禁止鸦片，抓到鸦片走私不止充公那么简单，是很复杂的事。但我在莫村和沙角漩都见过有人吸鸦片，也许吸鸦片不算犯法，但在华界买卖鸦片则是禁止的。我见到有人睡在木板床上吸鸦片，旁边一盏灯咕咕声作响。莫村的人为了买鸦片，会经常坐船去赤坎。或者托那些去赤坎“趁圩”的人顺路带回一盅鸦片。我家的男工阿灿就曾跟我讲过，他也帮人带鸦片。有次他从赤坎回来，正好与海关船长支振华坐在一艘艇上。支振华问他有没有带鸦片，其实当时带鸦片是很普遍的，阿灿也确实带了。支振华要他举手搜身，当时阿灿穿了唐装，搜了衫袋没找到，其实他趁机把鸦片扔入海里了，所以没有被发现。阿灿简直是冒死回来，才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二

随父驻守关卡的见闻

雷州关总部设在麻章，所以也有人称作“麻章关”， 雷州关的组织情形，我不清楚，我只去过麻章的总部和鉴江沿岸的几个关卡。我知道雷州关有税务司、副税务司，还有官员叫帮办，但我对他们没印象。1943年日本人入侵广州湾，麻章关搬去郁林，所以就改名郁林关。雷州关沿着鉴江，有分关和支关。因此有的人员去了郁林，有的去了梧州。梧州是水路交汇点，有人再北上到了重庆。副税务司林乐明我不认识，不过他的回忆录里面提到郭功宪有官司问题，郭家小孩是我的小时候玩伴之一。

雷州关的管辖范围也包括鉴江沿岸，从上游的信宜，到下游的高州、化州、梅菉以及黄坡都设有关卡。为了管理广州湾的走私问题，海关在大埠有艘趸船，还有一艘小缉私船，大埠趸船往里边走，就到莫村的分卡或说支关。其实我们在广州湾住的时间很短，不久父亲获分配到莫村，于是我们就举家搬去，那时太平洋战争还没打响。莫村在广州湾往里的海湾尾部，是一个乡下，生活完全不能与赤坎相比。莫村岸边停着一艘缉私船，支振华是船长，我父亲的海事班同学谭冠法是大副，父亲则是二副。这艘船比较小，可能连三副都没有，另外还有一个管机械的轮机长，上海话叫做“大轨”，广东话叫做“大车”，船上就是这么多人。

海关船上的值班比较严格，标准八小时工作，我父亲在内的关员，即所谓officers，要轮流到船上值班。他们每工作四小时，休息十二小时，再工作四小时，都是这样轮转。航行过程中一定有高级船员值班，大副、二副、三副都是正规学校毕业，掌舵的船员叫舵工，他要听值班人的命令，所以“大海航行靠舵手”并不准确。我在船上生活的时间比较多，从小到大都喜欢在船上周围转转，看看船员的操作。我记得出了鉴江口，有个叫做硇洲的地方，那里风浪比较大。若船泊在港口，工作就没那么紧要了，船员返回关卡的家中，每天去船上看看就行了。缉私也不计日夜，实际上“冇王管”。一般来说海关都配有打字机，用来传送报告。海关公文通用英文，主任以上级别的官员都是读“番书”出身，都要写英文，报关等事都是自己亲手打字。不过海关一般也配有师爷，师爷主管中文写作，中文文件都交给师爷写。沙角漩和莫村的海关关卡没有电报设备，与外界的联系要靠单车或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国人顺从日本人的意思不允许中国海关使用西营港，海关船只出不去海湾，等于废了。其实战前可以随便出入，如今日本人不给出去，法国佬也没什么办法，因为“日本仔恶过法国佬”。既然如此，支振华船长决定搬到莫村陆上办公，主要监管牛车倒小船的转口贸易。我们住的房子是泥砖砌成，屋顶是一排排稻草，周边只有蔗、马尾松和盐田，很荒凉。海关大棚周围有铁丝网，还有缉私兵荷枪实弹守护。后来雨水侵蚀墙根，房屋倒塌，我们住进了谭冠法伯伯家中，谭伯母司徒璇英是大学毕业生，忍受不了这种近乎原始人生活，带着儿子巴黎去了西营居住。我印象中的童年朋友还有谢宗慈，他的父亲谢为楫是著名作家冰心的弟弟，也是我父亲好友。谢伯伯是国家保送英国学习航海，妻子也是大学生，一家人都讲漂亮的京腔。他们住在西营，父亲和我去做客，总是用北京习惯的包饺子来招待我们。谢家后来去了重庆，战后我们两家上海浦东住在一个院里，维持了长年的友谊。

