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
刘秉忠,1216年出生,可谓忽必烈的姚广孝。刘秉忠出身金朝的官宦世家,对儒学融会贯通,后世尊其为邢州学派领袖,之后他潜心修习佛老,最终融汇三教。以儒家救世的目标,让他入仕元朝成为忽必烈的参谋,他鼓动并主导了忽必烈时期元朝的汉法改革,为元朝百年基业奠定了基础。
左刘秉忠,右忽必烈
一、刘秉忠自幼缺乏华夷之辩
华夷之辩是儒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拿孔子来说,如果从道德角度来看管仲,管仲人品太差:管仲和鲍叔牙做生意偷鲍叔牙的钱;管仲贪生怕死,冲锋在后、逃跑在前;管仲先投靠公子纠,公子纠一死马上投靠小白(后来的齐桓公)。但这都是小节,孔子就感叹如果没有管仲存邢救卫,我们都要被蛮族入侵,“披发左衽”,所以在华夷之辩这个大节面前,管仲的一切过错都不打紧,最终孔子极大地赞美了管仲,给了他儒家最高荣誉“仁”。儒家祖师爷都十分看重华夷之辩,以后的徒子徒孙自然也是一个比一个激进,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夷狄无信,易动难安”。所以华夷之辩可谓儒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管仲
刘秉忠所在的邢州,就是管仲存邢救卫的那个邢国,自古以来邢州就是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接触区,邢州人民可谓见惯了蛮族。战国时期,邢州归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王旨就是在这颁布的;十六国时期,邢州是后赵的都城;辽金时期,邢州设节度使。所以邢州被史学家称为“民族走廊”,是北方民族融合的重镇,这也是邢州地区华夷之辩薄弱的原因。
《元史》称:刘秉忠先祖是东北人,累世在辽朝当官,辽金换代后,刘家依旧在金朝混得风生水起,曾祖父被封邢州(今天邢台)节度副使,此后其家族便世袭此职。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刘家一直在少数民族政权下活动,辽金二代进行了汉化改革,也尊孔子、开科举、学儒学,但绝对没有学华夷之辩,所以刘秉忠从小接受的教育就缺乏华夷之辩的内容。
赵武灵王
二、质子非质子
在缺乏华夷之辩意识的基础上,刘秉忠因出身官宦世家,自幼便接触儒学,8岁就能“日诵数百言”。后来金蒙大战,蒙古人攻占了邢州,设立邢州元帅府,但因为蒙古人少,蒙古人便采取了扶植伪军的策略,将邢州原来的地方大族、官僚纳入新政权,但蒙古人又不相信他们,所以将他们的嫡子全部纳入元帅府为质子。刘秉忠他爹就被蒙古封为元帅府都统,而刘秉忠就被送入元帅府。
元军
刘秉忠一进帅府,当时的蒙古元帅说:“此儿骨相非常。”见刘秉忠骨骼奇异,必是可塑之才,就“命僚佐教之文艺,不使列质子班,置之幕司”,就是说不把他当人质班的,反而是命令左右教他技能,让他当参谋。而此时的刘秉忠才13岁。正是由于碰到个好老板,刘秉忠自云“诗文字画与日俱进”,在为人质的几年里,他不仅没有低人一等的待遇,反而学习了天文历法、诗词歌赋、建筑图画,成了全方位的人才。
三、由儒入佛
刘秉忠在元帅府学习几年后(1233年),17岁被封节度使府令史,17岁的少年虽然没有任何实权,就是个文秘,但也是正式公务员啊。可刘秉忠却不甘心现状,反而感叹大丈夫生不逢时无法作为,“乃汨没为刀笔吏乎”!最终他选择辞官游学。就在他游历陕西的时候,遇见了他一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老师——天宁寺主持虚照法师。虚照法师是当时北方佛教的得道高僧,以“默坐问磬而悟”出名,法师将满心怨气的刘秉忠收入门下,赐号子聪,慢慢培养他佛教修心之术。就是在这里,经过佛教的浸润,刘秉忠养成了虚怀若谷、成熟稳重的性格,不再是那个热血少年了。在虚照门下,刘秉忠静等展翅的时机。
