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偷学中国骑射武艺 为何雍正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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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偷学中国骑射武艺 为何雍正忍气吞声?

2021年08月02日 14:50:23
来源:冷兵器研究所

编者按:冷兵器研究所之前两篇文章《草船借箭是真是假?古代打仗,敌人的弓箭我能直接拿来用吗?》《日本弓术发展史:武士的“骑射三物”是什么,为何要偷偷从中国请武举?》都曾提及,在清朝,德川幕府曾专门聘请过中国武师去日本教授弓箭和骑射技术,结果引出了雍正六年的“日本诱招内地氏人教习弓箭案”,而且有意思的是,此事是雍正皇帝的心腹李卫坚持杀人,雍正自己则坚持就事论事、不得发散、不得深究而且大事化小。这里面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

▲四爷仁慈,以和为贵?

在中日武术交流史中,书籍的交流相对是方便的。

以射书为例,江户时代的学者荻生祖徕就从平生所见中国射书中,选出约二十一种编成《射书类聚国字解》一书,并且尤其推崇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高颖《射学正宗》,除此之外还有日本武德会大正十五年(1927年)汉日对照的三卷刻本,上卷为《捷径门》,中卷为《辨惑门》,下卷为《择物门》[1]。

但是武术终究不是高数,不是你多刷几遍吉米多维奇就能会的。你看书看十年,都不如老师手把手点拨你一个月。哪怕现代拳击有书有图有视频,你看着视频练拳击,怕是连拳馆里的高中生都打不过。

而需要和战马配合作战的骑射技术,更是需要多位高水平教师分别教授马术,射术,甚至包括养马医马。

德川幕府平定日本后,骑射功夫在缺马缺场地的日本迅速衰退。于是在雍正朝,来自宁波的一个马医发现了“商机”。

此人名叫朱来章。日本享保十年,即雍正三年,朱来章和兄长朱子章、朱佩章前往日本传艺。朱佩章是医生,但原本是军官出身,有骑射技能。

不久,朱佩章又受幕府之托回国招聘射手和马医。雍正五年,朱佩章带着招聘到的射师陈若采、沈大成和马医刘经光等五人到了长琦。雍正六年八月,时任浙江总督的李卫将风闻到的情况,密奏朝廷。

▲告诉皇上,有人里通外国,谋大逆啊

经李卫调查,陈若采其实是杭州人张恒晫的化名。沈大成则是杨姓某人冒顶的,因沈大成本人是宁波府的千总,应该精通骑射。刘经光本名叫刘经先,是一个有经验的马医。这些人中间最重要的应该是张恒晫。

张恒晫字燦然,杭州人,雍正元年浙江武乡试的第五名武举人。他父亲张彬如,是一位职业射师,曾任过百总。据日本《德川实纪·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卷11载,陈采若(张恒晫)、沈大成等向日本人传授一马一箭,一马三箭,苏秦背剑等骑射法。

见日方主要是学骑射技艺,沈大成还奉命从《武备边要》中摘录有关弓马的内容。

在雍正的亲自过问下,李卫等控制住朱来章,了解到日本招聘中国射师的详情,又经多方办理,终究于雍正九年将张恒障、刘经先及生员孙太源等追押回国。

▲雍正帝朱批(雍正六年八月初八日);

文献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3》

事情本来到这一步就该结束了。别管动机如何,按照大清律例这就是里通外国,图谋不轨。德川幕府原本想要的是骑射技术,这几个人为了利润,连盔甲样式都偷了外传。

别管大清国这时候用不用盔甲,你偷了整套还传出去,更别说大清国和日本还没有建交,这在封建时代哪朝都活不了,砍头抄家一条龙服务没毛病。

但是雍正紧急叫停了这套操作,因为当时的大清国缺铜。随着社会的安定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货币的通缩属性再次发挥功效,大清每年有大量的贵金属缺口。

雍正自己在《大义觉迷录》为自己的大钱铜铅各半的辩护堪称强词夺理。实际就是铜产量不够,市面上流通的钱太少的便宜之举。

偏叫日本产铜呢。不但产铜还产金银。这都是大清国货币的重要材料来源。作为皇帝来说,既然是他当家他就得负起稳定大清金融秩序的责任。里子面前,臣子一片拳拳之心那就顾不上了。