莫村人口稍多，因为当地有个大行业——煮盐。莫村一带有很多盐田，民众开发一块一块盐田，将海水灌入，然后让太阳暴晒和浓缩，晒到一定程度，工人就用桶盛盐水倒入一个大锅煮，之后慢慢结晶，接着把盐铲出来运出去卖。此外农民还种番薯和蔗，有时我跟村中小孩去玩，到田里掘出番薯，拿到井边洗一下，然后放入盐锅里面煮。盐水浓缩之后的盐锅温度很高，番薯放进去煮有盐味，熟了我们捞出来，找个地方蹲着食。

莫村海边有个小码头，是一座桥型的突堤，小艇就泊在岸边，货物运去西营或哪里我不知道。红土地上的泥路通往龙头镇，就像连接天边的红带。早上总有不知何处的牛车从泥路驶来，每次十来台，碾过深深的车辙。他们把货物卸下小艇，这时水手和缉私兵的女眷就会拿着托盘和茶水围过来，托盘里面是粗糙的米糕和烟草。烟草分为熟烟和生烟两种，熟烟除了卷成烟卷以外，还可以用当地特有的竹筒“大碌竹”吸。大碌竹里面装水，烟被水洗净后再吸入。大碌竹用久之后呈发亮的棕色，人们说里面积累的“烟屎”可以治牙痛和蛇咬。有首童谣这样唱：“伯爷公，吹大筒，买个饼又穿窿，买碌蔗又生虫，买条油炸鬼跌落坑渠窿。”可见大碌竹的流行普及。

牛车运输的货物一般是用草席包住，其中有种是甘草，我们小孩趁着车夫忙于报关，就用手指在草包钻孔，抠两条甘草出来，然后找个地方蹲下来偷偷嚼着吃，味道挺好。我们还吃过桂皮，但吃多了会流鼻血。我们还会捅黄蜂窝，把蜂蛹捅出来吃。大部分时间很无聊，我们也到周围的几个地方“趁圩”，有时坐艇，有时骑单车，去得最多的地方是龙头和黄坡。去到黄坡就觉得那是非常繁荣的地方，人流滚滚。回忆起来，小时候住在广州湾和吴川“几开心”，其实我家对我没什么管束，因为周边比较安全，所以随便我到处走。

我们大概在莫村住了一年，父亲被调到沙角漩担任关卡主任。关卡位于在鉴江入海口的左岸，背靠大海，有一座山丘相隔，面对江水，对岸叫做乌坭，两个海关关卡隔江把守。鉴江入海口水面宽约三公里，有潮水涨落，我们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乌坭那边的屋舍比较整齐，但沙角漩这边就差多了。两边关卡都各有两艘缉私船，其实就是木质小艇，最多搭载十几个人。不过小艇按照海船来设计，尖船底能在海面承受风浪。船的两边可以挂钢板，各有一个柴油机，所以还是一艘好船。乌坭那边的船基本上不出海，因为那边的梁姓海关主任是外班毕业的，他不善于驾驶船舶。

海关高级职员都是从海关学校毕业，税务专门学校在北平，我父亲读的海事班是在上海的第一分校。与我父亲一起工作的关员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像他那样来自北方的绝少。税务专门学校分为内班、外班和海事班，内班毕业生主要坐在办公室当官，外班毕业生以查走私为主，海事班毕业生常常出海驾驶船舶，或管理和维护灯塔。毕竟外海风浪很大，乌坭的官员不敢驾船出去缉私。而我父亲是海事班毕业，他对海事比较熟，够胆开船去外海。

上世纪30年代黄坡分卡的缉私艇

（唐辰忱摄，《关声画报》1934 年第7期 ，第6页）

沙角漩很荒凉，不通电不通水，除了海关几间茅棚之外，只有几户当地人家和一座石砌古庙。当父亲接手沙角漩之后，开始组织人手操练和巡逻，让懒散的缉私兵振作起来。海关屋舍后面有个山头，在上面可以望到入海口的尖角，也就是沙角漩。在山上可以看到海面的船，父亲成天派人上山去观察和记录，他自己也亲力亲为。每到一定时间，他就驾船出海抓走私，先后抓到几艘大船，其中有艘三桅帆船。这是一艘武装走私的船，船上有步枪和土炮——要从炮口前面塞火药进去的那种。这就像是以前的海盗，后来这尊土炮摆在大棚门口，看起来有些威风。