另一方面,蒙古重要的亲王之一忽必烈此时也是雌伏状态。《元史》称,当时忽必烈在“潜邸”(就是被搁置)。某一天,忽必烈请云海法师去和林(是当时的蒙古首都,在今天的外蒙)讲经。云海法师是成吉思汗时期的法师,被成吉思汗亲封“小长老”,后来历代蒙古大汗不断加赐,到了蒙哥时代已经成了“燕赵国大禅师、佑圣安国大禅师、光天镇国大士”,堪称北方佛教的顶点。云海路过云中(今大同),当时刘秉忠也在这个地方,云海便邀请刘秉忠一起去见忽必烈。
结果见了忽必烈,刘秉忠“应对称旨,屡承顾问”,表现十分出色,加上刘秉忠十八般技艺样样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结果忽必烈就让云海南返,而留下刘秉忠。刘秉忠就这样进了忽必烈府邸,成了忽必烈核心智囊团的成员。
刘秉忠和忽必烈
四、刘秉忠崛起
刘秉忠进入忽必烈王府后,最开始是担任军事参谋,跟随忽必烈三次南下(两次打大理,一次攻击南宋),随军途中,他依据山川形便,负责参谋军事和安营扎寨事务。蒙军每攻占一城,刘秉忠就劝诫忽必烈不可滥杀,“不妄戮一人”,所以忽必烈这路军队军纪最好。
1259年,蒙哥汗进攻四川合州时死亡。当时忽必烈正在进攻湖北鄂州,一听到这个消息,在刘秉忠的鼓动下,忽必烈马上和南宋议和,率军奔回老家准备夺权。随后就是蒙古内斗,忽必烈驻军燕京,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占据蒙古高原,双方南北对峙。忽必烈这边既有蒙古兵的强悍,又有刘秉忠等精英智囊的谋划,最终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忽必烈成了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忽必烈
忽必烈登基后,野心不断增大,他不再满足于蒙古和金朝旧地,期望能像历代中原皇帝一样坐拥天下中央,以为正统,但是古语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所以名、言、事、礼乐、赏罚等,就成了忽必烈创建基业的当务之急。
当时蒙古帝国的都城还在今天的外蒙古,离中原太远,实在不像一个入主中原的正统皇朝。所以经刘秉忠主导设计,蒙古人修建了大都北京、中都开平。而后刘秉忠建立了蒙古第一个年号“中统”。1271年,经刘秉忠摘选,他选取了《周易》“大哉乾元”一句中的“大元”二字作为新皇朝的国号,这一年忽必烈颁布诏书,正式建立大元。这个国号完全是儒家味道,淡化了汉人对蒙古政权的陌生感。建都、年号、国号三者齐全,这样一来,忽必烈的帝国算是将名、言、事三者一并完成了。
可更麻烦的是行政机构和礼乐制度。行政机构的改革和礼乐制度的创新,也是新皇朝得到天命的表现。但元朝贵族都是少数民族出身,汉字都认不全,怎么可能会制定行政机构、礼乐典章,所以这么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刘秉忠身上。随后刘秉忠借鉴宋金旧制,构建出了元朝的行政机构,一省、一台、两院,即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宣政院。之后刘秉忠又参与了《元典章》的撰写,《元典章》就是机关单位的办事准则和朝廷礼仪。元朝政府的框架这才算是搭建出来。
文史君说
今天都知道紫禁城是姚广孝设计的,但姚广孝设计的紫禁城也不是平地起波澜,紫禁城的左右对称结构、中轴线分布都是刘秉忠的手笔。北京的太庙、社稷坛也是在刘秉忠设计的基础上翻新的。1274年刘秉忠去世,忽必烈闻之愕然,追谥“文正”,加封三公之一的太师,有元一代,汉人能被封为三公的只有三个,刘秉忠就是之一,可见刘秉忠对大元之功勋。
参考文献
《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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