▲可惜皇上不体谅奴才的心意

可大清国缺铜,别人不知道,李卫能不知道?李卫在云南任上被云南低下的铜产量和高昂的货币需求折腾的焦头烂额,一直到他调任浙江云南该交的铜都交不够。

整个大清缺铜的事情,除了皇帝就数他李卫清楚了。那为何李卫非得和皇帝对着干呢?因为“道统”。

▲磕头,还是不磕头?向谁磕头?原则问题不能妥协

不独清代,在封建知识分子心里,“一个世界,一个皇上”的封建秩序就是当时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打折扣的。除非像宋朝那样怎么也打不赢,那皇帝的语气可以降格为“臣构言”。

德川幕府打不过大清国,而且是远远打不过,那按照传统封建秩序,天皇就得称国王,得接受大清皇帝的册封。可是日本再弱,有大海阻挡,大清也打不过去。于是在当时的大清国高官心里,日本就是挑战大清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存在,必除之而后快。

这不单是理论上的“威胁”,事实上日本对琉球的殖民欲望一直是存在的。另外由于日本自身的社会进一步发展,到清中期,日本已经不再是弱势且完全依赖中国的一方,而且通过单方面执行的信牌制度,变成了贸易战中的主动方,主动卡中国的脖子。

当时一张信牌值得大清海商出五六千两银子,还供不应求,这极大抬高了大清获得贵金属的成本。明代勘合贸易中,日本完全受制于大明的情况到清代彻底反了过来。

按说这个事情是可以谈的,中国需要贵金属做货币材料,日本自己也需要,日本不可能任由金银铜随意流入中国,不然日本自己的经济秩序也要崩溃了。贸易配额完全可以双方派遣使者进行磋商。

可是由于华夷之辩的存在,中日在当时不能建交。因为一旦建交,“谁向谁磕头”这个问题就得掰扯清楚了。

这件事情对日本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日本也是饱受儒家熏陶的封建国家,它对内和对周边的态度跟大清的逻辑是一样的,“天皇老大,日本老大,不服我揍你”,那对清国这种近在咫尺、强大无比的陆权国家,天皇磕不磕头呀?不磕头那就得打到大清服为止咯?打了打不过,能顺利结束战争双方继续做买卖吗?这种拷问灵魂的问题,双方的官员都是要打起十万分精神仔细规避的。

▲天下要是有人不向皇上磕头,大清国将不国啊!

毕竟官员们都明白,皇帝的信任是一回事,自己在世人中的口碑是另一回事,处理不好就成“万古逆贼”永世不得翻身了。最终日本和大清做了同样的选择:暂时不办,装傻。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钦此!

就当你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你,双方民间的商人互相知道那我授权他们,让他们自己做买卖去。只要不影响贸易,谁也别捅破这层窗户纸。

雍正六年,大清选出八名家境殷实、经验丰富的商人作为“总商”,负责办铜贸易。但因为日本的铜出口减少,乾隆三年(日本元文三、1738 年),清朝民间办铜商人的贸易活动停止了一年。

随后,清政府改变管理办法,即限定赴日办铜商人的人数,并将之分为“官商”、“额商”两类。

官商官商,官字在前就是有官职在身,有官职意味着他们就不能亲自前往和大清没有外交关系的日本,比如当时确定的官商仅一家,即“介休范氏”的范毓馪。可是一直到范氏破产,日本方面发给唐船的配铜证书上,都没出现范氏父子的名字[2]。

曾有朋友说,这事情要是犯在乾隆手里,怕是得跟曾静一样,片成“烤鸭”了。

这也不一定。因为到乾隆时代,云南的铜是大开发了,可皇帝的消费欲望那也大涨了呀。又是平准又是平回又是大小金川,军费花钱以亿计;再说乾隆时代大清的对外贸易不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过前代,网上各路被夸出花的的宋代海外贸易输入的是货币和少量手工艺品,到乾隆时代已经可以从东南亚大量输入大米缓解沿海粮荒了[3]。

所谓“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之类的言语,那是乾隆皇帝傲娇,是没办法要求英王过来磕头说的场面话,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乾隆十四年( 1749),皇帝就曾传谕两广总督,要原产的西洋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进口货,而不要国内仿制的[4]。

所以对外贸易对雍正重要,对乾隆只有更重要。因此,如果教授日人骑射案(实际上应该叫偷传盔甲案。这个才是实锤要砍头的罪。教人骑射本质上还是灰色地带)发生在乾隆朝,一定抄家灭族?真不一定。

求财的大清国在雍正的时代,由于皇帝头脑清醒只是多花了点钱,折了点面子。到了后来,追求“完美封建秩序”的大清国,则会求来更多的锤。可惜一直被锤到死,大清也没学会什么叫“平等的国与国关系”。只是没想到这毛病还带传染的,每一个锤过大清的国家都开始染上大清的毛病了。咱也没啥说的,祝他们健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