吴川本来盛产黄麻和青麻，当年走私的货物中，大宗的有黄麻。黄麻可以制造麻包袋，战争时期用作防御工事的沙袋，因此需求很大。青麻多用于制造军装或帆布，因此都是军事物资，国民政府禁止出口。此外走私物资有生猪和鸡蛋，以及各种杂货。我记得还有一种染料，广东叫做黑胶绸。走私船主要来自阳江、电白、水东，终点是广州湾西营。大船可以远离近海行驶，不用贴着海岸，但是小船去不到外海，所以比较容易查。来自阳江的大船偶尔到访，我只见过两次，父亲还托船上的人买了三个阳江篢，把最小的一个给了我，箱子里面有金色油漆写着“民国三十二年置”。广州湾被日本人占领以后，国民政府封锁边境，严禁输入物资。因此我记得海关有时抓到的走私船专门运载米粉，就是为了供应广州湾，其实阳江到电白一带，物产都不是很丰富。

走私货物都是流向广州湾，船返回来却是空的，说明日本人占领后广州湾没什么东西可以运回去卖，洋货等物资都缺乏。帆船航行没有固定航线，海关缉私除了依靠巡逻和观察，也需要“报水佬”的情报，关员与他们存在互利关系。有的走私船枪炮俱全，缉私免不了交火，所以海关船艇装有重机枪。那台重机枪是水冷的，外面有个桶灌水进去。另外海关有很多步枪，查船的时候，缉私兵持枪围着走私船团团转。

武装走私的大船会走离岸较远的航线，缉私船一定要出到深海才有机会遇到他们。大船一般都有瞭望的人，那天父亲带人缉私，很早就被走私佬发现，他们也有足够时间作开火的准备。然而缉私船还是利用高速灵活的特点和处在射击死角的位置，以重机枪强大火力攻击。走私船则利用甲板上一捆捆的黄麻青麻作防弹屏障，并用土炮和为数甚多的步枪顽抗。直到关员打死了其中一人，走私佬才下帆投降，后来尸体直接扔进海中了事。其他被抓的人押到沙角漩之后，关员一一鉴别。其实方法很简单，手黑的就被认为参与了开炮，属于武力抵抗，那么就拿脚链锁住，送交当地政府处理。手白的当场释放，毕竟不可能全员都抓走。当天我们都在海边引颈观望，焦急地等待电船的消息，直到傍晚才见到电船拖着一个庞然大物回来，人们的兴奋简直到了极点。

走私一般属于经济问题，抓到走私就把船和货物充公，把人放走。但那些走私佬倾家荡产去投资买船买物资，海关充公相当于整死他们，为了防止报复，我们屋舍周围都有铁丝网，我父亲夜里睡觉，枕头底下放着手枪。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紧张环境中，所以对岸的乌坭关卡不是很愿意抓走私。何况我父亲有种抓走私的“瘾”，时不时就去抓走私，何况大家又有花红可分，当然手下的职员也比较满意。总之父亲缉私，也是为抗战的对日经济封锁做贡献。

上世纪30年代广州湾周边分卡的缉私队

（时祖荫摄，《关声》1935年第4卷第2期）

走私货物运回海关，就在当地拍卖，有很多人过来竞价或围观，过程我不清楚，有猪，有麻，有船。猪抓回来就杀了分肉给大家，这是除了花红奖金之外的福利。船也公开拍卖，价格肯定不便宜，尤其是出得了外海的船。那艘三桅船后来没有卖出去，可能船太大，也可能背景比较深，没人敢买。后来海关把船拖去梅菉，取下桅杆，变成江上的办公场地。

父亲从莫村调到沙角漩做主任之前，当地已有人驻守，海关茅棚建在一个砖砌碉堡上面。我们初到沙角漩之时，广州湾已经沦陷了，海关关员加起来不到二十人，我们一家租住在当地人“叶大车”的茅屋，他在海关电船上做过机械师。直到一场台风掀翻了茅屋，父亲决定另建新居。搭建棚屋也很简陋，父亲他们先平整土地，量出柱子的位置，计算范围，接着叫来几个“搭棚佬”带建材过来施工。他们把一条一条竹子竖起来搭好屋架，然后覆盖草席和竹篾，窗户是向外掀开的，用竹枝支撑，屋顶都是茅草。一打台风，这种棚屋也被吹倒了。

当时还有惠琼姐姐跟着我们生活，她是海关一个水手长的女儿，因为家贫所以来我家打工。搬进新居之后，爸爸买回树苗在周围种下，妈妈带着阿灿和惠琼在屋旁开劈了一块菜田。她托人买回各种蔬菜种籽，播在一垄垄整理好的菜地上，但除了葱蒜长得比较像样，其它的菜都长得很差。妈妈又叫人搭了鸡笼养鸡，起码我们有新鲜鸡蛋吃。后来她还养了一条小狗，以及从走私船上搬回来的一笼鸽子。鸽子只吃谷子不吃米，我们还特别买回来饼干罐装的谷子。最后还养了一头山羊，黑色的小山羊常常和我角力。羊本来是一家农民养的，他们无力殓葬死去的老头，爸爸出钱赞助了一副棺材。为了表示感谢，农户送给我们这头羊。穷村僻壤并无政府机构，海关还权充地方官。房屋有了，土地有了，牲畜有了，我们在沙角漩还真似模似样的有了个家园。虽然生活简朴，但这是我有记忆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刻。不论是登上山头瞭望无边的大海，还是夜深人静听着波浪撞击海岸的涛声，都值得怀念。

三

海关撤入高州和东镇

我们在沙角漩住了将近一年，我经常到山上观察走私船只，没想到有一天看到了日本战舰。父亲见到日本人在外海巡航，就向上级报告，雷州关接着收集情报，包括法国人和国民党的情报，认为日本随时可能登陆，局势危险，于是下令鉴江沿岸的各个关卡全部撤退。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大概在我六岁到七岁之间。海关的情报通讯比较灵敏，就算身在黄坡，驻扎东营的日本人一出动，我们很快就知道，即刻登艇走人。因为路况不好，日本人开木炭汽车从东营过来至少一小时，甚至两小时，而乘船离开则很快捷。

当时撤退很紧张，我们连夜坐平底船撤到对岸的乌坭，会合当地海关人员再往鉴江上游撤退。去到黄坡之前，我们经过一个叫麻包厂的地方，因为江水浅，两艘船一前一后就搁浅了，那么父亲他们赶紧扔掉柴油机，其他东西也拆了下来，放火把两艘船烧了。当晚火光通天，周边黑漆漆，大家没有说话，却是满怀惋惜和仇恨，以及恐惧和彷徨。撤离之前，他们还处理了一批枪支。经过一年的缉私，缴获的枪炮有整整一排那么多，有的是汉阳造，有的是广东生产的，而海关人员用的是英国造的枪和子弹。为了避免这些枪弹被别人使用，父亲他们把枪栓全部卸下来，连同子弹一起沉入江底。说起来我也有一支枪，是一支短小的马枪，父亲给我玩，我还拿去吓唬其他小孩。走在撤退路上，我知道和平美好的日子已经消失了，这就是战争。

雷州关分两路撤退，一路撤去郁林，另一路撤去信宜。我们沿着鉴江往上游撤退，一开始坐平底船，到了高州就要转乘竹排，最多去到信宜，东镇以上就去不了了。我们家的男佣人阿灿后来跟我回忆撤退的路线：沙角漩—乌坭—黃坡—梅菉—化州—石鼓—高州—大利（大井镇）—镇隆—横茶—东镇。船快要到达梅菉时，我们遇到一次空袭，船正行到一个大沙洲旁边，突然飞机声大作，两架以前在沙角漩见过的那种双引擎“陆一”轰炸机，正向着我们俯冲而来。船夫先知先觉，早已扔掉撑杆拔腿向沙洲远方飞奔而去，当我们拖男带女狼狈跳落水时了，飞机已经到了头上，跌落齐腰深的江水中挣扎的我们心中满是惊慌。这两架飞机不是向着我们来的，他们把高度降低是为了惊吓梅菉的居民，他们也没有投弹和扫射，只是为了恐吓老百姓。当时日本人就是这样为所欲为，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要是有高射机关枪响几声，他们也不至于如此猖狂。

抗战的几年间，我们家都是在鉴江流域生活，我在东镇和高州两个地方生活最久。高州的中学和小学多，教育可说发达，周围很多人来城里读书，后来我也在高州读书。我们随海关撤到东镇和高州之后，都是住在天主教堂里面。教堂有一定规模，经常有三四个美国神父。高州的城市规模也比较大，街道有不少店铺，有金铺和茶楼。

我们撤到之前，日军飞机曾经轰炸信宜，局势比较紧张，于是我们躲进山里的吴氏祠堂，后来到东镇镇上居住，环境很是艰难。我们好不容易住进了已经停业的锦纶泰绸缎铺[7]，父亲把我们安置好就匆匆赶赴化州任职，1943年7月，我的弟弟就在锦纶泰里面出生。一年之后局势转为稳定，父亲奉命调到高州，于是我们举家搬到高州。1944年夏秋之间，日本人发起最后一次大进攻，我们又撤到东镇天主教堂躲避，不久之后又回到了高州。

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修建的东镇天主教堂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

但日本人始终没有进攻高州，其实他们离开广州湾不远就不敢前进了。到战争后期，高州附近的石鼓，有两个日本兵被乡下佬用锄头打死。因为大家知道战争快要收场，这些乡下佬比较够胆，他们认为杀了日本兵也不会有人报复。而且那两个日本兵也习惯大意了，竟然施施然到乡下的茶棚茶寮。他们拴好马，放下两支步枪，坐在那里喝茶。乡下佬见到机会来了，于是就用锄头杀死两个日本兵。之后他们把两匹马分了，日本兵身上的衣服鞋子也全部被剥下来。他们还把头割下来，用绳子穿过耳朵，就像猪头那样提着去高州报案，把人头和枪弹交给政府。后来那两颗人头就挂在县政府门前两条柱上，这在高州是大新闻，但我不敢去看，有同学专门去县政府门口围观。

我在高州读了四年级，五年级时已经是1945年了。秋季开学过了两个礼拜，我就随父亲又去了黄坡。其实我读了四年级两年，在高州一年，在东镇又一年。我对自己未曾在日占区中生活而感到庆幸和自豪，战后在黄坡和西营都见过等待撤退回国的日本军人，几年来对日寇侵略的怨恨也告一段落了。

四

战后离开湛江

抗战胜利后，父亲也黄坡做过分卡主任。关卡位置在鉴江下游右岸，岸边有个码头——其实是个布满砂石的滩，有一处水泥砌成的堤岸平台，些电船可以泊岸，人们通过一座木板桥上落船。码头后面是汽车站，汽车开往东营，战时都是木炭车。海关关卡就在车站和码头旁边，在上游一点的位置。建筑构造看似清朝的官府。走进门口，有个大堂，左右两边有人办公，大堂后面有左右两个厢房，供首长居住。大堂相当于礼堂，以前审案或办公都在这里。国民党的活动也在此举办，比如每逢周一的总理纪念周，都会挂上孙中山遗像，进行一些仪式。

记得每日早上梅菉有电船来到黄坡，到了之后乘客就坐上汽车开去东营，又过海到对岸西营。这些都是走单帮的人，因为当时西营和广州湾有很多洋货，比如西药和日常用品，他们发上梅菉贩卖，每天都有很多货物流转。我们每天都去看电船驶来，船从山边一转弯就可以看见了。为了争夺乘客，每艘船都抢先靠岸，不仅有船名和旗帜，还吹喇叭增加“比赛”气氛。因为黄坡没有小学，只有一间中学，所以我当时没地方上学，很有空闲时间到处找乐趣。从黄坡回梅菉，回程的客人优先上船找位置，客满就开船，很快就回到梅菉。这是当时很旺的商业行为，但我从未见到这些走单帮的人报关，可能他们带的货物数量很少，海关根本不理，任由他们坐船和坐汽车。

父亲在黄坡任职期间，出了一件大事，就是被共产党扣押。粤西有一批共产党，头目叫做张炎，粤西支队势力不是很大。虽说日本投降以前，张炎已经被国民党杀了，但共产党势力还在。以前日本人占领广州湾的时候，每当他们出动动静都很大，海关都可以收到情报及时撤走，但共产党来就不知道了。抗战胜利后不久的某天，共产党突然袭击占领了黄坡圩，他们进入各个政府机关搜查，报刊法院、警署、盐务局和海关等。他们让公务员“唔准郁”，把里面的枪支和银两全部没收。那时候我们家眷还在高州，通讯中断，很担心父亲的安危。幸好黄坡的人都没有受伤，过了两天共产党也撤退了，我们收到了父亲平安的消息。

战后海关重返广州湾，派人到西营接管了法国海关的房屋，重新设立了机构。1946年农历年后，父亲接到了西营海关的调令，于是我们举家从黄坡搬到了西营。西营是个海港城市，具有法国风味，非常漂亮。整齐的柏油马路，两旁高大的棕榈树，到处都是种满热带植物的花坛。沿海的马路都修有石砌的海堤，涨潮又赶上有风，海浪冲打堤岸，溅起的浪花美丽极了，我觉得简直是生活在大花园里。加上处处洋楼和雄伟的法国教堂，更使自己像个乡下仔。每逢退潮，堤岸下面露出的沙滩更是我们的乐园——在水坑里寻找鱼虾蟹，海滩上还有几艘废弃的船只，我们设法爬上去希望发一笔横财。虽然发财的愿望落空，但爬上有点洋味的船只也十分开心。海风含有特殊的海洋气息，每吸一口都令人心情舒畅，我的健康也逐渐好了起来。正好赶上寒假后开学，父母为我选择了当地名校益智小学，他们担心我跟不上，只敢让我插班四年级。我勉强通过了考试，但学习程度与学校要求确实相差甚远，说明了之前教育的不足，以及父母对我管教的开放。

法国海关旧址在西营海边的突堤码头，码头很长，两边都可以靠船。堤外有条打横的马路，海关就在边上，办公和宿舍各占一边。西营海关的领导叫做“大碌木”，他是东北人，又高又壮，不知姓什么。大概我父亲过惯了在关卡“独霸一方”的日子，不时与“大碌木”发生碰撞。好在西营海关聚集了很多内地回来的人员，我们与逃难路上相识的朋友重逢，日子还算好过。不久之后，父亲又接到调令，目的地是上海，我们要先到香港换乘大船。由于战后交通尚未完全恢复，航线上还有水雷有待清除，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一艘几百吨的“马士弼”货轮，在猛烈风浪中离开了湛江。

上世纪40年代的西营海关

（湛江市档案馆）

校注手记

海关视角下的民生百态

吴子祺

（2021年）

认识于振东老先生的过程其实颇为奇妙，2019年某日，梁华棣先生发来一段博客文字，作者回忆童年时在莫村和沙角漩两个海关关卡的生活，内容细致丰富。梁先生嘱我联系作者，几经周折，我们取得了于老的电话号码。当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梁先生家在九龙，致电于老后得知他也住在香港，同年5月我们应邀来到调景岭于老家中拜会和采访。

于老2001年动笔写回忆录《浮萍寻踪记》，2003年成二稿，按时间顺序分为18章，是我们访前的主要参考资料。于老在该书写道，他们家人不少都是“流动人口”，一辈子居无定所，他是其中一个“流浪者”，如一株浮萍随风逐浪漂泊。采访之后，我们亦有同感。其童年经历确实可说颠沛流离：战争环境中随父母从华北去了香港，继而来到粤西，在多个海关关卡流转直至抗战胜利后。他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观察广州湾内外的异乡风貌，又与各色当地人亲身接触乃至生活在一起，故能讲述乡土气息浓厚的民生百态。更为难得的是，于老记忆力甚佳，童年时无拘无束见识甚广，七十多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他与年龄相仿的梁先生互相对话补充，也让我对高雷风物有新的认识。

法国殖民管治之初，以时任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为首的法当局曾寄望开辟广州湾为自由贸易港，与英国在香港及华南沿海的商业势力相竞争。由于粤西南地区只有北海和海口辟为通商口岸，中国政府在两地征收关税和厘金，因此免征货物进出口税的广州湾对商人颇有吸引力。而法属印度支那依赖鸦片专营带来的财政收入，亦推动附属于其行政和财政体系之下的广州湾逐步发展港口贸易，向内地走私鸦片。因此，粤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趋向广州湾集中，走私问题愈加猖獗。

广州湾转口贸易日渐发展，使得原本在其他口岸活动、处于海关监察和征税下的商人闻风趋利，转经广州湾进出口货物，从而逃避海关课税，大量军火和鸦片流入内地。虽然高州府和雷州府地区在清代已设有常关，但随着商路的改变和制度的落后，显然无法有效管理广州湾租借地的走私问题。清廷在广州湾邻近商埠如北海的舆论压力下，1911年决定由粤海关接管高雷地区的常关，税务司梅乐和（F. W. Maze）指派法籍关员铁德兰（M. H. Picard Destelan）筹划设置新的关卡。但由于广州湾法当局对中国海关的抵制，加上地方局势混乱不已，以及海关相关工作难以开展（人手和装备不足），1913年粤海关最终放弃高雷常关，交还广东省政府管理。

李爱丽教授将近代海关归纳为四类：位于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海关；陆路与外国相连的边境关；毗邻港澳的九龙关和拱北关；设在租借地内的海关。由此，可以分析高雷常关如此“短命”的深层原因——性质上与之前已存在的各种海关机构均不相同，从而造成经营困难。海关与广州湾法当局谈判，欲仿效德国胶澳租借地的做法，将海关设在租借地之内，但一直未能如愿。高雷常关的十三处分关只有两处位于租借地内，其他设在陆路边界，试图建立围绕广州湾的“海关警戒线”。然而，由于缺少山川河流等自然边界，加上航道纵横复杂，海关关员难以堵截走私活动。交还高雷常关之后，海关直至30年代初才重新在广州湾周边重新建立。但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海关与法当局的谈判和角力并未中止。

1913年高雷常关裁撤之后，广州湾周边的海关业务交由粤海关监督下的水东总口和雷州总口负责，至1930年，水东、雷州和阳江三总口的分支机构达14个。由于缺乏专司负责广州湾的海关机构，加上广东政局动荡，导致执法效果不佳，缉私问题严重影响邻近商埠的商业利益，乃至中国的利权。然而在广州湾内部，不少平民百姓或甘于冒险者通过走私赚钱，而社会上层更是藉此牟取暴利。

据法国学者安托万研究，广州湾法当局纵容鸦片走私活动，上世纪20年代其态度更从被动容忍转变为主动配合。海关和专卖局、东方汇理银行、警政机关以及当地社会的华人实权人物（拥有垄断权的鸦片经销商）共同合作，建立一种利益交融的殖民合作。广州湾鸦片的走私网络，甚至连接越南、云南、贵州和香港等地，为广州湾法当局和当地绅商带来丰厚收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可能对广州湾走私问题熟视无睹，专设海关应对日渐提上议程。若着眼比较视野，可见中国政府面对外国势力的介入，实在难以处理。1928年国民政府与各国签订新的关税条约，规定中国可以调高或降低关税，扩充中国海关权力。但一旦实施新关税，走私问题又将恶化，为此中国海关积极推动《中国与香港间关税协定》的签订以应对相关问题。由于谈判牵涉英国在华利益，港督、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持不同意见，协定迟迟未能签订。

广州湾海关的设置经历琼海关—北海关—雷州关三个时期。1931年，国民政府宣布由琼海关税务司在广州湾周边新设分卡，并在商业发达的梅菉设立广州湾边区办事处。次年，改属较邻近的北海关管辖，办事处迁到麻章墟（1937年在寸金桥附近建新大楼），原设之梅菉、麻章、雷州三段12个关卡维持不变。尽管如此，海关官员仍感距离遥远难以节制，要求专设一个广州湾海关区独立管理。1936年，雷州关正式在麻章成立，属下各关卡形成了对广州湾租借地的环形包围网，以图全面封锁广州湾的走私活动。

上世纪30年代广州湾周边关卡的工作情况和关员日常生活，《关声》杂志为我们留下若干散文和照片，如一位关员黎卫生引述税务司的话，表示雷州关的工作“以缉私为首要工作。”也有的关员埋怨当地条件落后，认为自己“羁栖”在此间，一方面引入时髦的网球和乒乓球运动，自诩为“正当娱乐”；另一方面努力适应当地环境，观察经济、教育和治安情况，对走私问题的治理抒发己见，留下颇多细致记录。

于老关于雷州关的回忆，恰恰补充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首先我们可以得知，彼时海关培养的中国人才已为数不少，他们纷纷走上各个基层岗位。其次，香港沦陷前后不少海关人员撤到广州湾，加入雷州关任职，谭冠法和于金榜等税务专门学校毕业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分配到吴川的关卡。再次，我们也能从眷属视角观察前线海关人员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其中不仅有紧张的缉私行动，还有充满乐趣的乡土生活。走私冲关、帆船载货、牛车运输和搭建棚屋早已成为旧影，于老的童年记忆带我们走近历史现场。

抗战时期的广州湾走私问题，时任署理副税务司林乐明有精辟见解。林氏主要从制度原因分析：

该地在法人统治下，全赖捐税以维持政费。所谓捐税者，则以不正当之收入为大宗，尤以赌博、鸦片两种包捐为最巨。其次则为暗中出售货物及进出口许可证。在赤坎及西营之商人，为减轻成本起见而不愿购领出口证，或为难于购得出口证，则利用男女老幼之辈，以化整为零方法偷运至华界。有些走私商包运大批洋货，以煤油、棉布、棉织品、西药等居多数，偷运入华界以图不缴进口税、附加税等；亦有些华界商人，为避免缴纳出口税及领取出口证件，常将土产由华界偷运至广州湾。当私运之洋土货物系属大宗时，则不惜铤而走险，以武装维护之。

由此可见，广州湾虽号称“自由贸易港”，但货物进出口仍需法当局签发的许可证。商人为了获得许可证，一方面需要付费，另一方面又要跟相关官员打好关系（如师爷），何不冒险走私？在缉私漏洞百出、“违法成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走私成了租借地内外商人趋之若鹜的做法。全面抗战初期，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各地沦陷，“惟一最便利入内地之路，乃先经由香港至广州湾。是以各项进口物资，均由此输运至粤之南路各县，桂之郁林、南宁、柳州、桂林等县市。”而湖南、四川、重庆、云南等地的出口土产，也运到广州湾再转运至香港和海外推销。化整为零的边界走私和武装押送的长途贩运并存，“吐纳要区”雷州关面临的缉私压力与日俱增，而关税收入也有所增加。除了缉私之外，雷州关亦管控进口商品的输入，尤其是限制日货，为抗战中的经济抵制和提倡国货作出贡献。据亲历者所见，雷州关积极放行上海生产的国货，只要货物有上海海关发出的红单即可。而货物输入内地有雷州关发出的红单为证，亦可顺利通过中国军队的盘查。

不论是支振华在莫村关卡对鸦片的查缉，还是于金榜在沙角漩时时指挥快艇出海，都是雷州关的日常工作情形。从于老的回忆可知，海关对缉私有若干激励措施。如罚没物资拍卖后给关员和关警发放花红，一些不便于保存的食物可供他们食用。战争时期物资相对匮乏、生活条件恶劣，缉私不失为改善生活的途径，因此下属也乐于配合于金榜的缉私行动。至于生活方面，税务专业学校毕业的关员接受了良好教育，待遇甚佳，对生活品质有相当要求，因此于家在商业繁荣的赤坎生活还算滋润。到了莫村和沙角漩之后，关员和眷属也设法改善环境。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日本侵占雷州半岛和广州湾，雷州关总部和沿海关卡内撤，关员被迫疏散，货物进出口受阻，税收也随之骤减。另一方面，总部迁到郁林的雷州关变为“内地关”，还需配合国民政府运输战略物资的政策，给予商民方便，只好另外设法弥补收入。

于老讲述了海关基层的方方面面，并未提及（或说其父级别所限）海关官员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但在林乐明的回忆及其1944年9月撰写的《巡视雷州关各卡报告书》中，却对这些“高层关系”有不少着墨。某种程度上，海关缉私有损地方利益，尤其影响商人和相关利益集团的收入，故海关缉私也受到地方报纸等舆论攻击。为了促进关务之推行，林乐明曾与广东省政府驻广州湾特派员熊佐、党政机关、各银行主管、当地绅商父老（陈学谈、许爱周、庞鼎元、陈翰华等）和文化界人士见面和互相联系。巡视各关卡时，林乐明也拜访县长，争取他们对海关工作的支持。据目前资料所见，雷州关似乎从未处罚有地位有背景的地方实权人士，或许正是出于某种“默契”。

1946年于氏一家离开湛江之后，国共内战改变了他们在内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由于货币贬值，海关待遇大不如前，加上航运业快速发展，于金榜离开海关，加入了民族资本企业中兴轮船公司，在轮船上先任大副，后任船长。1949年解放军渡江并解放上海，于家乘坐中兴号轮船前往台湾。但于家并不适应国民党统治下台湾的高压氛围，次年便乘船搬到香港生活。抗美援朝期间，于金榜任香港中兴公司旗下昌兴号轮船的船长，其中一次远航接受了秘密任务：运输西德暗中售予新中国的大炮。为了掩藏这些木箱内的大炮，上面覆盖数千吨袋装肥田粉，最终成功避人耳目，顺利运抵广州黄埔港，受到热烈欢迎。后来昌兴号改名“幸福之星”，1953年于金榜驾驶幸福之星号从欧洲返回香港，由于中兴轮船公司的大陆业务已参与公私合营，各地股东又有若干纷争，导致香港中兴公司结业，于金榜和一些海员回到了祖国。后来于金榜等人被广州海运局接收，继续从事航运工作。而于振东则辗转各校读书，1955年在广州考上华中工学院机械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酒仙桥的无线电工业学校任教员，两年后调入苏联援建的738厂（原国营北京有线电厂）。经历了政治运动的冲击，于振东始终保持乐观天性和自强不息的意志，1981年携妻儿离开北京移居香港，先后在几家公司从事技术工作，一家人生活有所改善。1979年于母孟繁如逝于广州，2000年于金榜逝于香港。

上世纪50年代初于金榜在幸福之星号上

于振东提供

于老一直未有机会重游湛江，然而时隔多年，他的五年战时记忆仍然十分鲜活，带着我们从海关人员的特殊角度从边缘（以及内部）回望广州湾。2019年采访之后，相关文字整理工作因为香港“修例风波”和笔者学业繁重而一度停顿，笔记也在搬家中丢失。幸得梁华棣先生支持和勉励，于老亦补充了若干资料，如今得以完成，还算令人欣慰。其实像于老这样的“过客”为数甚多，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只能接触到很少的历史亲历者，怀着“能采访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去采访，几年下来，《口述广州湾》还是积累了不少珍贵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青年人与多位家庭背景和人生道路各有不同的老前辈对话，学到了不少经验。我为人生旅途中的这些相遇而感到庆幸，也祝愿老前辈们安度晚年。

2019年5月

笔者与于振东先生（中）和梁华棣先生（右）合影

撰文：吴子祺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